<轉載自2018年3月7日 台中市長 林佳龍Facebook>
台灣研究基金會黃煌雄創辦人、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中研院吳介民老師及張隆志副院長、在場各位來賓，大家好！
很榮幸參加台研會三十週年的系列論壇。台研會是在1988年由黃煌雄先生創立，台灣解嚴則是1987年；30多年來，台研會跟著時代脈動一同呼吸、一起前進，對於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面臨的各項挑戰，都率先關注、研究，因此促成許多重大改革。這30多年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其實也是台灣主體性建立的過程。
佳龍是跟著台研會一起成長過來的，過程中受到台研會與黃先生很多提攜。1980年代學運風起雲湧時，台研會提供了我們這些學生們知識討論的園地。我們也藉由台研會舉辦的「新生代論文研討會」，得到論文發表及交流的機會；參與該研討會，幾乎是我們這一代台灣研究學者共同的成長經驗。
在美國求學時，佳龍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成立「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並舉辦「北美洲台灣研究年會」，嘗試讓台灣研究國際化。在黃先生的支持下，獲得很大迴響。記得那時許多來自各地的年輕學者，不辭辛勞開著一兩天的車，來到耶魯大學參與年會。多年來，北美洲台灣研究學會不僅幫助許多留學生完成碩博士論文；大家學成之後，也在學術和政治社會的各個領域，發揮重要影響力。台研會有許多貢獻，例如出版全台第一本國防白皮書；孕育出總統直選與憲政改革；以及首次對國民黨黨產進行田野調查等。
台灣主體性的內涵
回過頭來談今天這場論壇的主題，「台灣主體性－從政治、歷史、文化、族群到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黃煌雄先生是這個領域的先驅。早在戒嚴時代，他就投入台灣研究、嘗試建立台灣主體性，並以對蔣渭水與台灣近代史的研究聞名。台研會也是台灣解嚴後，第一個以「研究台灣」為宗旨的基金會；不僅舉辦研討會、出版專書，更深入田野，為台灣學拓荒。奠定台灣學研究基礎的同時，也納入更廣闊的全球視野與人文關懷。
近年來，台灣主體性已經是社會的基本共識。台灣史也從野史走向學術殿堂，不只是中研院，大專院校多設有台灣史與台灣文學系所。台灣主體性的論述，更從通史的層次深化到各地方的文史。台研會功不可沒。
那麼，什麼是台灣主體性？台灣主體性與台灣認同有關，但又不完全等同。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層次：認同（identity）、制度（structure）與政策（policy）。所謂認同，指的是台灣人的意識及認同，特別是我群（we-group）與他群（other-group）的對照；制度指的是形塑台灣主體性的結構與制度，例如總統直選在台灣，不僅促成政權順利和平轉移，並且鞏固以總統為中心的憲政體制，更讓台灣成為華人世界中「民主制度的試驗場」；同時也是華人世界中，唯一真正民主的國家。至於政策，是構成了群體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與社會生活。換句話說，是透過政治關係把人與人之間的利害關係與社會生活體制化。例如本土教育就是強化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推手。而全民健保、年金、長照、托育與勞動等社福政策的推動，背後皆隱含社會主義互助的精神，無形中強化了共同社群之意識，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台灣主體性。
回顧台灣主體性之發展
但是，儘管台灣是一個海島，有明確的地理疆界；但居住在這座島上的人們，究竟具備什麼樣共同的特質、台灣人是誰、從哪裡來、又應往何處去？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到目前為止，都還不算是有非常明確的共識。換句話說，台灣的物質身體與心靈身體並不合拍，這跟台灣的發展歷史有關。
我約略把台灣的歷史區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解嚴以前，從原住民、歐洲人、漢人到日本人，不同族群在這段期間的各個時期到此生活，並留下足跡。而「台灣人」一詞，在1895年以前的漢人移民時代，其實是原住民對閩客漳泉等漢民族的稱呼，是在稱呼「他者」。而漢人移民本來有其母國（中國），但逐漸在地化。日本經過甲午戰爭取得台灣後，將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統稱「台灣人」，同樣是在稱呼「他者」。閩客漳泉族群因此在日本人統治下，被迫快速集體化。
國民黨來台後，由於與台灣的文化落差，加上統治者的偏差心態，導致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特別是二二八，迫使台灣人必需面對自己：「你到底是什麼人？」過去台灣人對中國有想像的母國情懷，但隨著外省人、本省人兩者「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成形，刺激了台灣人的認同與民族意識發展，讓台獨意識抬頭。這個過程，可說是台灣人一次次反抗壓迫，直到希望作自己的主人。如果我們從「國家－社會關係」的角度切入，可以發現不論是日本人還是國民黨，都是透過國家機器，由上而下、從外而內地塑造新族群認同，但台灣社會是由下而上、從內而外地慢慢蓄積自己的社會認同，並且慢慢影響與改變國家的性質。
第二階段是從解嚴前後直到現在，大約30多年的時間。從黨外運動、民進黨成立、解嚴，一直到總統直選，台灣的政治逐漸自由化與民主化，最終在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2016年更是台灣的關鍵轉捩點，不僅是第三次政黨輪替，國會的多數席次更首度由民進黨取得。這段政治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逐步改變了國家的性質。如今，政治轉型已初步完成，社會與國家也有了與過往不同的新關係。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上，隨著三次政黨輪替，特別是本土的民進黨第一次完全執政，可以看到大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逐漸褪去，台灣的社會力已經茁壯到能夠引導國家的走向，使之難以背離台灣人社群的集體思想、情感和意志，台灣主體性也初步確立。
大河理論與大樹理論
因此，我認為台灣人的文化觀或國家觀，是大河理論式的，兼容並蓄、非常包容，百川匯入江海，類似歐美文明那樣。台灣人不排斥原民文化、華夏文化，日本文化或各種其他文化，台語就融合了各種語言，如「牽手」來自平埔族語、「皂文」來自葡萄牙語、「甲」來自荷蘭語、「便當」與「奇蒙子」來自日語。至於「羅漢腳」、「生蕃」、「正港」 、「食飽未」，更是台語獨有的詞彙，承載著台灣的歷史記憶。
在台灣，你要拜巧聖仙師、信奉媽祖、或是做上帝虔誠的信徒，都會受到尊重；我們的美食，小籠包、牛肉麵、滷肉飯、蚵仔煎、肉圓、米苔目，還有米糕，更是融合各地與各個族群的文化。
也正因台灣文化與主體性是兼容並蓄的，很多時候我們其實不能賦予它疆界，甚至因為受到對岸中國的影響，我們有時候也缺乏共識與對話基礎。曾經，國民黨政府成功讓台灣人相信，台灣主體性與台灣認同，應建立在經濟基礎上，「把經濟搞好」才是一切。但經過太陽花學運與2016年全面政黨輪替之後，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台灣的主體性其實建立在公民權及現代國家的權利義務關係上。這應該是世界趨勢，台灣人在華人文化圈中，也走在這股趨勢的最前方。今日，台灣的主體性已確實建立在各層次，可繼續發展，也需要保護。
但是在海峽對岸的中國，主張的卻是大樹理論，從樹根、樹幹、樹枝到樹葉，都屬於自己的根；即使花果落地，已經長成另一棵樹，其主體仍被認為在母樹身上，而不是讓生命不斷有新生命。
未來的課題：與中國的關係
是的，當我們談論台灣主體性，中國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不論我們是否樂意，中國在文化與族群上都與台灣有關，而且在地理位置上相鄰，更是世界級的強權，是「房間裡的大象」；在政治上，中國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將台灣納入治下。這是台灣無論如何都必需面對的課題。
30多年來台灣主體性確立的過程中，台灣歷任的領導者都曾嘗試定位台灣與中國的關係。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主張在1991年修憲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已將國家領土範圍限定於台、澎、金、馬，因此台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關係」。陳水扁總統則提出「一邊一國」，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與中國一邊一國。這是更加強調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馬英九總統上台執政後，則提出「一中各表」，主張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但是對一個中國的內涵，雙方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這是九二共識的詮釋之一，但並不為中國所接受。另一方面，由於對台灣人民「拼經濟」的承諾，在馬總統執政下台灣加速靠向中國，這反而激起太陽花學運並導致2016政權全面輪替。至於蔡英文總統提出「維持現狀」，並且特別強調這需要整個區域所有國家一起來努力，卻受到中國抵制。
從以上回顧可以發現，當我們在談論台灣主體性時，不能把中國因素遮住不看。目前台灣人在談論兩岸關係時，不少人都提出對兩岸關係「應該是怎麼樣」的期待，但卻時常流於在字面上做文章，以致於訴求五花八門，如「兩岸一家親」，但很難說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有多少幫助。我們應該認知到，台灣與中國其實是「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是相互影響與建立彼此的主體性，而且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而身為台灣人，我們未來的目標，便是去影響別人，特別是中共政權。台灣人擁有獨特的地理條件、自然資源、多元文化、中國相近的諸多元素（如語言、飲食、族群），以及傲視亞洲的民主制度。台灣可以幫助中國走向世界、成為世界社群的一份子，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我相信，這是台灣人的課題與使命。我的分享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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