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3月5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
在北京「兩會」召開前夕，國台辦於2月28日公布震撼台灣社會的《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下稱「惠台31」）。該31項惠台措施的出爐，是習近平時代「兩岸融合發展」方略的具體表現，也是筆者較早前在本報指出的北京在新時代以「實力主義」思維處理兩岸關係的體現（〈實力主義——習近平時代對台政策新思維〉，2017年12月11日）。對此，台灣陸委會即時「以利益換取台灣的政治認同」作出回應。究竟「惠台31」一旦落實，是否會提升台灣民衆對北京的政治認同度，乃至於最終改變台灣社會的「國家」認同？
「全方位惠台」與「單向式融合」
檢視「惠台31」的內容，涵蓋兩大範疇：（1）給予台資企業與大陸企業同等待遇；（2）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的待遇。倘從北京的對台政策的思維來解讀，整體而言有以下兩大特徵。
其一，一改過去「局部惠台」的印象，突顯「全方位惠台」的新意。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學生及社會不滿的源頭之一，是批評之前兩岸簽署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大陸的一些惠台政策，實際上只讓部分大財團受益，並未惠及所有台灣民衆。「惠台31」正是針對此一「負面」印象，內容涵蓋台灣社會各個領域、不同階層的利益範圍。
其二，突顯現階段的「兩岸融合發展」，仍停留在「單向式融合」。正如內文所揭示的「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遇」，「惠台31」的絕大部分內容，目標在於吸引台灣人到大陸來發展，融入大陸社會。由於缺乏台灣政府的支持，「單向式融合」的特點之一，正是繞過台灣政府，以「國民待遇」作號召，直接吸引台灣民衆。
「惠台31」在現階段最受台灣社會議論的，是如何落實的問題。目前「惠台31」僅停留在國台辦發布的規範層面，雖然國台辦說明該31項措施已事先與各部委溝通，然而是否具法律位階效力、各個具體單位如何落實，仍不明朗。
再者，有些措施項目語意並不清晰，而有些倘無台灣行政單位的配合，根本無法實施。
以第3項「台灣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可牽頭或參與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申報，享受與大陸科研機構、高等學校、企業同等政策」及第15項「台灣同胞可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國家藝術基金等各類基金專案。具體辦法由相關主管部門制定」為例，這兩部分似乎不限於從台灣來到大陸發展的台灣人，而是留在台灣工作的相關人士也可申請。然而，台灣的國立大學及科研機構，包括筆者所屬的中央研究院的員工，根據台灣法規是禁止兼任大陸公家單位的職務，這些機構不可能不受台灣法規規範，而申請大陸的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再者，台灣和大陸一樣，別說是單位申請的研究計劃，即使是學者個人申請公家的研究經費，都要透過單位申請，通過後經費也是透過單位發放、監督。
因此「惠台31」在如何落實部分，恐怕還需訂立清楚到位的落實辦法，並發放到具體執行的每一個單位，予以貫徹，否者就中了「口惠而實不至」的口實。
「惠台31」與台灣人的政治認同
今年是中國大陸啓動「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北京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政策方向，然而卻效果不彰。筆者也曾在大陸某台灣研究機構演講時，明白地指出北京對台政策的失敗。大陸的對台工作部門及研究單位，數十年來的辛勞，不外乎保持兩大基本目的：其一，希望台灣人愈來愈想和大陸統一；其二，希望台灣人的「中國人」認同愈來愈強。然而事與願違，台灣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現實是，台灣人愈來愈不想統一、台灣人愈來愈不想當「中國人」。
然而，當兩岸關係走到習近平時代，尤其是去年十九大之後，北京的對台策略與思路正在發生根本改變，這些改變不僅超越過去北京慣有的「統戰」手法，也超出台灣社會的想像範圍。這些新的思路與手法是否有效，仍需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跟進、觀察與評估，不宜過早做出判斷。
就「惠台31」對台灣民衆「政治認同」的影響而言，需根據措施落實的力度、涉及多大比例的台灣人口、自願或非自願捲入「惠台31」的台灣民衆是否因此改變對北京的印象、態度、認同而論。
誠然，甫出台的「惠台31」可能是一劑猛藥，對台灣民衆對大陸的觀感、印象、態度的改變有可能產生改變的壓力。不過，筆者長年研究台灣民衆的身分認同，目睹台灣人在「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上的變遷軌迹，並不認為「惠台31」以及沒有台灣政府配合的「單向式兩岸融合發展」會使台灣民衆在可預見的將來，根本扭轉目前對「台灣人」的認同及視大陸為「不同國家」的普遍認知。
「惠台31」也好，「單向式兩岸融合發展」的方向也好，主要仍是以利益為誘餌，試圖拉近兩岸的距離；長遠而言，則是希望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社會融合，達至實質性兩岸統一的目標。
然而，前車可鑑，香港比台灣更早進入與大陸融合的階段，經濟上早已與大陸一體化，且政治自主性全然由北京掌控，但是香港社會對北京的政治認同並沒有增加，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反而更趨強烈，在回歸17年後還爆發對北京激烈反彈的「雨傘運動」。換言之，香港的例子揭示了在中國大陸現行政治體制下，單憑以利益為主軸的融合思維，要達至兩岸社會的心靈契合乃至改變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及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信念，恐怕會是一廂情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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