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黨專政」問題的梳理與分析──鄧小平與中國政黨制度

<轉載自2010年12月20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鐵犁>

鄧小平和毛澤東在家世及經歷方面，至少有兩點不同：一是鄧的父親是當時少有的法律專科學校的畢業生，這對鄧的法律意識不可能沒有薰陶作用，而毛的父親則是一位普通的農民；二是鄧早年到過法國留學，晚年到過美國、日本訪問考察，而毛一生只去過蘇聯兩次，未到過西方，兩人的現代化意識不可能沒有差別。

鄧小平早已明確反對「一黨專政」

一、鄧小平在上世紀3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就明確反對「一黨專政」、「以黨治國」和「以黨代政」，主張中共主要應該通過民主政治鬥爭獲得群眾擁護，通過在政權機關中設立黨團來依法指導和監督政權的運行。

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在其控制的區域內建立了由左、中、右三方組成的「三三制」政權。在這樣的政權機構裏，中共的黨員在數量上並不佔多數，那中共又怎樣領導這個政權呢？鄧小平在〈黨與抗日政權〉一文裏回答道：「民主政治鬥爭可以使黨的主張更加接近群眾，可以使群眾從自己的政治經驗中更加信仰我黨。所以，只有民主政治鬥爭，才能使我黨取得真正的優勢。」

「以黨治國」的害處是什麼呢？鄧小平說，它「是麻痺黨、腐化黨、破壞黨、使黨脫離群眾的最有效的辦法。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我們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播到我們黨內來」。

在這篇文章裏，鄧小平毫不諱言由於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國家」，有些共產黨員缺乏民主習慣。例如：把「黨的領導」理解為「黨權高於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隨便改變政府法令。

那麼，我們如何理解「黨的領導」的含義呢？鄧小平說，主要是對政權的「指導和監督」。「指導」是指黨要引導政府按照法定的程序把黨的主張變成法令、政令，然後讓政府依法施政；「監督」是指黨要監督政府的施政措施是否符合法律。「指導與監督」的具體措施和途徑是：

第一，中共在縣以上的民意機關和行政機關中設立黨團，黨團由若干擔任民意機關或行政機關領導人的中共黨員組成，按照法律規定開展工作。黨只擁有命令政權中黨團和黨員的權力，而不擁有命令政權中非中共成員的權力，絕對沒有命令政權機關的權力。

第二，中共的地方組織如果發現上級政府的政令有不妥當之處，或有不適合與本區本縣之處，只能經過政府的黨團提到政府討論，由政府向上級呈報理由，請求改正，但中共沒有任何權力去命令政府中的成員不執行上級政令。

第三，對政府錯誤的法令和一些違反人民利益的事情，絕不能採取非民主的、不正當的方式來解決。

鄧小平認為，絕不能把黨團變成「第二政權」。各種重要問題都要經過政府正式會議討論，黨團沒有超越政權的權力，沒有單獨下命令、下指示的權力，它的一切決議，只有經過政權通過才生效力。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鄧小平堅持了不能以黨代政的觀點。1956年他在中共八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特意強調，黨不可以直接去指揮國家機關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種純粹行政性質的問題提到黨內來討論，混淆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工作所應有的界限」。1989年9月，鄧小平在與一些中央負責人談話時指出：「關於工作方法，我提一點，屬於政策、方針的重大問題，國務院也好，全國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黨員負責幹部提到中央常委會討論，討論決定之後再去多方商量，貫徹執行。」

執政黨要通過選舉，到政權裏面執政，而不能在政權外面發號施令；執政黨要在政權裏面依法施政，而不能隨心所欲。鄧小平的上述主張，是與國際上通行的這些政黨政治原理基本合的。

目前，中共和政權機構的關係總體上就像鄧小平主張的那樣，即「指導和監督」的關係。不過現在改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來表述。「總攬全局」是指中共通過在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等政權機關裏設置黨組，黨組依照法定程序實現黨的主張。「協調各方」是指中共在一些人民團體、行業組織等設置黨組，黨組依照法律、行規宣傳和實現黨的主張。同時明確強調是「總攬全局」而不是「包攬全局」，是「協調各方」而不是「代替各方」，分水嶺則在於是否依法或依行規辦事。

通過三方面來加強監督

二、1949年10月中共成為執政黨後，鄧小平作出了「中共有資格犯大錯誤，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的判斷。因此，要通過中共內部、人民群眾、民主黨派等三方面來加強對中共的監督。

1957年4月8日，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我們黨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我們大量的幹部居於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我們黨應該特別警惕」。此前，他在中共八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還特意分析了中共成為執政黨易犯的兩大錯誤：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

有鑑於此，鄧小平認為要從黨內監督、群眾監督、民主黨派監督等三個方面加強對中共的約束，「有了這幾方面的監督，我們就會謹慎一些，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共產黨員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

遺憾的是，鄧小平的這些設想在毛澤東晚年錯誤的主導下，在改革開放之前沒有得到落實。

民主黨派要做中共的諍友

三、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總結了毛澤東晚年嚴重錯誤的教訓，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合作與監督應該切實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民主黨派要做中共的諍友，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

鄧小平認為，一個人犯錯誤與客觀環境是否嚴峻、個人閱歷是否寬廣、民族有無民主法治歷史傳統、國家各種制度是否健全等多種因素相關，並不僅僅個人品質一項。其中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等許多文章中反覆闡述這一觀點。他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因此，「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這需要認真調查研究，比較各國的經驗，集思廣益，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和措施。」

針對「文革」時期民主黨派名存實亡的遭遇，鄧小平1979年10月在一次講話中重申民主黨派監督中共的必要性，熱誠希望各民主黨派「就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負責地發表意見，提出建議和批評，做我們黨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情辦好」。

針對「文革」時期民主黨派名存實亡的遭遇，鄧小平把原來中共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工作方針，改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以表明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合作型政黨關係的性質。

針對改革開放時期形勢的新變化，鄧小平對民主黨派的性質作出了新的界定。民主黨派過去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到了1956年資本主義經濟關係變化、尤其是進入改革開放之後，民主黨派代表的是誰的利益？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政協五屆二次會議上明確指出：民主黨派現在代表是為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為實現祖國統一服務的愛國者。

鄧小平特別重視從制度上堅持和改進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1989年1月2日，他在民主黨派成員所提的一份建議上批示道：「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1989年中共據此制定並頒布了《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這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綱領性文件。1993年3月，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接受了民主黨派的提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序言之中。

在堅持、改進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同時，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不能實行西方的多黨競爭制度。其理據有：

一是不符合中國的歷史傳統。中共和民主黨派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和後來的反對國民黨專制鬥爭中形成合作與監督關係的，中共領導的多合黨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歷史選擇的結果。西方國家則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

二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有利於中國的穩定。鄧小平反覆說，中國如果發生動亂、內戰，對世界都會帶來災難，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接納戰亂帶來的數億難民潮。中國56個民族和大陸地區之所以沒有發生分裂，就是因為56個民族中和大陸各個地區裏的中共各級組織和民主黨派組織把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緊緊地凝聚了在一起。蘇共一解散、蘇聯就解體的事實說明，瓦解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國就會爆發內戰、國家出現分裂。

三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能夠體現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制度優勢，有利於中國現代化的加快進行。中國原來是一個各方面都比較落後的國家，屬於一個「追趕型」的現代化國家。因此，為了盡快趕上發達國家，中國必須充分發揮國家的強大作用，與企業等社會組織一道和發達國家展開各方面的競爭，以盡快縮小和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容易形成凝聚社會共識、加快發展的合力。而西方多黨競爭制度不利於形成共識、凝聚力量、保持政策的穩定性等。

在中國政黨制度問題上，鄧小平和毛澤東有共同之處，即：不論是從歷史傳統，還是從現實需要來看，他們都認為中國既不能實行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也不能實行蘇聯的一黨制或一黨專政，而應該堅持、改進、完善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但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更注重中共與民主黨派的合作和監督的法制化、規範化、程序化，這體現了他務實的性格，體現了他對古今中外國家長治久安問題的深刻反思。他既繼承了毛澤東，又超越了毛澤東。

但可惜鄧小平無法超越自己的年齡和精力的局限。他未能發揮個人魅力在民主黨派從制度上切實監督強大的中共、民主黨派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等一系列問題上，給出更多明確的方案、方針，這難免會引發一些人擔憂中共會不會驕橫？

但願不會！因為聰明人不犯自己犯過的錯誤，不犯別人犯過的錯誤，不犯無法糾正的錯誤。而誰不願意做個聰明人呢？

穿行於一黨制和多黨制之間——中國現行政黨制度述評

<轉載自2011年1月17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鐵犁>

現在就完全否定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顯然不夠理性和現實。但必須強化這一制度中『相互監督』的功能，切實增強中共防錯、糾錯的能力。

總之，制度無甚大礙，魔鬼在於細節，細節決定成敗。

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不少港人或知之甚少，或不解甚多。本文就此略加闡釋，間附己見，以求教於方家。

一、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

西方多數國家的政黨制度大都是產生於議會的選舉競爭，而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則是產生於過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治鬥爭。目前，除中共之外，中國還有8個政黨（統稱民主黨派），它們是：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成立於1948年1月1日。現在以同原中國國民黨有關係的人士、同民革有歷史聯繫和社會聯繫的人士、同台灣各界有聯繫的人士以及其他人士為聯絡對象。民革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黨員有8.1萬多人。

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成立於1941年3月19日，主要由從事文化教育及科學技術工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目前，民盟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截至2009年底，共有成員20.4萬餘人。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成立於1945年12月16日，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目前民建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成員10.8萬多人。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成立於1945年12月30日，主要由從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目前，民進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成員10.3萬多人。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成立於1930年8月9日，主要由醫藥衛生界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目前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成員9.9萬多人。

中國致公黨。成立於1925年10月，主要有歸僑僑眷中的中上層人士組成，目前在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有黨員2.8萬多人。

九三學社。成立於1946年5月4日，主要由科學技術界中、高級知識分子組成，目前在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成員10.5萬多人。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台灣「二．二八」起義後，由一部分從事愛國主義運動的台灣省人士於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由台灣省人士組成，目前在13個省、直轄市建立了組織，成員2100多人。

上述8個政黨大都是醞釀成長於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們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所聯繫的知識分子，起初他們沒有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張，只是主張反帝愛國和發展民主，後來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制的鬥爭中，逐漸與中共結成了同盟者。1948年4月，中共提出了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1949年1月，各民主黨派和一些著名無黨派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明確表示「願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之資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民主黨派的許多領導人都是民主素養很高的仁人志士，如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等；民盟的張瀾、沈鈞儒、費孝通等；民建的黃炎培、胡厥文等；民進的馬敘倫等；農工黨的鄧演達、章伯鈞等；九三學社的許德珩、周培源等。這些知識精英、專業人士怎麼會和中共走到了一起？原因大概有二：一是當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容不得他們的民主理念，甚至到了要殺他們的頭的地步，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二是當時中共反對一黨專政，主張民主建國的旗幟吸引了他們。翻閱一下他們的回憶錄和後人對他們的紀念文章即可發現，他們當時大都是在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之後，對中共的理念產生了認同；大都是在與毛澤東，特別是周恩來的一系列接觸後，與中共上層人士結為朋友的。所以，周恩來曾經描述這些人的心路歷程是：由民族主義到民主主義、再到社會主義。

二、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內容

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基本特徵有二：一是中共領導、多黨派合作；二是中共執政、多黨派參政。簡而言之，就是合作與監督。

1．「中共領導」的含義

根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領導」是指「帶領」和「引導」，屬於道義上的示範、指引，而不具有「命令」、「支配」的內涵。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對中共的「領導權」是這樣解釋的：「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鄧小平也是在「引導」意義上解釋「黨的領導」的含義的，他說：「確認這個關於黨的（領導——筆者註）觀念，就是確認黨沒有超乎人民群衆之上的權力，就是確認黨沒有向人民群衆實行恩賜、包辦、強迫命令的權力」（《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18頁）。

中共黨內「大法」──《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政治領導的主要內容是：研究、制定和提出國家的大政方針，交給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中的黨組，黨組成員非以黨員身分，而以權力機關工作人員身分，按照法定程序把中共的主張以自己的名義提出，通過立法程式把中共的主張上升為法律；或將一些主張、方針交給國家行政機關中的黨組，由黨組成員以行政機關負責人身分提出，經過行政機關的法定程序，把中共的主張變成政府的政令。《中國共產黨章程》強調中共的政治領導「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

中共「思想領導」的主要內容是：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4條和其他法律法規開展思想道德建設，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中共「組織領導」的主要內容是：依照法律規定和程序，向國家機關推薦幹部候選人，由國家機關依法選舉或決定產生；通過發揮各級組織和黨員的作用，貫徹落實中共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一些法國記者詢問國務院當時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為什麼能夠取得較好效果，而同樣的政策卻不能在法國取得較好效果時，朱鎔基回答道：我有一個你們法國沒有的優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我一決定要搞宏觀調控，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就馬上配合我行動起來。而你們法國的總統、總理往往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黨，地方政府的長官也分屬不同的黨，常常是各自為政，各持己見，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當然就要打折扣了。

2．「多黨合作」的內容

第一，中共同各民主黨派進行政治協商。根據憲法慣例，中共和各民主黨派要遵守「協商於決策之前」、「協商於執行之中」、「協商於事終之後」等三大原則。

從目前的實踐來看，中共和民主黨派的政治協商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中共同各民主黨派的直接協商，二是中共在人民政協裏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

中共同各民主黨派直接協商的主要形式是：中共邀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民主協商會；中共主要領導人根據形勢需要，不定期邀請民主黨派領導人舉行高層次、小範圍的意見交換會；中共委託有關方面向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代表人士交流重要情况，討論某些專題；除會議協商外，民主黨派中央還可就國家大政方針及其他重大問題向中共提出書面建議。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中央直接協商的主要程式是：中共中央根據年度工作重點，研究提出全年政治協商規劃；協商的議題提前通知各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並提供相關材料；各民主黨派中央組織相關人員閱讀檔，調查研究，對協商議題進行集體研究後，提出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認真研究民主黨派中央、無黨派人士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對重要意見和建議的採納情况及時反饋。

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協商，是政治協商的另一重要方式。人民政協由34個界別組成，民主黨派是其中的重要界別。各民主黨派在政協的各種會議上以本黨派名義發表意見，開展視察、提出提案、舉報、反映社情民意以及參與調查和檢查活動。

第二，各民主黨派通過在各個國家機關中擔任一定職務，直接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民主黨派成員在各級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及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均佔有一定數量。他們參與憲法、法律和地方性法規的制定和修改，參與選舉、決定和罷免國家和政府領導人，提出議案和質詢案，參與視察和執法檢查工作。

在行政和司法機關裏，截至2006年底，擔任縣處級以上職務的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共有3.1萬人，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務院部委辦擔任領導職務副職18人，有2人分別擔任國務院科技部、衛生部部長職務。

3．「互相監督」的內容

協商即包含監督。各民主黨派通過和中共的直接協商、在政協裏的系列活動等途徑，參加中共和政府組織的調查和檢查活動，或擔任司法機關和政府部門特邀監督人員等方式，參加中共和政府組織的對領導幹部的民主測評和民意測驗，對中共的幹部人事變動建議，法律和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執行，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為政清廉等方面，依法、依章監督。

各民主黨派的經費由財政保障，編制獨立，有自己的報刊和出版社。這為其行使監督權力奠定了基礎。

三、對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優劣分析

世界上目前主要有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兩種政黨體制類型。

關於一黨制的優點，美國亨廷頓認為，在走向現代化的國家，一黨制往往比多黨制更能保證政治穩定，有穩定的社會秩序雖然不一定就有民主，但若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則斷然不會有民主的正常運行。關於一黨制的缺點，無疑是它容易帶來專制和腐敗。

關於多黨競爭制的優點，一般都認為是它有利於相互監督和推動政策創新，其缺點則是政策不連續，特殊情况下容易導致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對立。

內地主流意見認為，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是介於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之間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體制。它試圖既吸收一黨制的優點——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社會的穩定，又吸收多黨競爭制的優點——推動相互監督和政策創新；既避免一黨制的缺點——專制和腐敗，又避免多黨競爭制的缺點——不穩定、不連續。它在歷史中形成，又鬼使神差地適應了中國正在走向現代化的現實需要。

關於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優點，內地主流意見認為，它有利於發揮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制度優勢。就這一點，美國前國務卿賴斯也曾說過，她從價值理念上雖然不能認同中國的這套制度，但從中美的政治實踐來看，她不能不承認中國的政黨制度比美國更能做大事，能促進經濟和社會更快發展。因為在這種政黨制度下，中共是執政黨，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大家同舟共濟，沒有根本利害競爭關係，所以能「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這頗為適合厭倦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文革」生活的民眾心理。

關於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缺點，內地有些人認為，它防錯、糾錯的能力目前還比較弱。一個突出表現就是對一個地方的「一把手」的監督不夠有力，甚或出現「上級監督不到，同級監督不了，下級監督無效」的情况。坊間流行的「老大難、老大難，抓了老大就不難，老大抓了也不難」的民諺，反映了幾千年相傳的「青天」意識，這恰巧說明了目前過度依賴清官，而不依靠制度的窘境。

因此，現在就完全否定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顯然不夠理性和現實。但必須強化這一制度中「相互監督」的功能，切實增強中共防錯、糾錯的能力。

總之，制度無甚大礙，魔鬼在於細節，細節決定成敗。

子彈與「奧步」是如何的侵蝕民主

<轉載自2010年12月9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11月22日，五都選舉前的最後一黑夜，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之子連勝文，遭受槍擊，子彈從左臉頰射入，從右太陽穴貫穿，事件震動全台，最後亦改變了選情。

據報道，選前最後階段，藍綠雙方內部的民調都顯示在新北市，民進黨的蔡英文已經超前國民黨的朱立倫三到四個百分點，連國民黨的選戰顧問趙少康與民調專家丁庭宇都曾表明朱已明顯落後於蔡，但就是這粒子彈，讓藍營支持者驚動之後，化悲憤為力量，紛紛四出為國民黨催票，最後朱反以11萬票之差勝出。

當然，台灣民眾對選舉前夕的子彈，絕對不會感到陌生。6年前，2004年總統大選，原本連戰、宋楚瑜這對國親配在選情上穩佔上風，但投票日前夕，發生了民進黨的陳水扁和呂秀蓮遭受槍擊的「319槍擊案」。當兩人在阿扁家鄉、民進黨大票倉台南掃街拜票時，兇徒對他們開了兩槍。兩粒子彈，其中一顆穿過汽車擋風玻璃後擊中副總統呂秀蓮膝蓋，另一顆則擦過陳水扁腹部，事件震驚全台，最後亦改變了選情。結果，兩粒子彈，讓阿扁以不到3萬票（25,563票，0.2%）絕地大翻盤。連、宋視之為選舉大陰謀，最後憤而提出「選舉無效」之訴訟。

熟悉台灣選舉的朋友，都一定聽過「奧步」這個名詞。它源自閩南語「澳小步」，是陰損，下三濫的意思。引申到「選戰」中，就是出陰招「撈選票」的意思。

台民眾對出現奧步已司空見慣

台灣民眾對選舉前最後一刻，出現這些所謂奧步，讓選情出人意表的大翻盤，似乎已經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在最後一刻左右選情的，不僅是子彈，也可以是錄像帶。

「走路工」事件：2006年，高雄市長選舉，受民進黨尤其是總統陳水扁的連串貪腐事件所牽連，就連票后陳菊也選情吃緊，命懸一線。12月8 日，投票日前夕，陳菊的競選總部在晚間公布影像，控訴對手國民黨的黃俊英發放「走路工」（買票錢）賄選，12月9日，阿扁在投完票之後，更火上加油的說：「竟然有政黨所提名的候選人，在最後一夜涉嫌發放走路工，來變相賄選。」影射黃俊英賄選，讓事件進一步發酵。結果，陳菊最終以1114票（不足0.2%）險勝。黃俊英控訴對手「誹謗」，栽贓嫁禍，並因票數如此接近，提出「選舉無效」之訴訟。

錄音帶一樣可讓選情翻盤

不僅是錄像帶，甚至只是錄音帶，一樣可以讓選情翻盤。

「外遇錄音帶」風波：1998年，也是高雄市長選舉，由國民黨時任市長吳敦義對民進黨的謝長廷。該市市議員陳春生，掀起了一場「外遇錄音帶風波」，雖然在選舉期間，「外遇錄音帶」有台灣大學語言所副教授江文瑜聲稱其為真實，但事後經檢察官送美國實驗室鑑定，再經法院調查，證實該錄音帶純屬偽造，陳春生因此被法院判刑6個月。陳春生後來供出，錄音帶是謝長廷交給他的。但謝長廷已經成了「過海神仙」，以4565票些微差距勝選對手。

民主本來是一種制度安排，那是透過選舉這種和平程序，而非武力推翻這類流血方式，又或者宮廷政變等陰謀詭計，來攫取和交接政治權力，這也是政治變得文明的象徵。當各方政治勢力都接受了以選票一決雌雄這個共識，並對結果處之泰然，不會動輒「反」，那就可以避免很多惡性糾纏和冤冤相報，讓政治慢慢步上制度化。

但如今台灣的問題是，如果每次選舉都出現類似的戲劇性大翻盤，而事後又或被視之為對手使出的「奧步」，是對方操弄選情的陰招，那麼選舉的公信力將大減，大家再不會對選舉結果心悅誠服，視之為人民的抉擇，反而在深深不忿的情下，盤算如何可以「你做初一，我做十五」，選戰將會慢慢偏離規範化的競爭模式，鋌而走險，那麼，民主的光環將日漸褪色，公信力日漸受損。

 

那不單只不是台灣人之福，台灣作為中華大地的民主先驅，亦會立下一個壞的先例，讓海峽兩岸四地的民主幼苗，同樣遭受打擊。

是檢討強積金的時候了

<轉載自2010年12月8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今年12月是強積金推行了10周年的日子，10年是一個特別的回顧期，趁此我們好好的審視強積金的成效，也可對目前強積金不足之處加以指正。

四方面最為人詬病

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主要在四方面：（一）強積金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保障；（二）強積金的收費水平過高；（三）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四）強積金可以和僱主的長期服務金對冲，以致「打工仔」的保障下降。

首先，強積金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退休安排，而變成僱員的唯一退休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對退休保障的倡議，退休保障有5個支柱，其中包括政府援助、強積金、家庭支援、個人安排和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即綜援）。而從上述的倡議退休方法中，強積金只是其中一環，而在香港的情况，由僱主和僱員每月合共供款最多只有2000元，在數目上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批評強積金保障不足，其實只是點出了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除非每月的供款都可以大幅跑贏通脹，否則強積金無可能足夠退休所需。舉例來說，假如供款是每月2000元，而供款期是40年，年度回報率是6%（稍為高於積金局公布的股票基金回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為398萬元，若通脹是每年3%的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只是等於現在的120多萬元。讀者大可猜想，在現時百物騰貴的香港，拿着100多萬元的退休金其實不可能安度退休生活，所以積金局一直提倡強積金只是眾多退休安排之一，市民要在強積金外為自己多加打算，例如增加自願的積金供款。在這方面，政府實在要提供誘因，讓市民自動自覺的為自己的將來計劃，例如恰當的稅務優惠，是可以將部分人的供款提高，對日後社會退休支援上的壓力也可紓緩。

啟動半自由行 政府取態是關鍵

關於強積金的收費問題，其實有兩個大家忽略的資料，其一就是在實行強積金的初期，為了吸引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所以「默許」服務提供的機構收取較高的手續費，以給它們早點回收成本，這在實施初期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要增加選擇給僱主和僱員，就需要提供誘因給服務提供機構，所以單方面說它們收費過高，而沒有把歷史因素計算在內，其實並非完全公允。當然，10年過去了，積金服務提供機構的成本也回收了，這個收費自是要檢討了。

還有，就是所收費用中也全非是基金經理所收，當中有一部分是信託人和其他監管收費，如果在不影響監管水平的情况下，可以簡化一些程序，所節省的也會令成本下降，最終也會令大眾受惠。在廣義一點來看，如果強積金半自由行，又或是全自由行可早點啟動，那麼收費自必因市場力量而下降，在這方面上，政府的取態是關鍵的。

對冲機制合理性應拿出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是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有意見甚至說香港為何不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中央公積金去取代強積金，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有最低的回報保證！但若實行中央公積金，這會直接和投資界爭奪退休市場這塊大餅，也和香港一直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概念相抵，因為當強積金變成中央公積金時，那麼現在建議中的醫療保險也會變成中央強醫金，再下去政府所包攬的便會愈來愈多，這又是否好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供款比香港高，以35歲至50歲的勞動人口為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僱主供款佔15%，僱員供款佔20%，相對香港的5%高很多，市民又是否會接受較高的供款？如果不提高供款額，又要設下一個投資回報保證，這又是否含有由公帑補貼的成分？

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和長期服務金的對冲機制，這個機制目前看起來是對員工不利，因為若和長期服務金對冲，僱員所得的退休保障便會下降，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在10年前要通過強積金時，適逢香港經濟不景，為了讓僱主放心，也好令反對聲音減少，所以才會有這個對冲機制。10年匆匆的過去了，當時的情况已和現在的大大不同，以前擔心強積金增加勞工成本，對香港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的顧慮已沒有以前般大，對冲機制的合理性是應該拿出來討論。

趁強積金10周年慶，也是時候去審視強積金，不是說要撥亂反正，但理順一些強積金的運作，卻是應有之義。

台灣民進黨上台又如何？

<轉載自2010年12月7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 吳康民>

台灣五都選舉已經落幕，表面上國民黨以3﹕2佔先，但選票卻少了40多萬票。有人形容國民黨是慘勝，就是說民進黨的支持度有所增加。馬英九政府上台兩年多來，紕漏甚多，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特別是馬英九個人，聲譽日降。人們都認為，兩年後的台灣「總統」選戰，國民黨凶多吉少﹗

如果兩年後台灣又是政黨輪替，民進黨上台，兩岸關係怎麼樣，北京對台灣的政策有否改變，民進黨對大陸的態度會否改變，這是大家都十分關切的問題。

賈慶林的放話

今年3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政協工作報告中說，「要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不斷擴大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識、各界人士和民眾的交往。」我當時認為這是北京有意向民進黨放話，說「擴大」，便是要擴大到國民黨外，這主要便是對民進黨了（見拙著《闖進政治禁區》第277頁，天地圖書公司11月出版）。

因為北京和國民黨、新黨等領導人的交往已經十分頻繁和普遍。過往當民進黨當權之際，由於陳水扁的台獨言論和行動，使北京與民進黨的交往處於絕緣狀態。但當民進黨下台以後，深綠的高雄市長陳菊，也曾到北京活動，呂秀蓮也多次表示願意訪問大陸。

這一次的五都選舉，民進黨一反常態，並不打統獨之爭、藍綠之爭牌子，卻主打民生和市政建設等議題。令人感覺到是他們策略的改變，也是順應台灣民心領略到兩岸關係緩和合作的好處。如果一味宣揚「台獨」，一味反對兩岸合作，將會失去大量選票。

民進黨改變策略

由五都選舉結果來看，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國民黨選情未可樂觀。如果這兩年內國民黨再有失誤，領導地位將會難保。人心思變，民進黨的選情可能看高一線。

蘇貞昌在他的競選標語中說﹕「遠見的基礎是實踐，能實現的才是政見，不能實現的是空頭支票。」可見他十分重視現實，也深知「台獨」是不能實現的，開這樣的「空頭支票」反而影響選情。

蔡英文在他的競選單張上強調，「政治人物的責任就是要帶給人民幸福」，「幸福其實很簡單，就是照顧好市民周邊的大小事」。她把責任和人民幸福掛，說要管的便是市民周邊大小事。她不談市民周邊以外的事情，相信市民也不太關心這些。這些頭面人物，轉變風向，的確是順應台灣民眾的切身要求，不想用統獨之爭來擾亂選民的視線。

民進黨這一次選舉改變策略，是他們聰明之舉。正如新黨秘書長李勝所說，「台獨」思想並不是台灣所固有，並不是歷史的主流。台灣400多年來都是中國的屬土，台灣人大多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只是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蔣介石統治時期，才出現所謂「台獨」言論。「台獨」是蔣介石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逼出來的。如果大陸表現出來的是「魅力」而不是「威力」，台灣人民是接受兩岸統一的。

現在台灣人接受維持現狀，就是要等待大陸的「魅力」，這一點值得北京當局深思。

兩岸關係不能倒退

 

即使民進黨上台，相信他們也不可能扭轉當前兩岸交流交往、經濟互利的局面，實際上，他們也只能維持當前馬英九政權的大陸政策，不可能大幅倒退。而北京方面，也不會來個急轉彎，相信會與民進黨打交道。這便是賈慶林早前放話要擴大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交往」的原因。

民進黨輸市長位贏得票 馬英九連任機會亮紅燈

<轉載自2010年11月28日 明報 社評>

台灣五都選舉，國民黨保住了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市長之位；南台灣的高雄市和台南市，則由民進黨繼續執政，台灣政治版圖的北台灣藍天、南台灣綠地的格局基本未變。總的而言，國民黨可算小贏，但是若論總得票數，民進黨卻贏了國民黨，使這個被視為2012年總統選舉前哨戰的五都選舉，給國民黨敲響了警鐘，兩年後馬英九能否連任，泛起不明朗變數。

國民黨得票大幅流失 民進黨棄扁後迅速復元

國民黨在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所得總票數，較民進黨多約30萬票，但是民進黨在高雄和台南兩市，得票較國民黨多約70萬票，即是民進黨贏了約40萬票。其中，台中市的胡志強雖然勝選，但是4年前他勝對手19%選票，今次只以約3個百分點選票贏蘇嘉全，顯示選票大幅流失。五都人口約佔台灣總人口六成，以此檢視2012年總統大位的爭奪，馬英九肯定不能高枕無憂。2008年3月，馬英九以狂風掃落葉姿態得765萬票當選，以221萬票大勝民進黨的謝長廷，但是馬英九執政兩年半，數字上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

馬英九帶領國民黨重奪政權，氣勢之盛，可謂一時無兩，在立法院，國民黨擁有可以主動提出修憲的壓倒性議席優勢；另外，兩年半以來，兩岸關係緩和，交往熱絡，不但外交息兵，大陸給台灣讓利，島內有人因而提出「買台灣好過打台灣」的說法。事實上，台灣的經濟境況，馬英九當政後確有明顯改善，例如今年的GDP增長接近10%，乃21年以來最高，失業率則低至約5%。

可以說，國民黨重奪政權盡得天時、地利、人和優勢，但是如此大好形勢和經濟取得實質成果，國民黨在五都選舉卻選得那麼辛苦，原因除了兩年半來一些施政缺失，使得不少人失望以外，可能也折射出台灣「這本書」確實十分深奧，很難讀得懂。例如陳水扁之子陳致中，是貪腐扁家洗錢的CEO、法庭判定他確曾召妓，這樣的人參選，在先進民主國家不可能當選，但是陳致中參選高雄市議會以高票當選，南台灣民的是非、價值觀究是如何，難以理解。

民進黨迅速復元，與他們拋棄陳水扁的極端路線，採取中間路線，爭取中間、特別是年輕選民有很大關係。這次選舉，民進黨不再祭起過去萬試萬靈的族群和統獨牌，轉而大打民生牌，台北市的蘇貞昌以行人路的坑坑窪窪大做文章，親自上陣拍電視廣告，為穿高跟鞋的女士請命，藉此暗諷現任市長郝龍斌的市政漏弊。所以，五都選舉被認為是10多年來最不激蕩人心的選舉，這次選舉予人「冷」的感覺，源出於此。民進黨今次隱藏獨派身段，以中間路線示人，與其說是他們與陳水扁切割重生的選擇，毋寧更是台灣客觀情勢使然。

當然，目前不能說民進黨已經「棄獨」了，客觀情勢迫使民進黨在「獨」方面要作策略性退卻，說明兩岸的良性互動，正正是遏抑台獨的良方。五都選舉之後，台灣政治版圖基本不變，相信台灣的大陸政策、大陸的台灣政策也不會改變，會繼續按先易後難的方針和步調發展下去。大陸與台灣加強交往，即使是民間往還，客觀效果壓縮了台獨的空間，這是過去兩年半所見的明顯轉變，值得大陸當局注意。

另外，這次選舉，對於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來說，應該感觸良多。台灣選舉史上發生的兩次槍擊事件，都與連戰有關。2004年，連戰與宋楚瑜雙劍合璧，挑戰爭取連任的陳水扁，連宋在民調領先，但是居於劣勢的陳水扁在投票前夕，憑兩顆子彈翻盤，是為「3‧19槍擊案」。當晚連戰與宋楚瑜冒雨在凱達格蘭大道靜坐，身後拉起兩條橫幅，上書「不信真相盡成灰」和「不怕公義喚不回」，他們寄望有人挺身而出，揭發箇中秘密，最終「正義之士」並無出現，連戰在大好機會下，輸給陳水扁肚皮的中彈傷口，與總統大位擦身而過。

前晚，連戰的長子連勝文替藍營候選人站台時，被人槍轟頭部，幸好子彈未射入腦，連勝文得以保住性命。行兇者是黑道中人，聲稱「認錯人」，他要對付的是那個市議員候選人。這個說法使人難以置信，黑道中人若尋仇，會在大庭廣公然行兇？所以島內一般認為，這次槍擊連勝文是另有目的。

6年第二宗選舉槍擊案 台灣民主蒙大污點

這類槍擊案，真相可能是永遠的謎，根本無從知曉，但是連勝文捱一槍的客觀效果，島內一般認為使藍營支持者產生危機感，具有催票作用，昨日投票的人，有多少是那一槍催動的，也是無法知曉，不過，選前民調叮噹馬頭的台北市，結果是郝龍斌以約15萬票的優勢擊敗蘇貞昌，有點出乎意料之外。這一槍是否如2004年那一槍使選情翻盤，永遠無人知道，但是連戰與兒子連勝文被選舉槍擊案追隨，卻是事實。

選舉發生槍擊，是最惡質暴力事件，台灣6年內發生兩宗投票前夕槍擊案，無論動機、目的為何，對於台灣的民主都是重大污點，也損害了台灣的形象。若台灣在選情繃緊之時都有槍擊案，這樣的選舉還有什麼意義？

吳康民﹕台灣觀選記

<轉載自2010年11月24日 明報 論壇版>
為了解台灣政情，花了4天時間，專門去台北體會當前極具關鍵意義的「五都選舉」。

4天之中，馬不停蹄，心無旁騖，爭分奪秒地想方設法了解得多一點。一共3晚分別去現場看國民黨、民進黨、新黨的造勢晚會，聽足全程的馬英九、郝龍斌、蘇貞昌、郁慕明、許歷農的煽情講話。訪問台灣立法院，聽國民黨立委洪秀柱介紹選情，訪問新黨總部，聽秘書長李勝峰的報告，另聘請名嘴、政治評論員馬西屏作近3小時的報告，還到政治大學和政治系主任郭承天及其他師生座談。「節目」都擠得滿滿的，說深入了解，當然談不上，但感性認識是多得多了。

選舉氣氛 似乎表現理性

綜觀這一次的台灣選舉氣氛，似乎「理性」得多。第一，沒有什麼暴力語言和行動，顯出尖銳衝突，只見各有各的競選造勢﹔第二，沒有街頭的遊行拜票，市面除了選舉人的旗幟外，不見有競選人的宣傳車﹔第三，沒有強調統獨之爭，也不見有提及藍綠對決，只是揭對方執政之短，揚自己領導之長。

看來，這是一種選舉策略，目的在爭取中間選民。也許這些政客深知選民已經厭倦了那些可看不可吃的政治路線之爭，而要求執政者能給平民老百姓更多的實惠。因為藍綠的基本盤已經十分清楚，關鍵的選票在於過去對政治有厭倦症的中間選民。台灣人說，這一次的選舉有點「冷」，就是說過去的那一套打打殺殺的過激行動已經不靈光了，選民們要求的是能給實際利益的政黨和政治人物。

3﹕2 誰得3席？

各方面的估計，這一次五都選舉，將是一個3﹕2的結局，問題是藍3綠2還是藍2綠3。如果是1比4，藍營只得一都取勝，那國民黨的政權就基本上完蛋了。因為往前的幾場選舉仗都打輸了，加上這一場，2012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還能贏嗎？

但看勢頭，看國民黨在士林夜市的一場造勢晚會，是我們看到的3場晚會中最人多勢眾的一場。馬英九和郝龍斌在幾千人的集會上的長篇講話，會場並不吵鬧，居然秩序十分良好。當然，馬和郝的講話都十分煽情，他們屢經鍛煉，都是善於煽情的演講家。比起香港來，香港政客的演講水平要遜色得多了。

蔡貞昌也不弱，他有調查研究，專揭台北市政建設的毛病，強調求變。學足奧巴馬的「改變」口號，說應該有一個「新團隊」，一個「新力量」。在台下的，年輕人較多，像香港的社民連一樣。所以他們的競選晚會有更多的搖擺樂隊。

新黨是一個小黨，成員更多的是一些過去不滿國民黨的老黨員，在李登輝時代脫黨建立的。他們標榜「理性批判，良性制衡」，但顧全大局。在那個選勢晚會上，雖為他們的市議員參選造勢，但更多的還是撐郝龍斌。郝原也是新黨的，據郁慕明說，許多政治明星都是新黨「送回」國民黨的，這是漂亮話。俗話說「西瓜靠大邊」，新黨太小，前途有限，李登輝下台後，不少人便「回歸」了。

對馬英九頗有微詞

郁慕明的講話也頗有分量，既顧全大局，為國民黨的郝龍斌站台，也不滿國民黨搞周日（21日）的大遊行。發言之中，對國民黨的種種，頗有諷刺意味。

無論是新黨的秘書長李勝峰，還是政治評論家馬西屏，都對馬英九有相當尖銳的批評。這些親藍的政治人物，都不免公開流露出對這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不滿。他們說﹕「馬英九沒有朋友」，可見人們對他的「責之切」。他們所說的馬英九左搖右擺，一心想做「全民總統」，有很強烈的政治潔癖，優柔寡斷……等等，我們都知道。但對台灣藍營無可奈何地讓他當頭，又對他十分不滿的程度，卻是在這一次訪問中才了解得更深刻的。究竟是馬英九提高國民黨的選情，還是拖低國民黨的選票，這個問題很難說。在這場選舉中，國民黨的團結程度如何，是不是同仇敵愾，我們也沒有深入的了解。可以肯定，國民黨和民進黨內，都是有派系的，在這場選舉中，也各有各的盤算。這是他們的深層次的問題，不是三幾天便可以了解的。

據說台灣的賭博盤口是影響選情的因素之一。全島大約有超過30億台幣的賭盤，可能影響選舉的勝負。是不是這樣，只有熟悉內情的才會知道。

候選人學歷高又迷信

有趣的是台灣政壇的候選人的學歷都很高，不僅是大學畢業，碩士、博士的都很多。郝龍斌、朱立倫是博士，連他們的夫人都是。郝夫人高閬仙是美國麻省大學生化博士﹔朱立倫夫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但這些大政客也最迷信，參選之前都要求神拜佛，都要去保安宮參拜，到行天宮祈福。去年郝龍斌要辦聽障奧運，茹素兩周，祁求平安﹔陳菊是基督教徒，但胸口總掛着佛像，常常去拜媽祖。

這次在台考察期間，適逢台灣跆拳道選手楊淑君出賽被判犯規事件，台灣輿論一面倒鬧得天翻地覆，全民似乎都陷入歇斯底里的精神狀態之中。選戰中也就打這個楊淑君牌。綠營總要站在道德高地，一是說馬英九政府反應太慢，再說馬英九政府對付大陸是軟腳蟹，把矛頭針對兩岸關係。馬政府倉忙應戰，又是表態，又是要去機場迎接楊淑君歸來，又說要全力照顧她。本來國際比賽中，裁判不公或有爭議的事件有的是，為什麼一涉及台灣選手就出現如斯歇斯底里的情緒﹖

一方面是台灣人是有一點「受迫害」的悲情思想，一件小事很容易被放大。另一方面是當前一切為選情服務，一有機會就借題發揮，極盡煽情能事。

選舉結果周末揭曉

此次在台，雖然短短4天，但焦點集中，倒也收穫不少。選舉結果，周末便可揭曉。不過我們活動現場在台北，此地畢竟是藍營佔優，也許影響了看法的傾斜。下次如有機會去高雄等綠營集中之地觀察，相信判斷會更為全面些。

懷念放叔

相信有留意這個Blog的Blog友都知道，我對台灣政局及兩岸關係一直很有興趣。今天跟大家談一談我的啟蒙老師 – 黃文放(放叔)。

放叔在退休前一直在新華社(現稱中聯辦)工作，時間長達40年。他長期處理對台工作，離職前是新華社台灣事務部部長。退休後便在明報及經濟日報寫專欄，並出席論壇、講座、電台及電視節目，暢論中、港、台、澳的時事。

由於家中一直閱讀明報，加上我從預科起便閱讀經濟日報，我一直是放叔的讀者。每天透過放叔的專欄與他神交。直至1999年，放叔以講師的身份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主講「現代中國五十年」，我便有幸成為放叔的學生。

每一課都有特定的主題，當放叔說到一些有趣的歷史故事時，課室內便響起陣陣笑聲。課堂上沒有提供筆記，但大家仍十分留心地一邊聽一邊記下重點。回家後我便用單行紙做筆記。

記得大多數課堂均超時，放叔總喜歡以：「結束啦!好嗎!」來結束課堂。雖然已下課，但仍有很多同學留在課室內與放叔繼續討論。那時距離2000年台灣總統選舉只餘兩個多月，放叔曾說由於李登輝是一個本省籍總統，加上台灣本土意識與日俱增，台灣人不會容易接受選外省籍的候選人作繼任人。

2000年5月20日，民進黨的本省籍候選人陳水扁在台北凱達格蘭大道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

我很敬佩放叔的開明思想，放叔是少數在香港公開承認黨員身份的共產黨員，他的開明思想令他的言詞與其他內地官員有明顯不同*。例如香港政治，他鼓勵北京與民主黨接觸。在兩岸關係，他強調統一的根本問題在大陸，統一只能水到渠成，絕不能在台灣沒有宣佈獨立的情況下武力攻台。

也許受放叔的影響，我在過去十年一直留意台灣的政治及兩岸關係的發展，看台灣政治新聞、書刊、評論文章及電視節目，已成為我的工餘及假日節目。每次看有關的新聞時，我均會想起若放叔還在他會有何看法。

雖然在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間，兩岸官方關係停滯不前，但民間的交往卻有增無減，而大陸對台工作的手法也更柔性及自信。特別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迎來了最為穩定的合作關係，過往數十年一直爭取的兩岸三通、結束外交戰及全面的交流均己一一實現。

縱使大陸的領導人希望早日統一，但並不急於馬上統一。在現階段要台灣人接受「一國兩制」是不大可能，同樣地要大陸領導人接受以「邦聯制」統一台灣亦不大可能。期望兩岸的領導人繼續務實地和平協商，在先易後難下累積互信和善意，讓兩岸最終達成「兩岸軍事互信」及「政治地位協定」等高難度的複雜議題。

放叔的離世讓我失去了一位良師。

懷念並沒有時間限制。

謹以此文悼念放叔離世十年。

放叔，後會有期。

*■         「兩制」統一於「一國」之中，有其同一性，也有其矛盾性。否 認「兩制」之間存在矛盾，並不實事求是。

■ 周恩來總理六八年跟我單獨談了五個半小時，他送我十六個字，「待人以誠，立言於信，服人以理，不卑不亢」。這是我終生受用的「十六字訣」。

■ 陳水扁的「五二○」演說，我概括為十二個字，「似獨非獨，獨而不宣，以拖待變」。

■ 我的一生，無非是做兩件事，一件是利用香港和收回香港；另一件是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統一大業。

■   香港回歸所完成的，只是領土、主權的回歸，人心並未回歸，我感到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 劉千石的政治取向，我從來都不認同，但是，總不能因的政治取向為中方反對，就連探視母親的權利也被剝奪吧，何況是個九十高齡、重病在身的老母親﹖

變本加厲打壓人民 內地官民矛盾尖銳 社會增不穩定因素

<轉載自2010年11月11日 明報社評>

三鹿毒奶受害人組織——「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被判重囚兩年半，此案較諸劉曉波被以言入罪，性質更為惡劣。因為劉曉波還可能涉及衝擊中共的統治地位，趙連海是毒奶品受害者，聯同其他受害家長爭取權益，動機單純，不涉政治。現在的判決，把趙連海塑造成為當局以龐大國家專政機器，欺壓人民追究政府失政的個案，顯示內地以維穩之名遏制人民，變本加厲，內地官民矛盾將更趨尖銳，社會所潛藏巨大不穩定因素，使中國的發展前景蒙上一抹厚厚陰影。

趙連海爭權益不涉衝擊政權 內地藉維穩之名欺壓良民

趙連海被控告「尋釁滋事」罪名，根據內地《刑法》例，「尋釁滋事」是指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毆打傷害無辜、肆意挑釁、毁壞財物、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由此看來，「尋釁滋事」所指，應該是一些無厘頭「搞搞震」所為。趙連海的案情分兩部分：首先，關於毒奶品事件，無論他就此組織受害家長爭權益，在街頭接受記者訪問，導致途人圍觀，本質上都是受害者爭取權益的行動，控之以「尋釁滋事」，極其牽強；其次，他協助一名安徽上訪、在看守所被強姦的女子維權，此乃確有其事，並非無事生事，與「尋釁滋事」搭不上邊。

所以當局檢控趙連海，實質是無中生有，羅織罪名，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目的只是要制止趙連海繼續為「結石寶寶」爭取終身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而非他真箇有什麼犯罪行為。以趙案的經過和北京大興區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書，若原原本本交由人民公評，相信不少人民對趙案的處理和判決，會不敢苟同和質疑，不過，內地當局有膽量放開管束，讓人民公開評論此案嗎？

趙連海被判刑，肯定是冤案。內地當局以無厘頭罪名控告趙連海，相信要傳達殺雞儆猴信息，威嚇其他毒奶品受害家長，若繼續追究下去，就會遭到懲處。中共的龐大強橫專政機器，老百姓在它面前，當然極度渺小，也絕無抗衡之力，不過縱使被趙連海的遭遇嚇怕，善良的受害家長變得噤若寒蟬，但是他們會心服嗎？人民對專政機器的胡作非為，公道自在人心，又怎會真心接受？

趙連海於去年11月上旬被拘留，今年3月30日審訊，歷時7個多月才判決，其間有些什麼考慮，外界無從得知，不過，有分析認為，正值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內地全面封殺此事的影響，對社會的控制全面收緊，此際重判趙連海，不但可以結案，還向外界傳遞所謂「司法主權」的信息。若這個分析符合事實，則趙連海就成為政治考慮的犧牲品。

以往，內地審訊或判決具爭議案件，都會顧及國際觀瞻，或避開領導人的外事活動，以減輕壓力，不過，這次判處趙連海，內地好像已經不再這樣考慮。昨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正在北京訪問，國家主席胡錦濤即將前赴韓國、日本，分別出席G20峰會和亞太經合會議，以過去的行事規律，絕不會在此際重判趙連海，以免中國人權問題被突顯出來。

從趙連海的遭遇，說明內地當局不再顧忌。中國經濟亮麗，外匯儲備豐厚，全球經濟有求於中國，若因此使內地當局信心爆棚而我行我素，則經濟發展不但未能使中國人享受更多、更大的自由，反而成為高壓統治的轉化劑，則經濟成果對人民福祉帶來什麼意義？實在十分悲凉。

內地當局對付趙連海，表面上顯得自信滿滿，骨子裏卻是虛怯的表現，因為此事反映當局對人民的恐懼。今年9月，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發表《走向社會重建之路》的報告，提出「社會恐懼症」的概念，認為當局與民衆對於獨立於權力和市場的主體社會，都心存恐懼，致使主體社會一直未能建立起來，而掌握權力的當局，對社會的恐懼表現為限制和打壓。

從劉曉波、調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的譚作人，到為自己爭權益的趙連海，這3件事性質不同，內地當局對於劉曉波的《零八憲章》，解讀為挑戰中共的執政地位，當然是「罪大惡極，絕不寬貸」；但是譚作人和趙連海所爭取的，只要基本公義和權益，並不涉及中共的底線——政權的根本，現在3人都被判以重刑，特別是趙連海所爭取的涉及政府部門失職，導致毒奶品危害嬰孩，如此背景單純，動機正當明確的維權行動，卻換來兩年半牢獄之災，顯示龐大的國家專政機器在對付手無寸鐵的一介草民。

港區人大代表應聯合行動 要求中央還趙連海自由公道

趙連海案使人十分不安，因為反映內地當局對人民的恐懼，已經到了杯弓蛇影的地步，中共與人民的矛盾更趨尖銳。以內地的嚴格和嚴密管制，一般民衆對趙連海的事和遭到重囚，知者甚少，也難以寄望內地建制中人敢於犯顏極諫，在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只有香港這一小片土地，基於一國兩制的特殊安排，讓我們享有自由討論和批評的空間。我們希望港區人大代表為了人民福祉、國家的正常發展，聯合起來要求中央關注趙案，還趙連海的自由和公道，使莊嚴的中國憲法不致淪為大家訕笑的文件。

Containment of China

ASIA has just seen and will soon see all the important diplomatic activities. For example, US President Barak Obama has visited India and Indonesia. 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is now in China with the biggest and highest-ranking delegation ever. A G20 summit takes place soon in South Korea, and an APEC conference, in Japan. On the face of it, these diplomatic activities are not interrelated. In fact, they all have much to do with Sino-US trials of strength. The US has been trying its best to form a camp to contain China. The nation is now faced with a bitter "anti-containment battle" that would have much to do with its Lebensraum and security.

Having surpassed Japan to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China now exerts much greater influence. It even tends to play a dominant role in Asian affairs. The US is determined to return to Asia. It aims at re-establishing its status as the world's sole overlord. Though China has no intention to contend with it for hegemony, the US is doing everything it can to reduce its Lebensraum.

China would take such countermeasures as the situation calls for. It has promoted it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 worked on European countries too. Early last month, Premier Wen Jiabao officially visited Greece, Belgium, Italy and Turkey. He even changed his schedule at the eleventh hour to go to Germany to meet Angela Merkel, its Chancellor. President Hu Jintao has recently visited France and Portugal. Many believe such diplomatic activities are aimed at allying China with Europe against the US.

China's huge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have proved useful in its anti-containment battle. For example, Wen Jiabao declared in Greece China would buy Greek government bonds. Such offers are certainly well receiv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are deep in debt. Hu Jintao has brought the French a big present. China has ordered 102 Airbuses and signed contracts worth over US$20 billion totally. Those contracts are timely help to the struggling French economy. Since a few years ago China has put trade first in deal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made generous procurement, so much so that it is often sneered at for practising "money diplomacy". However, China is rich. It is better to use its money properly than to buy US Treasuries, which keep falling in value and will eventually be cast aside.

The US dollar has been on the wan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US has been such that, were it not a major reserve currency in the world, the US dollar would have disappeared a long time ago. Though it will survive by virtue of this special status, it will inexorably weak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disabused itself of the myth that reserves must consist of US dollar assets and acquired hard assets that yield high returns and guarantee supplies of resources. This change is commendable.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mega economic trend, the SAR government regards as sacrosanct the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which Hong Kong adopted in very special circumstances twenty-seven years ago (in 1983)) and holds on the US dollar like grim death. Its obtusenes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sudden waking up.

Some call the Sino-US trials of strength a new cold war. All the dispositions the US has made in Asia smell of its super military capabilities. China's Lebensraum is indeed in great danger. However, China's strength relative to the US' is such that it must tread very cautiously. It must act on just grounds and with restrain in ensuring its security and survival. It is now strategically necessary for China to be friends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However, the UK and other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are the US' staunch military allies and their value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China's. Will China's good relations with them prove lasting or short-lived? Evidently, the world situation is hardly favourable to China. It may in fact be seen as diffic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