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進？南拓？中國戰略方向之爭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下周四開幕的中共十八大，除了內政，對中國未來外交政策亦至關重要，對整個世界局勢的影響亦十分深遠，有消息說，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將會恢復「錢其琛格局」，即有政治局委員專責外交事務，這也是國際輿論對中共十八大高度關注的原因。

就在十八大召開前夕，內地兩名官方重量級外交智囊就未來中國地緣戰略的主攻方向爆發了一場論戰，可一窺中國未來外交方略的走向。

中美關係 vs. 南海利益

曾被認為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對美外交顧問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17日於《環球時報》發表文章，主張在美國戰略重點「東移」之際，中國不應將眼光局限於沿海疆域、傳統競爭對象與合作伙伴，而應有「西進」的戰略謀劃，如此有利於建立更平衡的中美關係，推動中美戰略互信。他指出，中美在西亞、中亞投資、能源、反恐、防止核擴散等領域的合作潛力都較大，而且幾乎不存在軍事對抗的風險，在維護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國穩定方面，美國也迫切希望中國伸出援手。

上周五(26日)，曾經做過駐美海軍武官的解放軍軍事學會戰略分會副會長楊毅海軍少將在同一份報章上撰文與王「商榷」，提出「固北、穩西、安東、拓南」的戰略主張，即在北方鞏固與俄羅斯的戰略協作關係；在西方確保不出大的動亂，穩中求進；在東方穩定陣腳的同時實現向西太平洋突圍，對日本堅持「持久作戰」，防止「虎頭蛇尾」；在南面向南海和印度洋拓展國家利益，爭取實現戰略突破。

「西進」戰略的重點是緩和中美矛盾(中日矛盾也是中美矛盾衍生品)，防止太平洋衝突；而「四方」戰略則仍堅持走向海洋，並提出對美國要敢於出手，又善於收手。兩種戰略觀點分別由傳統外交智囊王緝思和軍方智囊楊毅提出，頗具象徵意義。

薄熙來事件 揭開意識形態鬥爭的蓋子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作者：吳康民>  

 

日前，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公告，根據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了薄熙來的第十一屆人大代表職務，薄熙來的代表資格終止。

接着，最高人民檢察院經審查決定，依法對其立案偵查並採取強制措施。

「採取強制措施」，就是逮捕的代名詞。至此，薄熙來將進入司法審判。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宣布，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及把犯罪問題線索交司法機關法辦。

這個公告的內文說﹕「薄熙來在擔任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領導職務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兼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嚴重違反黨的紀律，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濫用職權，犯有嚴重錯誤，負有重大責任；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利用職權，薄谷開來利用薄熙來的職務影響為他人牟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違反組織人事紀律，用人失察失誤，造成嚴重後果。極大損害了黨和國家聲譽，在國內外產生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重大損失。」

我們所以不厭求詳地引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布的部分全文，是要說明，薄熙來的犯罪行為不僅嚴重，而且由來已久，橫跨大連市、遼寧省、商務部、重慶市，長達20多年。

如此廣泛而長久的犯罪行為，為什麼多年沒有被發現、被查處，而且節節陞官，以至肆意妄為，橫行霸道？

古人有所謂「刑不上大夫」之說，今人也有人傳說刑不上政治局常委。至於高級幹部到達政治局委員或國家領導人級別的受到處分，至今只有陳希同、陳良宇、成克杰3位。公告中說「不論權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恐怕會阻力重重吧。

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薄熙來的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他由大連市委書記調任遼寧省長之際，已盛傳他安排群眾和學生，萬人空巷，夾道歡送，營造由大連到瀋陽的「歡送騷」，以此製造個人崇拜。當年我們到達遼寧訪問的時候就聽說過。而到達瀋陽時，眼見他作為第二把手的省長，卻視省委書記聞世震如無物，已暗忖此人相當跋扈。我們這些不太了解內情的外人，一時一地都看到此人霸道的蛛絲馬迹，中央有關部門，難道全無察覺嗎？

那麼，是什麼原因，對薄熙來如此投鼠忌器呢。是因為他的父親是薄一波、是革命元老嗎？相信不會是這麼簡單，其中必然有若干中國官場的潛規則在。

薄熙來的問題遠在陳希同、陳良宇、成克杰等人的問題之上。以上3人，罪行跨度不大，都是在同一個地方（北京、上海、廣西），犯罪行為就是貪腐。並且沒有類如薄熙來那樣有一套所謂「重慶模式」，那一套欺騙了不少人的「唱紅打黑」，那一套企圖陰謀篡位的計劃。總而言之，前3人只是個人腐敗而已，沒有像薄熙來那樣貪腐加野心。而這個「野心」，危害更大。正像中央決定所說的﹕損害了黨和國家的聲譽，在國內外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給黨和人民事業造成重大損失。

權力制衡十分重要

這一個慘痛的教訓就是，對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予以權力制衡和監督制度的建立，是刻不容緩的了。開放輿論監督更是重要一環。在薄熙來主政時，我到過重慶兩次，並親聽他的介紹和發言。總覺得整個城市的氛圍都是一片歌功頌德之聲，到處都有「五個重慶」的宣傳標語。但嘉陵江旁的苦力挑夫的重勞動如故，高樓大廈構成的「森林重慶」一如香港。給人總有一點宣傳超於現實的感覺。但長期受到「輿論一律」宣傳影響的重慶人民，難免對薄熙來的「德政」，還有點依依不捨呢。

當前，還有人為薄熙來鳴冤叫屈，包括罵香港人是狗的極左派孔慶東等人。他們曾寫聯名信給人大常委會質疑對薄熙來的處分和審判證據不充分，程序不合法。說這是「以路線鬥爭開篇，以刑事犯罪落幕」。看來，薄熙來事件揭開的，恐怕還有一個意識形態鬥爭的蓋子，極左派藉此攻擊改革派，並且採取「出口轉內銷」的辦法。例如，新近由《紐約時報》報道，抹黑溫家寶家人擁有巨額財富，舊聞新炒，是不是也是配合極左派的進攻呢。

寧波群眾維權 內地改革啟示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中國經緯 撰文: 賀軍 國內知名民間智庫安邦諮詢高級研究員>

近日，浙江寧波鎮海煉化擴建一體化項目遭到了當地民眾的連續抗議。事件源於中石化位於寧波鎮海區的煉化廠，欲投資558.7億元人民幣進行擴建。這是「十二五」重點項目，擴建後將成年產1,500萬噸煉油、120萬噸乙烯的煉化一體化項目。

由於擔心項目中含有有毒的PX（二甲苯）工程，當地居民對此項目表示不滿。據國內媒體報道，當地民眾為此連續7日上街表示抗議。

市政府讓步 料與十八大有關

在與民眾協商不果後，10月27日下午，寧波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市領導幹部會議，就鎮海煉化擴建一體化項目進行部署。至當日傍晚，寧波市政府宣布，經與項目投資方研究決定，停止推進煉化一體化項目前期工作，再做科學論證；至於涉及有毒物質PX的工程，政府聲稱堅決不推行。

寧波市政府的「讓步」可能與十八大之前的敏感時機有關，如果因為中石化的項目和地方政府的堅持而引發社會不和諧，這是很不合時宜的事。

地方重大建設項目因民眾反對而最終被迫停止，類似的事件近幾年在增多。據公開媒體報道，2007年6月，廈門擬建設PX化工項目，有數千市民公開表達反對意見，最終導致該項目搬遷；2011年8月，有企業計劃在大連投資95億元興建PX工廠，引發大連逾萬人上街抗議，最後導致項目搬遷；2011年12月，廣州汕頭海門鎮民眾因擔心華電項目污染而公開反對，最後該項目暫停；2012年7月，投資逾百億元的鉬銅冶煉廠項目擬落戶四川什邡，當地居民擔心項目污染，逾萬人上街抗議，工程最後停止；2012年7月，江蘇南通啓東市計劃興建排污工程，供日資製紙廠使用，但引發逾萬人反對，工程最後停止。

百姓關注環境 抗爭陸續有來

算上此次寧波鎮海區的化工項目因反對被叫停，近兩年已有5項大型項目因民眾反對而被迫停止的例子。

政府想上的重大項目，居然因老百姓反對就停止了？這在過去根本不能想像。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因為中國現在的民意以及民意表達有了很大變化。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民眾對環境、生命安全的需求大大增強。當潛在的污染項目可能危及民眾基本生存環境和生命安全，而政府又不能代表民眾利益時，群體性事件就難以避免。

我們過去曾分析，隨着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需求的變化，中國將會出現一輪「環境保護運動」，它將以公衆民意的方式來表達。現在看來，這一輪運動正在逐漸興起。這些涉及公眾利益的最新事件顯示，中國社會正在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首先，事關地方政府重大利益的建設項目，已經不能不顧及民意了。過去在許多重大項目上，環境影響評價只是個擺設，有沒有環評不起關鍵作用，重大項目全都是市長、書記來出面協調。但今後在民意壓力下，環評工作可能不得不由軟變硬，對項目決策起到硬約束。地方不但要過愈來愈嚴的環評這道關，還要過民意這道關，失去了民意支援的重化工項目，對於地方政府而言等於就是地雷，隨時可能爆炸。

中央強調民生 豈可與民爭利

其次，隨着民意反對重大污染項目獲得成功，這會在國內形成示範效應。今後各級政府如果還是按老習慣來忽略民意和程式民主，可能會遭遇執政的麻煩。與過去不同的是，由於中央領導高度強調民生，這使得地方政府在運用權力來維穩時不能不有所顧忌。估計今後國內還有一些地方會發生類似的環保公共事件。

第三，從經濟上來看，地方今後在選擇本地重大產業時，恐怕不能只考慮稅收問題，還必須考慮環境污染問題，考慮當地百姓的接受度問題。因此，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產業恐怕會愈來愈不受地方歡迎。實際上，中央政府在推動的八大產業重組和結構調整，也間接支持了民眾對高污染行業的反對。

當前政府與老百姓在公共利益問題上發生的衝突和對立愈來愈多，這是一個危險而值得關注的迹象。其根源在於，在當前體制下，政府是作為利益主體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不僅與民爭利，而且還忽視民意。這種狀況不改，利益紛爭就不會止息。這是未來中國「環境保護運動」發展的主要原因。

面對中國式的「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未來的政府改革應該與市場化改革同步進行，一方面政府逐步退出市場，減少直接利益分配，另一方面推動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這是對中國老百姓福祉最大的事情！

MPF未如人意 終極須全自由行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強積金半自由行 撰文:麥萃才 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拓展總監>

消委會早前發表了強積金收費及回報的研究報告，發現香港的強積金收費偏高，以及表現參差，極待改善。而明日開始的強積金半自由行，或許能改善收費偏高的情況。

強積金的收費有多貴？根據消委會的報告，不同基金公司的基金收費差異顯著。反映基金總開支的基金開支比率（Fund Expense Ratio, FER）最高可達4.62%，而最低為0.17%，兩者相差26倍。但基金收費的差異。可能因投資策略，所投資的物品特性有關，所以收費高低應與同一類型資產比較。

資產規模巨額 收費貴難成理

而香港的平均FER為1.74%，高於其他四個實施類似措施的國家，其中智利為最低，FER只有0.56%；英國、澳洲及新加坡收費為1.19%、1.21%及1.41%。香港由2000年12月開始實施強積金，至今只是近12年的時間，而其他地方實施的退休金計劃比香港悠久，資產累積的金額龐大。而香港強積金收費較貴的原因，業界認為資產規模太少是一個原因。

香港現時強積金資產規模太少嗎？經過多年的積累，截至2012年6月，強積金資產規模達到3,843億元，如果以平均供款人的資產值計，平均每人戶口的資產值近150,000元，六位數字的資產對很多打工仔來說是很有意義的。如果以平均年度管理費計算，比現在的資產規模來說，一年強積金收費就有66.9億！而這個市場有多少機構分？香港的核准受託人只有19間，由19間公司分享這個基金市場，基本上是一塊肥肉。如果單從強積金資產規模，說它太少而因此收費貴，似乎說不通。

再看強積金內的核准成分基金數目，或許明白為何部分基金收費會貴。現時已核准成分基金數目有451隻；核准滙集投資基金數目有298隻，平均每隻基金規模，可能少於十億元。個別基金規模甚至只有幾千萬，那麼管理費相對基金規模比率便很大，形成FER高的問題。但這個是很個別的例子。而首五大受託人，已佔去大部分市場份額。問題是，既然強積金市場那麼大，為何又只有19間受託人競爭？是市場結構出現問題？入場競爭門檻太高？還是其他原因？

廢除對冲機制 全自由行有望

收費高的原因，與強積金成立初期的與僱主協定有關，為何明日只能實施強積金半自由行，而不是全自由行？這也與這部分歷史有關。強積金在成立之時，要得到僱主的同意，每月多供5%僱員的薪酬作為員工福利，那時僱主覺得負擔加重。於是在安排之內，加入公司解僱員工之時，僱主供款那部分，可以作為對冲長期服務金遣散費，僱主不用額外支付現金。而僱主當時的想法是，僱員的長期服務金是法律規定的責任，而每月為僱員供款，令到僱主可為這個法定責任提早準備。因此當年的僱主就接納了成立強積金的建議。

正因為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可由僱主強積金供款部分對冲，因此就「不能讓」僱員隨便轉移，要讓這筆供款變得穩健。此外，部分僱主可能會為員工提供法定的額外供款，那麼這些僱主的額外供款，原則上員工也不能隨便轉移。這是因為僱主提供額外供款，原意是希望員工留在公司服務。如果僱員把這額外供款的部分轉移到其他受託人，那麼員工可以隨時轉職，也能拿到這法例沒有規定的部分。正因為這些原因，強積金才實施半自由行而非全自由行。

實施半自由行之後，強積金的收費會下調嗎？積金局應是這樣想的，希望透過競爭，讓收費下調。問題是，現實會這樣嗎？

以往強積金的計劃，是由僱主選，而不是僱員。情況就等同旅行團到用餐的地方，地方由旅行社選，團員到那裏自費用餐。如果你是那間餐廳，怎樣做才能賺到最多？答案是提高餐價；又或是只能提供貴價食物。例如只提供鮑參翅肚，而不會提供雲吞麵。如果有了自由行，團友可以到其他餐廳用餐，那麼餐廳又怎可以留客？一是減價，又或是提供廉價食品。賣雲吞麵的話，就算能賣貴些，也有一個限度。廉價的食物，就要合理的收費。

同樣地，用回強積金的例子，半自由行就等同於僱員可轉換餐廳，如果所有僱員都會把資產轉移，以現時平均基金收費計算，年度收益有33億多！當然最終要完全加強競爭，就是把半自由行變成全自由行。但前提需要解決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可用僱主供款去對冲的問題，或會牽涉修例。

而僱主能用強積金去對冲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似乎值得商榷，而最終應該廢除。如果得到社會共識的話，解決方式之一是大可先確定一個日子，在這個日子之前僱主的供款仍可以對冲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之後就不可以。那麼半自由行就有望變成全自由行。而真正的競爭就會來臨。

價廉平穩產品 可研房產基金

其次，就是引入低收費的產品。僱員有時不一定希望自己選擇的基金能跑贏大市，有時只要與大市同步，基金表現與大市相若，已很高興。問題是按照現在的規定，沒有要求強積金計劃之中，要有像指數基金的產品。

以盈富基金（02800）為例，他是追蹤恒生指數的，每年管理費只是0.1%，而它的表現與恒生指數相若。這種被動式的投資方式，好處是管理費用便宜，而且回報與恒指相若。供款人對於自己投資的認知程度會加深，因為媒體每日都會報道大市的表現！

既提供鮑參翅肚 又可選雲吞麵

為何現在的受託人不在每個強積金計劃之中都加入指數基金？因為法例之中沒有規定，其次是由基金經理揀股的基金，收費可以高好多。既然提供鮑參翅肚是客人沒有選擇的情況也要食，為何要提供雲吞麵？指數基金就是雲吞麵，價廉也能滿足大部分人士的需求。如果這些低管理費的產品增加，強積金的平均收費自然就會下跌。

其實強積金跨入了第二個十年，按照海外的經驗，任務有兩點，第一是要顯著降低收費，第二是要增加基金的種類，以符合供款人的需求，在增加投資物品之中，可以考慮加入房地產信託基金的產品（REITs）。而REITs產品，能夠提供穩定收益，雖然價格會有所波動，但以長期投資的強積金來說，可以用時間來分散風險。其次是政府發行的iBond，以及一些能對抗通脹的產品，可以的話也應放在內。對於一些不想冒險，但不希望退休金全被通脹蠶食的僱員，能多一個選擇。

倡電子平台 審慎訂最低收費

至於是否立法定行業最高收費之時，要相當小心。因為如果定下最高收費，它就有可能變成最低收費，因為這是法例所容許的。如果定下的收費水平欠準繩，有可能好心做壞事。而且不同的資產管理，不同的投資策略，開支上會有所差異，這是收費不同的原因之一。

現時強積金半自由行的計劃，仍有些未盡人意的地方，例如轉會需時六至八個星期，而僱員每年度只有一次機會轉會，每次轉換也要全數，不能轉換部分。原因是缺乏一個電子平台，加快信息的聯繫及增加運作的效率。因此未來強積金局的重要任務，是要建立一個電子平台，能夠把監督機構，強積金受託人，僱主及僱員聯繫起來，讓僱員的指令能夠快捷地執行，信息的往來能夠有效的交流，這才符合市民的期望。

巴士轉乘安排可登三贏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 蘇偉文 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九巴上個財政年度據報錄得1500萬元的虧損，對一家公共交通服務機構來說，營運巴士服務有這樣的虧損是很難接受的；對市民來說，九巴有虧損代表票價有加費壓力，在百物騰貴的今天，巴士加價是很難得到認同；對香港來說，九巴有虧損的一個原因是乘客不足，也就是說不少巴士都是在接載「空氣」的情况下行駛，對路面交通阻塞和空氣污染而言都是具負面影響。所以可以這樣的說，巴士公司營運上錄得虧損，對乘客、大眾、巴士公司三方面來說都不是有利的局面。

其實現時巴士一個經營問題是路線上的制約，令到巴士公司的成本大增，以九巴的說法，現時有七成的路線是虧本的。本來專營權的一個理念就是要以有盈利的路線，補貼虧本的路線，在拉上補下的情况下提供公共交通服務給市民。在這種模式中，是以部分有盈利的巴士路線去作為補貼來源，前提應是受補貼的路線數目不是大多數，否則會是長貧難顧，也不是一個可持續經營之道。假如我們可以將巴士路線重組，容許巴士公司將一些虧本路線撇掉，巴士公司也不用承擔太多的虧本路線，對巴士公司的營運會是正面，但對乘客而言卻會造成不便，這也是為何巴士路線重組困難重重。

以票價優惠方式回贈乘客

要達到重組路線的成效，一個可以達到多贏局面的方案，是以巴士轉乘的方法來進行。首先，實行巴士路線轉乘的一個好處，自然是巴士公司的成本可以減低，因為在轉乘安排下，可以將資源更集中運用，以往虧本的路線也可以透過路線重組而得到合適的處理，對巴士公司會是有利。其次，通過轉乘路線的安排，可以減少巴士在路面行駛的數目，對空氣污染、交通阻塞都有幫助。再者，對乘客來說，轉乘代表是可以不用對虧本路線進行過多的補貼，因為在資源較集中下，原來是長途路線可變成區域路線，巴士不用虧本的跑長途，也減輕了巴士加價的壓力。回應引文所說的三個局限，巴士轉乘實行得宜的話，其實可以變成三贏局面，即乘客、大眾和巴士公司都有得益。

當然，巴士轉乘計劃和巴士路線重組安排一樣，都是會對現有乘客帶來不便，也可以預計到會遇上地區人士的強烈反對。要令一個轉乘計劃可以成功推出，除了要教導乘客現在這種每每要求點對點的巴士服務不能持久之外，更要為乘客提供誘因，使其接受巴士的轉乘安排。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巴士公司通過路線轉乘計劃所省下來的成本，以票價優惠方式回贈乘客，令乘客覺得有經濟誘因去改變其乘車習慣。不然的話，以現時民情每多以只顧個人利益的方向出發，不管是巴士路線重組，或是巴士轉乘計劃，要得到社會支持並不容易。

沒有施政報告的10月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盧子健>

 

10月，立法會的新會期開始。按照香港的政治傳統，政府領導人在立法會復會時發表施政報告，宣示未來一年甚至更長時間內的施政綱領和立法議程。議員得悉政府計劃後可以支持、可以反對、可以辯論。立法會亦會因應政府的政策和立法計劃編排工作日程。上述種種都是公開進行的政治活動，無論選舉制度有多民主，一個公開的政治運作日程是成熟政治的重要指標，是市民參與的基石，亦有利於不同政治勢力就辯論作出全面的準備。

回歸以來，董建華曾經選擇在2002年當選連任後不依循上述傳統，在2003年1月發表施政報告。這個改動並無意義。曾蔭權接替董建華後，馬上恢復了傳統。

推遲理由莫名其妙

梁振英就任特區第4屆行政長官後效法董建華，把第一份施政報告推遲至明年1月，理由是想多一點時間「聽取」議員意見制訂施政報告。

上述理由令人莫名其妙。施政報告是政府的綱領，不是立法會議員的報告。施政報告發表後，議員會討論，他們有很多時間發表意見。公眾沒有期望政府與議員對施政報告意見一致，反而是期望議員監察政府。

今屆立法會雖有為數不少的新議員，但除了只有一個議員的新民主同盟外，其他黨派大致上與上屆沒有大分別，只是勢力對比有點變化而已。9月初，立法會選舉結果已經知悉，特首可能需要因應立法會內新的黨派分佈形勢對施政綱領作出調整，但無論是整個立法會或者是地區直選議席，香港的政治格局沒有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沒有必要因應立法會選舉結果對施政綱領作出大的調整。

此外，一方面政府說聽取立法會議員意見來制訂施政報告，另一方面政府又會在一些政策爭議中強調特首競選政綱中的一些政策已經諮詢民意，不必再經過政府制訂政策的諮詢慣例，這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例如在6月底至7月初，候任特首辦以至新政府與立法會就政府改組方案強烈角力。當時梁振英便多番強調這是其政綱內容，不用再作諮詢。

最新例子是長者生活津貼。容或這項政策有其可取之處，但政府未作任何諮詢便要求立法會匆匆通過撥款，是偏離常規的做法。政府強調這項政策早已見諸梁振英的競選政綱中，而他在上任後亦曾在7月到立法會重申會推行這項政策。但有關政策的細節只是在今個月才出台。即使是支持政策的人士，支持長者生活津貼應有入息和資產審查的人士，也有權就入息和資產標準表示意見。現在政府堅持整項政策連細節內容也不能改，是非常惡劣的施政作風。

在長者生活津貼的爭議中，政府寸步不讓的其中一點理據是財政紀律。但政府在沒有發表施政報告的情况下，以所謂「成熟一項」便「推出一項」政策行事，本來就是破壞了財政紀律。

掌握全局方能監督財政紀律

施政報告能讓議員及公眾對政府的政策大計有一個全局的掌握，並在此基礎上討論政策的優次，然後按公共財政狀况及政策的優次來分配公共資源。這樣做才能有財政紀律。這樣做才能讓財政紀律在公開透明的情况下接受公眾監督。

繼續以長者生活津貼為例。如果這是一項扶貧政策，政府應該讓公眾知悉究竟有多少項新的扶貧政策可能推出，以及為扶貧這個大項目預留多少開支，而這些開支何以比其他社會福利項目或者社會服務更為優先。

長者貧窮包含長者和貧窮兩個內容。有些經濟拮据的長者並非急迫到每月非要再多1100元福利金不可，反而可能渴求較佳質素的社區護理或者院舍服務，為什麼政府選擇派現金津貼而不投放資源在這些方面呢？

先有施政報告傳統有實質作用

至於貧窮方面，有民間團體調查發現不少長者本來合資格申領綜援但沒有這樣做。他們需要的不止於2200元津貼。有什麼方法可以協助他們申請綜援，更有效地減少貧窮長者的數目呢？

從上述問題可見，每年政治會期開始時，先有施政報告的傳統是有其實質作用。可惜的是，梁振英政府以一個不太像樣的理由偏離了這個傳統。本來可以宏觀、全局地討論施政綱領的10月，變成聚焦只討論長者生活津貼一項政策的10月，變成不同政治勢力在程序上互相批評的10月。10月即將結束，光陰就是如此浪費掉。

我真的懷念有施政報告的10月！

中國軍方缺席「東京防衛論壇」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國海監船昨日（30日）上午在釣魚島領海內作例行維權巡航，並與在場的日本保安廳巡邏船互發驅離信號，中日雙方均未提及日本船舶的反應。

4海監船巡釣島驅日船

據國家海洋局消息，昨早10時許，中國海監50、15、26、27船編隊在釣魚島領海內作例行維權巡航，並對進入中國領海非法活動的日方船舶作出監視取證，同時嚴正聲明中國主權立場，對日船實施驅離措施。

共同社引述日本海上保安廳消息報道，4艘中國海監船已在昨日下午1點10分左右駛離該海域。據稱，日本巡邏船通過無線電向中方海監船發出「驅逐警告」，但遭反駁。中國海監「50」的電子板上用日語和中文顯示「你船已駛入中國領海，請立即離開」等字樣。

中日釣魚島爭端持續影響兩國關係，日本防衛省已接到中國通知，中國國防部代表團將不出席今日開始在東京舉行的「東京防衛論壇」會議。該會議由防衛省主辦，主要是讓與會國就亞太地區的國防政策交換意見。過去幾年，中國一直出席該會議。

中國「攻」釣島 日稱美定出兵 北京首次通報海監編隊「驅離」日船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韓聯社」周三引述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本月中旬新上任的日本駐美國大使佐佐江賢一郎(圖)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推進釣魚島(日稱「尖閣列島」)「國有化」一事是知情的，但當時並沒有反對。

報道引述佐佐江指出，「尖閣問題是日本和中國的對立，美國『沒有特定立場'的表態並不是中立的意思」。佐佐江強調，「美國明確表達了尖閣問題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這一立場」，「如果出現武力衝突或威脅的時候，不可能是中立立場的對應」。

佐佐江明確表示，如果中國「攻擊」釣魚島，美軍會根據《美日安保條約》出動軍隊。對於自己擔任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時促進的釣魚島「國有化」一事，佐佐江表示﹕「是為了維持尖閣的平穩安定，政府做出的最正確的判斷」。

對於美國總統大選後的美日關係，佐佐江說﹕「在多變的世界級亞洲政體中加強同盟國關係，從出發點上共同應對問題是很重要的」。

佐佐江賢一郎在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前，曾任日本外務省亞洲和大洋洲局局長，朝核問題六方會談首席代表，外務審議官，2010年8月，擔任外務省事務次官。佐佐江最近一直負責對美外交談判，被野田政權認為是「知美派」人物。

此外，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爭議引發對立局面恐升溫！中國官方昨首次以「實施驅離措施」字眼，通報海監編隊進入釣島12浬領海範圍內驅逐日船。

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昨指，日方將在不改變釣島不存在主權問題的立場，尋求與中方和平解決。中國外交部則回應指日方自欺欺人，不要再抱有霸佔釣島的幻想。

中國國家海洋局公布，中國海監50、15、26、27船編隊，昨早10時許，在釣島進行例行維權巡航，對進入中國領海非法活動的日方船隻進行監視取證，並實施驅離措施。

不過日本海保廳指，雙方船隻互以顯示屏表達主張，及要求對方離開，過往亦是這樣做，情況未轉趨嚴峻。

國台辦﹕釣島巡航維護兩岸漁權

<轉載自2012年10月31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據中國網報道，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於周三(31日)上午10時在其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例會，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楊毅就兩岸關係發展、增加赴台個人遊城市等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在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釣魚島的問題之前很早就已經問過，我有幸參加過台灣的「保釣」活動，去了一趟釣魚島附近。我的問題是，之前大陸一直提出，希望兩岸都能夠參加「保釣」，但台灣反應非常冷淡，台灣的漁民都很擔心，一旦大陸「保釣」，台灣漁民所謂的海洋漁權會被壓縮。他們也不知道大陸到底怎麼跟他們一起聯合「保釣」。不知道國台辦對於台灣漁民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樣的說法？楊毅說：「我覺得這種擔心毫無必要。」

楊毅再次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維護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是兩岸同胞的共同責任。

楊毅強調，釣魚島附近漁場是兩岸漁民傳統的作業區，維護兩岸漁民在這一傳統作業區的漁業權益，也是兩岸雙方的責任所在。「這幾天你們從媒體上也看到了，我們的公務船和海監船在釣魚島海域巡航執法，維權護漁，今後我們還會這麼做，為兩岸漁民提供幫助。」楊毅說。

此外，日本海上保安廳表示，周三上午9時許，發現5艘中國船隻在釣魚島靠近「日本領海」的連接海域。其中4艘為海洋監視船，1艘為漁政船。

日美印戰略對話商釣島問題

<轉載自2012年10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日美與印三國29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行外交局長級戰略對話，會議討論了釣魚島問題。

據外交人士透露，因中國近來海上活動頻繁試圖擴大影響力，三國就亞太地區海洋安全保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日本在會談上介紹了同中國就釣魚島「國有化」發生摩擦所造成的影響，此外三國還討論了緬甸與阿富汗局勢等。

這次日美印三國的戰略對話會議，是去年12月在美國首次舉行以來的第三次。日本外務省綜合外交政策局長平松賢司出席了會議。

據外務省的消息說，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中國在南海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的緊張局勢，以及這地區的安全保障問題。同時，中國在非洲的資源開發和阿富汗的支援問題，也是這次對話的內容。

下次磋商計劃在美國舉行，具體時間待定。

飛機老鼠多河南幫 星越泰來港廉航犯案

<轉載自2012年10月29日 明報 港聞版>

 

近年「飛機老鼠」於往來香港的航班上橫行，覬覦並偷取乘客於機艙內的行李及財物。警方數字顯示，今年首10個月涉及飛機老鼠案件共64宗，較去年全年21宗飈升兩倍，涉及偷取金額最高達20萬元。警方調查發現，飛機老鼠八成是來自內地河南的男子，通常會2至4人一組犯案，購買前往香港的東南亞航線廉價機票，以便在機上犯案。犯案者多從新加坡、越南及泰國出發，於機艙內分座扮作陌路人。

根據警方數字，機艙盜竊罪案在2010年維持零紀錄，自去年起卻增至21宗，今年截至10月中，個案數字已飈升兩倍至64宗。而上半年已累積50宗，共39人被捕。

前年零個案 今年已64宗

在上半年個案中，由於犯案者於非本地航班犯案，未能以刑事條例起訴，致檢控率僅達三成半；不過，警方在6月底徵詢律政署意見後，決定引用《航空保安條例》的擾亂航機秩序罪名起訴犯案者，令7至10月飛機老鼠案回落至14宗，檢控率八成。

機場警區指揮官蕭澤頤指出，過去兩年拘捕的飛機老鼠幾乎全屬內地男子，八成來自河南、兩成來自江西，年齡由19至49歲，主要偷現金，金額由3000至20萬港元不等，暫無迹象顯示涉及盜竊集團，但不排除是同鄉聯群犯案。

2至4人一組 趁熟睡上廁落手

為降低犯罪「成本」，竊匪通常會乘東南亞線航班來港，涉案最多是乘新加坡開出的航班，由去年的3宗急升至今年13宗，其次是越南及泰國，兩年分別有達10宗。蕭指出，「老鼠」一般以2至4人一組作案，選擇坐於不同行列及靠近通道的位置，趁乘客熟睡或上廁所時落手，翻開頭頂行李箱的物品，再暗中交予機上其他同黨以免被識破。

由於警方無法派員在航班上執勤，故透過機組人員協助辨識疑人，以便航班抵港前通知警方登機堵截疑匪。至於飛離本港的航班，因超出司法管轄權，警方只可在起飛前辦案。警方建議機組人員提高警覺，留意可疑乘客，而一般乘客也切勿將現金或貴重物品置於機艙行李箱內。

機場警區指揮官蕭澤頤指出，截至今年10月共有64宗機艙盜竊案，較去年大升，呼籲乘客小心財物，避免將現金放於機艙儲物櫃的行李內。
 

「飛機老鼠」特徵。

機艙盜竊罪案統計。

現代版朝貢體系

<轉載自2012年10月2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日前柬埔寨太上王西哈努克病逝北京，中國以超高規格對待。北京不僅下半旗致哀，中國領導人或慰問或弔唁無一缺席，還派副總理級的國務委員護送遺體回金邊。西哈努克自從1970年流亡北京後，中國就成了他的「第二故鄉」，北京高度重視這位不遇的國王，為他在東郊民巷14號設置了「王府」，他也選擇在這個讓他最溫馨的地方度過人生的最後日子。

中國對老國王40多年來的禮遇與無微不至的照顧，也使中國成為對柬埔寨最有影響力的國家。近年來中國因南海領土問題與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多有摩擦，今年的東盟會議還醞釀對中國不利的決議案，此時柬埔寨就挺身而出、力排衆議，導致東南亞諸國試圖圍堵中國的計謀無法得逞。

中國不計成本的「付出」與柬埔寨一心一意的「效忠」，恍如現代版的朝貢體系。事實上，冷戰時期的中國竭力支持朝鮮、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共產主義勢力的解放戰爭，在革命成功後也對這些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在各方面給予不計成本的支援，毛澤東也一時被奉為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新領袖。當年，每到十一國慶，友邦的代表們雲集天安門城樓，圍在毛澤東身邊，猶如當年盛世時期萬邦來朝，在紫禁城拜謁天朝皇帝的光景。

冷戰後，中國逐漸從重視意識形態走向強調國家利益的外交方向，加上民族主義的高漲，愈來愈多的國人對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給予正面的評價。如今美國獨霸世界，中國因近年的崛起，躍升與美國並列的「二強」，此時部分學者主張仿照朝貢體系，建構與美國抗衡、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新勢力集團。

今天中國與柬埔寨的關係，似乎為現代版的朝貢體系構想，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台灣是下一個希臘？

<轉載自2012年10月29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最近，台灣瀰漫着一股恐慌的氣氛。那就是所謂的「國家破產危機」。

負債是GDP158％較希臘高

因為，根據台灣官方的統計，台灣的中央及地方政府累積赤字已達台幣5.8兆，如果加上軍公教、勞保等退休基金，以及公共建設保留地應徵收而未徵收等潛藏負債台幣15兆，整個台灣的總負債已逾21兆，是台灣GDP的158%，比歐債危機最嚴重的希臘還高，希臘債務只佔GDP的143%。台灣的總體負債相當於每人已平均背債台幣90萬元，這實在是相當恐怖的事。

今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發表了一份內部討論的文件《誰來查政府的帳？》，這份文件指出，從來都是政府查人民的帳，而很少有人民去查政府的帳。該報告指出，其實政府的做帳乃是近代極嚴重的課題，政府會透過虛報收入、漏列支出等做帳技巧，使國家財政被美化，將財政問題隱藏。該報告即指出，希臘的債務危機即和長期做假帳有關。而台灣亦類似之。台灣以前，只把每年政府的赤字視為債務，許多政府未來將付出的，則都不列入，政府以法人名義成立的組織，如軍公教保險基金和勞保基金等必須長期支付的也都不列入。因為這些未被列入國家債務，因此台灣的債務遂看起來不高。

但台灣很早以前就已有人指出，台灣的這種做帳的方法是不對的，政府將來的支出，政府法人機構必須在將來付出的，都必須逐年攤提列入，這才有助於政府對財政提高警覺，但這種意見並未受到重視。由於對債務不重視，因此台灣近年來的歷任政府，都花錢如流水。就以今天的馬政府為例，它在任5年，中央政府的赤字即已增加了1.5兆。台灣的債務問題因為長期的疏忽，可謂已相當嚴重，於是債務危機遂在最近爆開。

台灣的債務問題最近突然爆開，其實是有原因的。近年來的台灣，由於政府亂花錢，單單政府的累積赤字，5年即增加了1.5兆；而且台灣人口漸趨老化，老年人的退休及醫療支出漸增，各種保險基金及健保年金的支出增加，加以台灣的稅收不足，各種支出已快到入不敷出的時候，人們已體會到台灣財政的問題已開始表面化，正是因為這種危機已逐漸表面化，輿論的壓力也開始變大。於是就在最近，行政院的主計總處和立法院的預算中心遂相繼公布了可信的資料。這些資料顯示出，目前的政府可謂已到了赤字債務的上限，政府在編年度預算時，已有愈來愈難編之虞。

除了政府的預算難編之外，那就是根據精算，未來20年，台灣的各種保險似乎都將出現破產危機。2018年軍人的退休撫恤基金可能破產；2027年教育人員的退休基金可能破產；2029年公務人員的退休基金可能破產；2027年勞保基金可能破產；最重要的國民健康保險基金則可能2036年破產。這些年金中，第一個出現危機的乃是軍人退撫基金，它在2011年每收入100元就要支出107元，開始入不敷出，2012年每收入100元，就要支出132元，到了2018年即基金全部花光，正式破產。其中最嚴重的勞保基金，估計2027年破產，勞保基金有945萬人參加，它若破產，將近千萬人退休後將領不到錢。他們及他們的家人將如何退休養老？這是多可怕的事！

各種保險現危機 軍公教特權開銷大

台灣的軍人從來就不必擔心晚年的生活，他們相信情况不論怎麼變，政府絕不可能棄他們於不顧，而且退休軍人畢竟是少數，問題雖然嚴重，但並沒有那麼太嚴重。在所有的破產危機裏，最嚴重的乃是勞工，投保人數900多萬，他們及撫養的人口，總計差不多就是台灣人口的最多數。也正因此，勞保基金可能破產的消息一出，立刻造成全台的恐慌，勞保人口大量湧至各地勞保機構，有些已經符合年齡的勞工，則詢問是否可提前退保，一次全部提領。各勞保機構的人潮，這是台灣從未有過的「勞保擠兌」，這已可見台灣勞工的恐慌程度了。

這一波破產恐慌，除了造成人心的騷亂外，另外也滋長了台灣人民的公憤。在台灣的福利體系裏，軍公教和勞工農民分開設定，軍公教的退休，政府大量補助，退休的軍公教，退休後至少可領得原薪水的八成，有的基金可以領得更多，而勞工則只能領到原來薪水的五成不到。除了給付條件不同外，軍公教退休後還有18%優惠存款，公營行庫退休人員則有13%利率的優惠存款，這種利息全由政府補助。除此之外，他們雖然退休，還照常領年終慰問獎金，領子女教育補助和水費電費優惠，政府為了照顧軍公教，每年會補助1000多億，而勞工農民都沒有。現在這些福利基金有破產危機，政府已準備大幅提高勞保的保費，於是勞工的那種被歧視的憤怒遂告出現。這也是最近一兩個星期，軍公教退休福利問題會在台灣鬧翻天的原因。馬政府雖然逼於民憤，砍掉了一部分軍公教某些特權，但像18%及13%利率的特權優惠存款則仍未砍除。軍公教乃是國民黨的選票基礎，要取消他們的特權是很難的。

因此，台灣的財政危機乃是當今最大的難題，今天的台灣政府花錢如流水，而又沒有增稅的魄力，因此台灣財政的惡化似乎仍難改善。因此，未來20年內，台灣何時破產，且讓大家等着看！

長津討論 哪個民主派政黨為中產者說話？

<轉載自2012年10月29日 明報 社評>

 

在這次長者生活津貼（長津）討論中，不少熱愛民主同時擁抱中產價值的市民，感到無奈。他們認同社會應鼓勵自力更生，也應扶助弱勢，願意交稅盡公民責任，但痛恨胡亂派錢浪費公帑。在整個討論中，民主派政黨的表現令不少中產者失望，反而部分功能組別建制派議員打正旗號，反對免資產申報，說出了中產者的心聲。熱愛民主的中產者不會輕易轉投建制陣營，但若這股「誰能代表我」的無力感延續下去，泛民政黨（尤其是公民黨和民主黨）最終會在選票上付出代價。

香港勞動人口約380萬，納稅人則不足160萬，佔勞動人口少於一半，當中不少是中產者，他們普遍擁抱如下的價值觀：

1. 信奉民主自由法治，堅持社會公義；

2. 認同社會制度應鼓勵人民發憤向上、自力更生；

3. 相信但不迷信市場，認同社會制度有缺陷，痛恨壟斷霸權，弱勢社群不代表失敗者，社會應伸出援手扶助弱勢；

4. 稅款應用得其所，例如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但反對大鑊飯，反對不分貧富胡亂派錢浪費公帑。

在這次長津爭議中，資助貧困長者是社會共識；但應否申報則意見分歧。毋須申報等同不論貧富都派錢，有違善用公帑的原則，它不單慷納稅人之慨，還為下一代埋下禍根，因為人口老化將令這一免申報福利，能否長期延續下去成疑，加稅壓力也勢將增加。儘管如此，向來被視為較能代表熱愛民主的中產人士利益的公民黨與民主黨，在長津討論的取態令人失望——民主黨要求70歲以上免資產申報，公民黨則以要求政府提出全民退保時間表作為條件。

香港的政黨，有「親建制、親基層」，也有「親建制、親中產」（例如新民黨）；但泛民政黨卻以「親基層」為主，「熱愛民主」同時「抱持中產價值」的政黨在哪？在這次長津爭議中，遍尋不獲。

熱愛民主的中產人士，在長津討論中，竟然沒有一個心儀的政黨能說出他們的心聲。諷刺的是，他們一向嗤之以鼻的建制派功能組別，卻能道出他們的憂慮。難道民主的必然後果就是西方政治所謂的tax and spend（只懂加稅然後亂派錢）？

不少熱愛民主的中產者對長津討論感到無奈和不滿，最終會如何影響香港政治生態，會否有新力量冒起填補這片空白，目前言之尚早；但民主派政黨若繼續「民粹」下去，輕視中產者的訴求，可能會連基本盤都流失。
Editorial

Is the 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IN THE DEBATE over the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scheme, many in the middle class cannot but feel disappointed with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Indeed, with their clear stand against the waiving of the proposed means test, lawmakers from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arian camp are this time representing the views of the middle class. Middle-class people believe in democracy and will not easily go over to the establishmentarian camp. However, if they continue to feel that the pan-democrat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o not represent them,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 and especially the Civic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 will eventually suffer losses at the ballot box.

 

Hong Kong has a working population of about 3.8 million, under half of whom - or fewer than 1.6 million - are taxpayers. The middle class, which constitutes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taxpayers, generally share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They believe in democracy, freedom, the rule of law, and social justice;

(2) They support a social system that encourages people to be self-reliant and work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3) They believe in but do not worship blindly the market, which means that while they fully realise the inadequacies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detest the monopoly of the rich and powerful, they agree that help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underprivileged, who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social failures;

(4) They believe that money raised in taxation should be spent on good causes, such as helping the really underprivileged, and are opposed to the indiscriminate doling out of public money regardless of need.

With regard to the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scheme, the public is agreed that financial assistance should be extended to truly needy seniors. Differences, however, arise as to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a means test. Waiving the means test is no less than an indiscriminate doling out of public money, which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prudent public spending, is a waste of taxpayers' money, and can cause harm to future generations. After all, because of the aging population, it is unlikely that an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scheme that does not operate a means test can be sustained for long without leading to upward pressure on taxes. The Civic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Party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political parties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middle class, yet their stands on the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issue are disappoin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says there should be no means test for those aged 70 or above, while the Civic Party refuses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unless it comes up with a timetable for introducing a universal retirement protection scheme.

There are establishmentarian political parties in Hong Kong that are pro-grassroots or pro-middle class (such as the New People's Party), while the pro-democracy political parties are essentially pro-grassroots. In the present debate over the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scheme, we do not see a single political party that is dedicated to both democracy and middle-class values.

It is ironic that, in this ongoing debate, middle class people dedicated to democracy find that their views are represented not by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y have always supported, but by lawmakers from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arian camp. Doe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lways go hand in hand with what the West calls "tax and spend"?

Many in the middle class who crave democracy feel unhappy and frustrated because their views on the old age living allowance are not represented by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It is too early to say what effect this will have on Hong Kong's political arena. But if the pro-democracy parties continue along the road of populism and ignore the opinions of the middle class, they may even lose the support they have always enjoyed.

明報社評2012.10.29﹕長津討論 哪個民主派政黨為中產者說話？

在這次長者生活津貼（長津）討論中，民主派政黨的表現令不少中產者失望，反而部分功能組別建制派議員打正旗號，反對免資產申報，說出了中產者的心聲。熱愛民主的中產者不會輕易轉投建制陣營，但若這股「誰能代表我」的無力感延續下去，泛民政黨（尤其是公民黨和民主黨）最終會在選票上付出代價。

香港勞動人口約380萬，納稅人則不足160萬，佔勞動人口少於一半，當中不少是中產者，他們普遍擁抱如下的價值觀：

1. 信奉民主自由法治，堅持社會公義；

2. 認同社會制度應鼓勵人民發憤向上、自力更生；

3. 相信但不迷信市場，認同社會制度有缺陷，痛恨壟斷霸權，弱勢社群不代表失敗者，社會應伸出援手扶助弱勢；

4. 稅款應用得其所，例如幫助真正有需要的弱勢社群，但反對不分貧富胡亂派錢浪費公帑。

在這次長津爭議中，資助貧困長者是社會共識；但應否申報則意見分歧。毋須申報等同不論貧富都派錢，有違善用公帑的原則，它不單慷納稅人之慨，還為下一代埋下禍根，因為人口老化將令這一免申報福利，能否長期延續下去成疑，加稅壓力也勢將增加。儘管如此，向來被視為較能代表熱愛民主的中產人士利益的公民黨與民主黨，在長津討論的取態令人失望——民主黨要求70歲以上免資產申報，公民黨則以要求政府提出全民退保時間表作為條件。

香港的政黨，有「親建制、親基層」，也有「親建制、親中產」（例如新民黨）；但泛民政黨卻以「親基層」為主，「熱愛民主」同時「抱持中產價值」的政黨在哪？在這次長津爭議中，遍尋不獲。

熱愛民主的中產人士，在長津討論中，竟然沒有一個心儀的政黨能說出他們的心聲。諷刺的是，他們一向嗤之以鼻的建制派功能組別，卻能道出他們的憂慮。難道民主的必然後果就是西方政治所謂的tax and spend（只懂加稅然後亂派錢）？

不少熱愛民主的中產者對長津討論感到無奈和不滿，最終會如何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目前言之尚早；但民主派政黨若繼續「民粹」下去，輕視中產者的訴求，可能會連基本盤都流失。

指劣油致急降 國泰向兩公司索償

<轉載自2012年10月28日 明報 港聞版>

 

國泰航機在2010年發生意外，一班載有322人的客機左右引擎先後失靈，飛機一度短暫滑翔，降落時輪胎因與跑道摩擦而爆裂起火，乘客要從救生滑梯撤離，57人受傷。國泰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兩間分別在新加坡和印尼的燃油供應商索償，指他們提供受污染的燃油，導致公司損失。

兩間遭索償的公司為世界燃油服務公司（World Fuel Services）的新加坡分部，以及印尼國有石油公司（PT Pertamina (Persero)）。國泰在2003年5月與前者達成協議，由該公司在印尼泗水朱安達機場為國泰航機提供燃油。該公司其後委託印尼國有石油公司代其在當地提供燃油給國泰。

入稟狀指出，2010年4月12及13日，分別有兩班國泰客機在印尼泗水機場輸入由兩間公司提供的燃油後起飛前往香港，首班客機飛行時出現引擎壓力波動，幸安全降落。第二班客機則遭遇嚴重引擎故障，要緊急降落，導致機身損毁和乘客受傷。

民航處其後就事件調查，發現機上燃油受球形微粒污染，國泰在入稟狀中指兩間公司違反協議，提供不符質素的燃油，要求對方就緊急降落、飛機受損、航班延誤或取消、賠償乘客、聲譽受損等賠償。

總部位於美國的世界燃油服務公司為《財富》「美國500強」（Fortune 500）公司。國泰早前已在新加坡入稟，向該公司的新加坡分部提出類似起訴。

 

【案件編號:HCCL11/2012】

馬英九：陸配4年拿身分證

<轉載自2012年10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民黨主席馬英九27日表示，大陸配偶目前可以取得身分證的時間是6年，將來會進一步與其他外籍配偶的時間一致，最快4年就可以拿到身分證，讓陸配在身分取得上獲得更多保障。

對此，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表示，當初對陸配取得身分證訂定較嚴格規定，有其理由及必要性，馬總統如果要讓陸配提前取得身分證，就要向外界說明這些理由與必要性是否已經改變；相關問題應由國會與社會討論，不應由馬總統片面決定。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洪財隆也說，陸配涉及許多面向，包括兩岸關係及人口政策等，民進黨很嚴肅看待，黨內智庫「中國政策小組」已訂11月初開會，將在討論後提供決策參考。馬英九昨出席「2012全國新移民家庭楷模表揚活動」並頒獎，肯定新移民女性對家庭的付出。他表示，台灣是一個移民的社會，移民只有先後之分，但大家都希望能在此編織一個美麗的夢。他對所有新移民說，「來到台灣，台灣就是你們的新家」，大家一起來建設，讓明天更亮麗。

馬英九說，根據內政部統計，目前來台的外籍配偶，包括陸配共有46.8萬多人，數目相當可觀；這些新移民不斷融入社會，對社會做出貢獻。

他說，政府4年前鬆綁許多政策，包括刪除永久居留財力證明制度、在各縣市設立新移民服務中心及放寬外配與陸配的工作資格等，「只要她有結婚就可以工作，不一定要等到拿到身分證」。

日前在國民黨中常會，馬英九也說未來3年將加速推動兩岸關係，同時通盤檢討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縮短陸配取得身分證時間。

石原組黨意在和平憲法 日本全面右轉東亞難安

<轉載自2012年10月28日 明報 社評>

 

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辭職投入國會選舉，準備組成在執政民主黨、在野自民黨以外的第三勢力。石原曾在自民黨執政年代做過大臣，也做過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他以80高齡重投議會，組織另一股政治力量，從初步情勢看，石原的新政黨不一定足以取代自民黨及民主黨，卻很有可能成為這兩黨之外舉足輕重的勢力，足以左右未來的日本政治。

石原助長右翼氣燄 中美密切注視發展

石原慎太郎緣何突然辭職組黨，各種說法紛紜，包括他想組織一個旗幟鮮明的右翼政黨，也有一種看法是，他欲為在自民黨的兒子石原伸晃另立山頭。不過，姑勿論真正原因為何，石原這一舉動，必會引起美國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警覺。因為石原的新政黨，極可能會觸及日本戰後近70年的政治核心——和平憲法。日本的右翼政客近30年來有一套反對和平憲法的史觀，認為這部由美國佔領軍撰寫的憲法，把日本的國家人格矮化，即日本不能擁有軍隊，只能以有限的武力組建自衛隊；按照憲法第9條，日本不能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日本右翼政客認為，這些限制，是由於戰後東京戰犯審判的史觀所致，1980年代的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日本戰後政治總決算」，便是有着翻案想法。只是當年不成氣候，到了如今石原出來組黨，可望「名正言順」。

在最近的日本政府所謂「購買」釣魚島事件，石原慎太郎是首先提出由東京都政府購買釣島，他冒着被中國大陸及台灣狠批也要「購島」，政治上的計算，除了提升一己的支持度，更大的原因是他的政治本質，這便是為什麼石原組黨會引起美國以及中國密切注視之故。

石原慎太郎是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1989年起的3年間，他一口氣寫了三部書，全都針對美國，包括《日本可以說不》、《日本還是可以說不——日美關係的根本問題》、《日本堅決說不》。有分析認為，一旦石原的政黨成為執政黨，或者石原的政黨成為聯合政府的一員，首當其衝的是美日關係，尤其是《美日安保條約》。安保條約是美日之間的結盟象徵，條約只要生效，日本不可能擁有強大軍力，表面原因是美國軍隊駐在日本，但更深層的作用是，只要美軍一天在日本，客觀上就能起着約制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作用。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日本應該擁有外交以及各方面的主權，然而事實是日本自二戰結束後，在正確認識當年侵略戰爭以及其後的反省中，令當年受侵略諸國感到極不踏實，從篡改教科書到意圖推翻東京戰犯審判的史觀，俱屬如此。因此，倘若石原撕毁安保條約，美軍撤出日本，到時日本難以制衡，戰後70年的東亞地區脆弱的和平，勢必陷於危機邊緣，中日、韓日，以及朝鮮與日本的關係會如何發展，頗難逆料。

美日安保能否持續 成東亞局勢懸念

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事件陷入低潮，日韓關係也因為竹島（獨島）而屢生險象，至於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主權爭議，更是戰後幾十年一直沒有中止過的紛爭。處理這些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需要耐性，更需要讓人看得到誠意。過去40年來，這3個與日本有直接關係領土糾紛沒有惡化，是因為各方都明白，領土糾紛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趕急毛躁只會把問題引向更難以解結的方向。石原慎太郎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因此，倘是他足以影響到日本的外交方針時，釣魚島、竹島（獨島）以及北方四島三大熱點會否有理性的出路，而涉及3個熱點的中國、韓國及俄羅斯會對石原如何評估，以及在區內獨霸一方的美國取態如何，都是東亞局勢令人加倍關注原因。

日本政治近10年來往右轉，今年更是達到極致，野田佳彥的外交走向，安倍晉三當上自民黨總裁，如今比安倍更右翼的石原慎太郎出來組黨，日本最大商界組織經團連表示「日中關係會更差」。雖然如此，但全面右轉的日本似乎沒有多大的迴轉空間，政壇欠缺足以制衡的力量，東亞情勢難以讓人安枕，2013年會是一個怎樣的年頭，使人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