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釣島糾紛為何成日本對華反感主因?

 <轉載自2020121 明報 中國版 欄名:日本內望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釣魚島問題或者再次成為中日對立的焦點。

1117日,第16屆「北京-東京論壇」在網上發表一年一度的中日關係輿論調查。根據日本言論NPO的民意調查顯示,接近九成(89.7%)的日本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印象。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相比過去較為突出的中日歷史問題,今年的民調顯示,釣魚島領土糾紛成為日本民眾反感中國的主要原因(57.4%)。

為什麼存在已久的中日領土糾紛在2020年成為日本對華民意的焦點呢?

中日兩國釣魚島論述迥異

近十年來中日兩國在釣魚島的對立升級,源於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並在2012年日方國有化釣魚島後激化。日本國內的主流見解概括如下:第一,明治日本於1879年接管琉球和釣魚島,1895年正式兼併。二戰後,美國明確把釣島列入其託管的琉球群島之內。美國依照1971年歸還沖繩的條約,把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交給了日本。研究日中關係的中央大學學者服部龍二2012年在接受NHK訪問時稱,19729月周恩來在接見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表示暫先不談釣島問題,可視之為中國主動放棄釣魚島主權。第二,中國大陸和台灣積極聲稱擁有釣魚島主權,是在1968年聯合國報告指出釣魚島附近有豐富的石油蘊藏之後。中國於1960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明確標認釣魚島為日本領土。第三,1990年代後期,中國崛起,日方懷疑中國藉釣島問題有計劃地實施海洋擴張。理據是,中國在1992年單方面公布《領海法》,把釣島列入中國領土。日本前外交官前東鄉和彥2012年曾在東京的一個論壇上披露,200812月,兩艘國家海洋局所屬的中國海監總隊船舶環繞釣島一周並長時間逗留勘察,事後高調宣傳要打破日本有效控制,此舉令日方感到震驚。

對於日方主張,中方的見解和反駁如下:第一,早在15世紀明朝時期中國就有文獻和地圖記載釣魚台。第二,釣魚台不是琉球的一部分。清朝在1894/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簽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把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台灣割讓給日本。1945年日本戰敗,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馬關條約》全部失效,釣魚島作為台灣附屬島嶼理應歸還給中國。第三,中國大陸出版的地圖冊標示尖閣列島的名稱,並不代表中國官方正式承認釣魚台屬於日本。有中方智庫人員指出,1978年鄧小平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當時日方並無異議,但這一協定到2010年被日本單方面推翻。

1972年邦交正常化後,中日兩國政府基於雙邊關係大局,有默契地低調處理釣魚島領土糾紛。即使在中日關係極度惡化的小泉時期,自民黨政府依然慎重處理釣魚島問題,於2004年把相關保釣抗議人士遣返中國,而非拘捕。然而,2010年撞船事件,沒有執政經驗的民主黨不熟悉釣島問題的複雜性,意圖起訴中國船長和船員,引起中方強烈反彈。進入2020年,日方聲稱中方海警船今年反覆「入侵」釣魚島,情况惡化。但中方則指出,是日方海上保安廳船舶縱容日方民間船舶乃至右翼分子接近釣島,迫使中方派海警艦艇尾隨並將之驅離。然而,在日本國內,中方海警「入侵」釣魚島經媒體反覆報道成為新聞焦點,不熟悉中日領土糾紛複雜歷史背景的日本民眾普遍把釣魚島問題視為中國海上擴張的徵兆。就是這樣,在華人意識中作為歷史屈辱象徵的釣魚島,在日本變成了確保日本主權和本國安全保障的政治議題。

以創見和平解決領土爭端

美國前任在台協會主席Richard C. Bush2010年出版《一山二虎:中日關係的現狀與亞太局勢的未來》(The Perils of Proximity: China-Japan Security Relations)一書中專門探討中日海上領土糾紛。作者指出,釣魚島主權爭議複雜。中日之間的歷史恩怨,雙方的國內政治和民族主義情緒失控,對雙方意圖的情報誤判及文武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失衡,都極易觸發兩國間不必要的衝突。中日兩國的有識之士一直也對釣魚島問題的惡化憂心忡忡。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學者王逸舟曾在其著作《創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一書中指出,在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中國要成為一個「謙虛而謹慎的大國」,以創造性智慧化解涉及主權邊界的安全挑戰。在中日領土糾紛問題上,王引用了早稻田大學中國問題專家天兒慧教授的大膽構想,建議中日兩國應先凍結領土爭議,在釣魚島建立禁止雙方民間船舶私自進入的「共管地帶」;兩國可以各自派出相關專家展開討論和對話,化解衝突。

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大國,也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為了防止兩方國民的相互對立激化,東京和北京都有必要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竭盡全力尋找化解對立的妥協點,以和平方式解決釣魚島領土糾紛。

2020年11月27日 星期五

國台辦前副主任:可「北平模式」統一台灣

 <轉載自20201128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台辦前副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副會長王在希日前在北京大學舉辦的第六屆中華文化論壇表示,從目前台海形勢來看,和平統一的可能逐漸喪失,但武力統一代價較大,可考慮「北平模式」,即「以戰迫和,以武促統,兵臨城下,不戰而屈人之兵」,本質是另一種方式的和平統一,是「和統」與「武統」的完美結合。

中評社報道,王在希表示,不能把「和統」與「武統」對立,一方面要看到不動用武力手段,光憑政治談判、民間交流、惠台讓利,是不可能兩岸統一;另一方面即使將來迫不得已對台動武,也要堅持政治談判,堅持做台灣人民工作,堅持把爭取台灣民心作為各項對台工作的重要任務,不能顧此失彼及絕對化。

王在希又稱,民進黨不可能在台灣長期執政。他表示,台灣多數選民不願看到民進黨一黨獨大,美國也不喜歡台灣一黨長期執政;民進黨擅長選舉,但不善於社會治理,下一步將有圍繞權力繼承的鬥爭,「民意如流水,我們將拭目以待」。

2020年11月26日 星期四

中國搶入CPTPP 4方面反制美封殺

 <轉載自20201127 經濟日報 國是港事 欄名 : 中國經緯撰文: 曾仲榮 資深評論員>

中國與東盟10國、日韓、澳紐在11月中組成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勝追擊,表明積極考慮加入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要利用更多參與亞太自由貿易區,推動經濟改革,化解美國封殺中國的行動,並反制美國。

中國與亞太14國共同組成RCEP,惹起國際關注。此因RCEP是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成員國佔全球GDP、貿易量的36%,佔全球人口30%,成員國承諾在10年內將相互之間的關稅降至零。雖然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指RCEP只是一個「非常低階的條約」,但話從他的口中說出,卻有點「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味道。說實在,RCEP的開放就算只局限零關稅,卻勝在規模龐大,涉及全球36%貿易量。德國聯邦批發外貿商協會就認為,德國和歐盟未能加入RCEP,對歐盟是一個打擊。

中國在8年前大力推動RCEP,希望在中國與東盟的「10+1」自貿協議之上,再拉攏日韓、澳紐和印度,成立全球最大的自貿區,抗衡當時美國總統奧巴馬大力推動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CPTPP的前身)。奧巴馬要將TPP5國擴大至12國,並刻意排拒中國的參加,就是要用TPP圍堵中國。

只是TPP擴大版雖在2016年談妥,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初一上台就退出TPPTPP頓失龍頭,由佔全球GDP30%大幅縮水至14%,只能以日本為首,並改組為CPTPP,將22條由美國提出、卻遭其他成員國反對的條文凍結。

特退TPP 成推動RCEP「功臣」

特朗普退出TPP,不單重創TPP,而且CPTPP成員國中有7個如日澳紐,同時是RCEP的籌組成員,他們為了攫取亞太經貿利益,遂同意跟從中國,加快籌建RCEP,特朗普間接成為推動RCEP的「功臣」。

CPTPP被稱為最開放的自由貿易協議,經貿開放程度較RCEP為高,除零關稅貨品達98%外,還包括服務業、電子商務等的開放,並且要求成員國經濟自由化,在保護知識產權、限制國企、禁止國家補貼、保障勞工和環境等方面,都有高標準要求。這些高標準既有利美國開拓成員國市場,亦可留難中國:若中國要加入CPTPP,就要大幅開放市場、降低國家對企業尤其國企的支持,這亦是中國當時難以加入的原因。

然而,中國現在不單成功推動RCEP的成立,而且反客為主,主動表明考慮加入CPTPP,這做法有多重作用,可進一步反擊美國的封殺中國行動。

其一,為拜登製造重返CPTPP的難題。

中國正面對美國的貿易戰、科技戰、新冷戰的封殺,反制手段就是推動全球化,利用全球反包圍美國,令美國要與中國脫鈎、孤立中國的如意算盤落空,為此,中國不單要推動RCEP、推動一帶一路,現在更要搶在美國新總統拜登就任之前,表示要加入CPTPP

美鐵銹帶選民 CPTPP損利益

拜登在對華態度上,與特朗普有很大的相同之處,就是絕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因此要遏制中國崛起;然而拜登採用的手法,是重行奧巴馬時代團結盟友、孤立中國的政策,因此拜登在西方會重新拉攏歐盟,在亞太就要重返CPTPP,領導CPTPP圍堵中國。

拜登目前還未宣布重返CPTPP,因他的勝選全靠在部分鐵銹帶州份險勝特朗普,CPTPP卻被鐵銹帶選民視為有損他們的利益。拜登若快步加入CPTPP,叫鐵銹帶選民情何以堪,亦會令拜登上任首百日的蜜月期蒙上陰影。

中國搶在拜登上任前表明要加入CPTPP,無疑為拜登出了一道難題,他應否不顧「後欄」可能失火,而加快重返CPTPP呢?

其二,中國要藉此向國際表達開放市場的決心。

推內部經改 防被踢出全球生產鏈

中國可借加入CPTPP對內推動經改,對外宣示進一步開放的決心。中國在數年前無法加入TPP,除因美國阻撓外,還因TPP要求保護知識產權、開放金融和電訊市場、限制政府補貼、規限國營企業等,對內地經貿制度將造成很大衝擊。

然而,經過內地數年經改後,中國現在明顯有信心及能力,進一步向外開放市場,而且加強保護知識產權,不只是外國的要求,亦是中國未來建設以創新為核心的科技強國所必需的要素。因此加入CPTPP,既可利用向外開放建立盟友,反制美國要將中國踢出全球生產鏈的行動,亦可藉此推動內部經改。

過去中國未能加入TPP,主因是美國要排拒中國,現在美國不是CPTPP成員,中國加入又可為CPTPP成員帶來額外經貿利益,他們會如美國般抗拒,用嚴厲條件阻撓嗎?美國退出TPP後,CPTPP成立時就凍結了22項美國的開放市場要求,令進入門檻降低,而且當初美國都有「打茅波」,為拉攏越南抗衡中國,對越南未符合加入TPP條件,亦「隻眼開隻眼閉」放行,當時《金融時報》都有文章質疑,中國對外開放程度更高於越南,為何越南可加入TPP,而中國卻不能。

避與CPTPP打對台 RCEP發展

其三,化解RCEPCPTPP之間可能出現的對立。

外界一直視CPTPP是美國孤立中國的工具,RCEP則是中國打破美國圍堵的一着,因此RCEPCPTPP恍如「打對台」。如今正值美國可能重返CPTPP之時,中國也要加入CPTPP,令中美在經貿聯盟方面的對抗,不再發生在RCEPCPTPP之間,而是在CPTPP內部先打一仗。

如此可避免亞太兩大貿易集團的互相傾軋,阻撓RCEP的發展;以時間換空間的角度看,只要RCEP有時間成熟起來,中國亦更有本錢與CPTPP抗衡。

其四,中國可借CPTPP擴大在亞太區的影響力。

若中國加入CPTPP,便會同時身兼RCEPCPTPP兩大亞太自由貿易協定成員,可加大中國在亞太區的影響力和話語權,未來RCEPCPTPP的擴容,如英國等都表示要加入CPTPP,亦可成為中國拉攏國際、破除美國封殺的重要渠道。

加大話語權 制衡美打台灣牌

此外,台灣亦一直籌謀,希望加入CPTPP,並期望美國重新加入後,幫助台灣進入,若中國能加入CPTPP,亦可藉此制衡美國借CPTPP大打台灣牌。

總的而言,若中美都成為CPTPP成員,中國就可利用CPTPP制約美國,束縛美國打擊中國的手段,美國亦難再利用CPTPP孤立中國;若美國「使橫手」阻撓中國加入CPTPP,那就可能與CPTPP盟友產生衝突、損害盟友的利益。因此中國加入CPTPP無論成功與否,都可起到反制美國的作用。

華提議禁民間船隻入釣島 日方稱完全無法接受

 <轉載自20201127 明報 加東版 >

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昨在記者會上拒絕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提出的雙方不讓公務船以外船隻進入釣魚島海域以改善事態的方案,他指出王毅的言論是基於中方自身立場,日本政府完全無法接受。

共同社報道,加藤重申釣魚島從歷史上和國際法上都無疑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同時強調圍繞釣魚島的領土主權問題原本就不存在,日本漁船依照日本法令開展活動沒有任何問題。正在日韓訪問的王毅前日在東京受訪指出,如果雙方不讓公務船以外船隻進入釣魚島周邊海域,問題會平息並消失。

日新駐華大使昨抵北京 接受隔離

另外,多名日本大使館相關人士透露,新任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前日乘坐民航飛機抵達山東青島的機場,在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後,搭乘日本大使館租借的帶洗手間的車輛,花8小時由陸路進京,昨起在北京的大使公邸開始接受中方要求的2周隔離,直至下月10日。

59歲的垂秀夫被外界認為是日本外務省中首屈一指的「知華派」專家,他對於中國大陸以及港澳台的事務相當熟悉,過去曾經3度派駐北京。

可能需要退守「一國兩府」

 <轉載自20201127 AM730 欄名:C 撰文:施永青>

自從美國改變對中國的定位,把中國視為威脅美國老大地位的敵對競爭者之後,美國就不斷調整對台灣的策略,以試探中國的底線,看看台灣在分離路線上能走多遠,才會導致中國有較為激烈的反應。

起初,美國只是派一些政治上不太敏感的官員訪問台灣,但近日已得寸進尺,連軍事人員也不避嫌了。很明顯,美國已完全無視中美建交時的承諾,以後不與台灣有任何官方的往還了。有跡象顯示,美國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還在慫恿其他西方國家也這樣做。

更嚴重的是,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竟公開表示,台灣並非中國的一部分。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不是說,美國就算與台灣建交,也不關中國事。美國可以不顧中國在這件事情上的取態。

對此,中國除了在外交上用言詞加以反對外,尚未見有任何行動上的反應,連召回中國駐美的外交使節也沒有做。有人擔心,這樣很容易被美國看扁。不過,我認為:在這麼重大的問題上,北京表現得慎重一些是應該的。謀定然後動,總好過輕舉妄動。

中國過去曾表示過,若台灣宣布獨立,中國會不惜用軍事行動來解放台灣。但怎樣才算台灣宣布獨立呢?似乎並未界定得十分清楚。

從現實的角度來看,台灣根本沒有需要宣布獨立。因為,中華民國政府一直獨立運作,從未試過聽命於北京。世界各國都知道它是一個獨立的政體,只是沒有視它為正式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罷了。

台灣現在想爭取的,已不是正式代表中國。台灣只是中國的一個島,世人不會接受它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大陸。但台灣想爭取與世上更多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可以公開地建立正規的合作交往。

北京擔心,這會讓台灣有更多的生存空間,因而令台灣更不肯接受一國兩制。但現實是不管台灣是否在國際上受到孤立,它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如今台灣有了美國撐腰,台灣應該更加不肯就範。

因此,擺在北京面前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在現階段就可以透過激烈的回應煞停美國與台灣的半官方交往,否則這類交往很快會蔓延至其他國家,往後中國會更難制止。要麼就得在台灣問題上作戰略退卻,改以維持「一國兩府」作最後底線。

「一國兩府」即一個中國存在着兩個政府。只要台灣不改「中華民國」的稱號,它就仍可視作中國的一部分。總好過為了逼台灣接受一國兩制,不得不不斷向台灣施壓,以致「一國兩制」未得落實,已逼台灣遠離中國。韓國至今亦是「一國兩府」,南北韓都沒有脫離韓國的意圖。希望台灣可以在「一國兩府」下留在中國,以免中國人民再受內戰之苦。

2020年11月25日 星期三

華航新機字樣縮小機身留白 台交通部長:擬加台灣意象

 <轉載自20201126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媒周三(25)引述境外網站照片,華航一架波音777F貨機最新塗裝,其機身的「CHINA AIRLINES」字樣,較現行設計大幅縮小且移至機身尾段。台灣的交通部長林佳龍周四(26)證實稱,華航採購的7777F正在交機和試飛中,新機機身留有的空白位置將塗上有台灣意象的圖樣。

林佳龍表示,目前先將原來的「CHINA AIRLINES」字樣縮小,待機身塗裝設計完成,華航會正式對外說明。華航亦回應稱,目前新機仍在試飛階段,未正式出廠,擬有全新的塗裝樣式,將會適時正式對外公布。

台灣的立法院早前通過中華航空的更名決議案,以免華航機身的「CHINA AIRLINES」字樣,讓外界誤以為屬於「中國(China)」的航班公司。有分析指,由於台府要求華航加強「Taiwan」意象,機身主要部分很可能會增加相關圖案。



中聯部「外交」不能總唱《國際歌》

 <轉載自20201126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孫嘉業>

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聯部)和廣西自治區黨委共同主辦的中共同東南亞國家政黨對話會,今日在廣西南寧舉行,東南亞多國近40個政黨領導人及政府代表、駐華使節,以線上或線下方式與會。中聯部原是負責與各國左翼政黨聯繫的部門,在早年向東南亞各國輸出革命時曾扮演重要角色,但時移勢轉,東南亞除越、寮兩國外,各國共產黨已告絕迹,中聯部內設機構中,印支三國也與東南亞其他國家分屬不同部門。所以,今天的對話會,不會有任何外國共產黨組織參與。

但在遙遠的阿拉伯世界,卻仍有多個迷你共產黨組織存在,本月上旬,中聯部主辦的阿拉伯國家左翼政黨幹部網絡研修班開班式暨「後疫情時代的『兩個主義』」理論研討會,據報有來自埃及、伊拉克、也門、約旦、黎巴嫩等10國的23個左翼政黨出席,活動中出現了「萬里『同屏』,共唱《國際歌》」的場景,該部新聞辦在微博描述了當日這特殊的一幕:「『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當這熟悉又激昂的旋律響起的時候,萬里之外的阿拉伯國家左翼政黨領導人與中聯部主管局的同志們同時起立高唱《國際歌》,將這場名為『讀懂中共的一把金鑰匙』——《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學習交流會的主題黨日活動推向高潮」。全世界的左翼黨人,無論講何種語言,都熟悉《國際歌》的旋律,中共黨的會議結束時,也要奏這個曲調。

從「輸出革命」轉「輸出中國理念」

經常被人與駐港澳的中聯辦混淆的中聯部,歷史較兩個中聯辦早得多,是屬於中共黨務的外交部門。中國在對外事務方面,政府的外交部和黨中央的中聯部各自運作,後者名義上是負責政黨之間的聯絡交往,早期主要是負責與各國的共產黨或左翼人士聯絡,改革開放後,擴大朋友圈,改與各種意識形態的政黨特別是各國執政黨打交道,間接服務國家的外交政策,扮演「二軌外交」的角色。

中聯部的主要任務從輸出革命,轉為輸出中國理念,在上述那場與阿拉伯兄弟黨的交流中,該部部長助理朱銳就介紹了剛結束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內容。在天安門城樓毛澤東肖像兩邊,從建政初期到現在一直掛着兩幅大字標語,左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這是習近平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根源;右邊一幅是「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其濫觴是中國傳統的「天下大同」理念,也是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指,即中聯部的使命所繫。

黨國體制全球少 籠絡手段事倍功半

不過,中聯部現時的交往對象林林總總,不能總唱《國際歌》,而是上什麼山唱什麼歌。由於類似中國的黨國體制在全球鳳毛麟角,靠籠絡政黨來促進外交往往事倍功半,3年前中聯部在北京辦的那場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有120多國2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與會,證諸今日的中國外交環境,似乎成效甚微。

大陸擬訂台獨頑固清單 台陸委會:遠離普世價值

 <轉載自20201126 明報 加東 >

兩岸局勢持續緊張,有傳大陸正制訂清單,打擊「台獨」頑固分子,當中包括台灣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大陸國台辦周三(25)舉行新聞發布會,針對記者提問清單規劃,發言人朱鳳蓮回應,陸方絕不能容忍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並將持續採取精準打擊措施,有關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均會依法受到制裁。台灣的陸委會同日晚上回應稱,北京當局這種恐嚇台灣、干擾民主政治的惡劣行徑,只會和普世價值愈離愈遠。

朱鳳蓮表示,台獨分子的涉「獨」言論囂張,謀「獨」行徑惡劣,包括在島內外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活動的首要分子,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者,都必將依法受到審判和懲罰。只有堅決打擊分裂分子及活動,兩岸關係才能和平發展。

她又強調,極少數頑固分子長期以來挑動兩岸對立,破壞兩岸關係,危害台海和平,「這筆賬是一定會清算的」。

針對台灣有人鼓吹制定、修改所謂的「代理人法」、「反滲透法」;朱形容是一小撮台獨分子不甘寂寞和失敗,利用「修法立法」等手段,恐嚇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民眾和團體,進一步打壓兩岸往來活動,其險惡用心絕不可能得逞。她正告這些分子,多行不義必自斃,最終難逃正義的審判。另強調,民進黨當局妄圖搞武力對抗,以武謀「獨」注定是要失敗的,「愈是搞事情,愈是離自我滅亡不遠。」

陸委會批評,陸方這種惡劣行徑,不但未讓台灣人民感到絲毫畏懼,反而更加厭惡共產黨集權專制體制的無知蠻橫。若陸方不顧台灣人民的感受,不尊重台灣的民意,一再惡意炒作此議題而傷害兩岸關係及雙方交流互動,結果必將適得其反,最終也將自食惡果。

陸委會重申,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台灣人民堅決拒斥中共的「一中原則」及所謂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不會因為對岸施壓恐嚇而妥協,政府也將注意情勢發展,採取必要的防衞及反制作為。

陸委會又呼籲陸方懸崖勒馬,切勿因錯誤的政策而讓兩岸關係走向無法扭轉的不歸路。

針對陸方指「一個中國」原則是台灣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前提,陸委會強調,台灣目前已經是世界貿易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國際經貿組織成員,參與各項區域經濟整合,更是台灣的權利。面對中國大陸無理打壓,台灣既不屈從,更不會接受無理的條件,反而持續壯大自己,尋找突破之道。

針對大陸制訂台獨頑固清單,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周三受訪時表示,制訂清單「對於兩岸關係沒有甚麼好處」。高雄市長陳其邁周四(26)則警告大陸,不要低估台灣人的決心,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這種事情。

2020年11月22日 星期日

中國從此沒有貧困縣 今後富強目標更艱難

 <轉載自20201123 明報 社評>

內地最後兩個仍然有貧困縣的省份,貴州和甘肅今天將宣布從此脫貧,全國進入小康社會的目標得以實現。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把幾億人擺脫貧困,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中國人值得高興,世界也會給予讚揚。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新時代,即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的年代。政府在這個新時代,既要避免已經脫貧人民不至於因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而返回貧困,更需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

按照聯合國每天收入1.9美元的標準,10年前仍然有832個貧困縣分佈在22個省份,中央政府用各種手段扶持這些貧困縣,而且在2020年提高貧困線的標準到人均年收入400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天收入2.2美元,略高於聯合國的標準,到今年5月,仍然有7個省的52個縣處於貧困線以下。這些地方有一個共通之處,地理位置遠離城市、海拔高或者在沙漠邊緣,無論是農耕或者放牧都缺乏自然條件,而且是地廣人稀,貧困戶都散居在不同角落,全部脫貧目標的最後一公里,十分艱難。

然而,中央政府定下死命令,務必要在今年年底前將所有餘下的貧困縣逐一解決,一個不能少,所採取的手段包括,由中央政府出資,在縣城興建房屋,將散居在山上及偏遠地方的居民,全部搬遷到城鎮居住,但這些居民大多心存疑慮,因為一旦離開他們祖輩千百年來賴以為生的土地,他們會變成一無所有。難關在於要令他們遷到城鎮後有充分的就業機會,才能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

舉全國之力扶貧達標容易 貧困戶擔心一走了之堪憂

中央政府從富庶省份挑選資源豐富的區縣,以及大型國企,跟52個最難解決的貧困縣分別對接,先調查當地的各種條件,訂定出精準扶貧的方案,或投資建廠提供就業,或協助當地居民掌握農業技術提高產量,或興辦旅遊,讓當地居民經營住宿餐飲,總之務必達到收入在貧困線之上。今年以來,各個省份逐一宣布所有剩下的貧困縣擺脫貧窮,最後的兩個省份,甘肅和貴州,也將在今天舉行記者會發布有關情况。

舉全國之力,將任務分配到特定的單位,內地總能將訂定的目標完成,而這些向世界宣示的成就,是否經得起考驗,也成為國際媒體的討論話題。除了每天收入的金額標準外,還必須保證:搬遷戶的居住面積達到人均25平方米,並且有足夠的醫療設施和生活用水用電供應、適齡學童9年義務教育的學額、最低福利等等的保障。這些都必須經由第三方審核出具證明,並且得到中央政府派員檢查通過,相信這些指標都會受到媒體的監督,並且可以接受國際機構的考察。

然而,很多貧困戶不願意接受國家的扶持,並非他們甘願貧困,而是他們擔心國家的扶貧隊伍在完成任務後「一走了之」,令他們只是在一個新的起點上繼續貧困下去。雖然中央政府一再承諾,今後會不斷監督扶貧措施的延續,但關鍵的問題不在於硬件設施的設置,而在於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結構性因素,不會令原來的貧困戶重返貧困線以下。

這些原來的貧困縣,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條件不會因為國家政策而改變,雖然修建公路令到他們的產品可用更低的成本運到市場,或者是通過發達的通訊科技和平台擴大銷售渠道,可以減輕天然條件負面因素帶來的不公,但更深層次的因素在於這些處於貧困縣的居民,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跟能夠富起來的國民,處於不同的起跑線上。

位處山區或者偏遠地區的居民,大多是少數民族,或者是多少代的文盲,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就較差,還要他們在漢族的主流社會上競爭,需要扶持的,就不應該是以提高到超過貧困線標準作為目標,否則,即使保證了9年義務教育,他們也無法走出大山。過去高考制度還有給少數民族加分的政策,近年多個省份宣布將會陸續取消加分制度,好像少數民族在公開考試競爭的條件已經可以跟大城市的漢族孩子「平起平坐」。

授人以漁道理無異議 加大教育投入須落實

中央政府應該投入更大更多的資源,給原來貧困縣的學校增添設備,資助高水平的教師到偏遠地區任教,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學生到大城市就讀,讓貧困戶的下一代給自己的家鄉永遠脫貧想辦法,這才是長治久安之計。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個顯淺的道理,沒有人會不懂,關鍵在於落實,中央政府不可能年年派員去扶貧,倒不如從根本做起。况且,在全國宣布脫貧任務已經完成之後,還要面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原來的貧困戶也不會滿足於擺脫貧窮,如何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應該是國家下一個重要的目標。

No more poor counties in China

By the standa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which defines poverty as income lower than US$1.9 per day, there were still 832 poor counties scattered in 22 provinces of China ten years ag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mployed various methods to support these poor counties. In 2020, China raised its poverty line to an annual income of 4,000 RMB per capita, equivalent to US$2.2 per day,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By May of this year, there were still 52 counties in seven provinces that were below the poverty line. These place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they are located away from the city, at high altitudes or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lacking the natural conditions for farming or animals to graze. They are also sparsely populated, with poor households scattered in different corners. The last stretch in the race to lift the whole of China out of poverty remains very difficult.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given a firm order tha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all the remaining poor counties must be lifted out of poverty one by one, and none of them must be left behind. This will be accomplished by building houses in countie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money. Scattered residents in the hills or remote areas will be moved into town. However, most of them have misgivings about leaving the land on which their ancestors have depended for their livelihood for hundreds of years, worrying that they will be left with nothing. It is all about ensuring that they have adequ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fter they have moved into town, so that their concerns can be addressed.

In these formerly poor counties,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do not change as a result of government policy. Tru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ways enables their products to be brought to the market at lower costs, and the expansion of sales channels through advance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platforms can alleviate the inequities brought about by adverse natural conditions. However, in terms of basic living conditions. the deeper factor is that the residents of these poor counties are at a different starting point compared with citizens who are able to become wealth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more and more resources for schools in these poor counties to add equipment. It should subsidise high-level teachers so that they are willing to teach in remote areas and provide scholarships for students with excellent results to study in big cities. The long-term solution is to make the children from poor households keep thinking of ways to lift their villages out of poverty.

Everyone knows the simple truth that it is better to teach a man how to fish rather than give him a fish. The key is how to implement it.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send staff to help the poor every year, so it is better to start from the roots. In addition,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national miss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also faced with the rising demand for better quality of life. The originally poor households will not be satisfied with being out of poverty. How to solve the structural problem of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next important goal for the country.

中國從此沒有貧困縣 今後富強目標更艱難

按照聯合國每天收入1.9美元的標準,10年前仍然有832個貧困縣分佈在22個省份,中央政府用各種手段扶持這些貧困縣,而且在2020年提高貧困線的標準到人均年收入4000元人民幣,相當於每天收入2.2美元,略高於聯合國的標準,到今年5月,仍然有7個省的52個縣處於貧困線以下。這些地方有一個共通之處,地理位置遠離城市、海拔高或者在沙漠邊緣,無論是農耕或者放牧都缺乏自然條件,而且是地廣人稀,貧困戶都散居在不同角落,全部脫貧目標的最後一公里,十分艱難。

然而,中央政府定下死命令,務必要在今年年底前將所有餘下的貧困縣逐一解決,一個不能少,所採取的手段包括,由中央政府出資,在縣城興建房屋,將散居在山上及偏遠地方的居民,全部搬遷到城鎮居住,但這些居民大多心存疑慮,因為一旦離開他們祖輩千百年來賴以為生的土地,他們會變成一無所有。難關在於要令他們遷到城鎮後有充分的就業機會,才能解他們後顧之憂。

這些原來的貧困縣,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條件不會因為國家政策而改變,雖然修建公路令到他們的產品可用更低的成本運到市場,或者是通過發達的通訊科技和平台擴大銷售渠道,可以減輕天然條件負面因素帶來的不公,但更深層次的因素在於這些處於貧困縣的居民,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跟能夠富起來的國民,處於不同的起跑線上。

中央政府應該投入更大更多的資源,給原來貧困縣的學校增添設備,資助高水平的教師到偏遠地區任教,提供獎學金給成績優異的學生到大城市就讀,讓貧困戶的下一代給自己的家鄉永遠脫貧想辦法,這才是長治久安之計。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這個顯淺的道理,沒有人會不懂,關鍵在於落實,中央政府不可能年年派員去扶貧,倒不如從根本做起。况且,在全國宣布脫貧任務已經完成之後,還要面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斷提高,原來的貧困戶也不會滿足於擺脫貧窮,如何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結構性問題,應該是國家下一個重要的目標。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疫情下樓市的真正解讀

 <轉載自20201120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梁顯政 產業測量師、華坊諮詢評估有限公司資深董事>

各行各業都受疫情影響,某些行業更水深火熱,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可說是史無前例。香港的住宅市場,雖然租金自上年中開始下調,但樓價依然高企。回想疫情最初,人人觀望樓價發展,有些更期待樓價會重演2003年的情况。可是,世事不似預期,租金下跌,樓價沒有跟隨,代表回報率進一步下降,但為什麼無論我們從宏觀經濟角度看,或者微觀回報率計算,香港的樓價會有這樣的表現?究竟我們應怎樣解讀樓市現時的怪現象才能真正了解?

近年誰在參與這「買樓」遊戲

樓價是買賣雙方成交的結果,但只看樓價指數,沒有留意樓市的成交量走勢和變化,是未能窺其堂奧。

從圖1看到,香港住宅物業成交自2013年起,每年只有約5萬至6萬宗成交。與之前的每年接近10萬宗成交相比,可謂有巨大的差異。每年5萬至6萬宗成交反映着什麼的一個概念?數字背後有什麼含意?

樓價反映的是買賣雙方各自的購買力和持貨力。如果疫情對大部分市民的收入都有影響,已經是歷來罕見。但從另一角度看,這也可以說成,還有一小部分人的財產和收入沒有受太大影響。我們可以推論,只要參與「買樓」這遊戲的人正正是這一小撮人,那樓價就未必會受同等程度的影響而大跌。

任何商品的買家和賣家,都會盡力爭取最低買入價和最高賣出價成交,這背後代表着一系列的考慮因素,包括同時期的供應和需求、出售和購買的迫切性等。所以,我們一定要以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分析業主和買家的情况,才能明白每宗成交背後的真正含意。

業主步入退休階段

香港住宅業主的年齡應以年長為主,而戰後出世的一輩可能是主力。他們一般是指19461960年出世的人,經歷了世界經濟起飛紅利。1978年藉中國改革開放,在198090年代,正值事業黃金時期(約2234歲),當中家境比較好的,或能接受西方教育,擁有英語能力,能在這時期擔當重要職位,發光發熱。

2020年,他們到了退休階段,很多是早年在198090年代打拼時「上車」,現在一般已供完了按揭貸款,沒有任何資金壓力。當中不少,或在年輕時靠工作掙錢,或靠炒樓炒股致富,到退休年齡,都能擁有豐厚的退休儲備。

踏入人生後段,不會像年輕時在事業上投資拼搏,也少有會作高風險投資決定;相反,他們更着重健康,衣食住行支出已不多,年輕時大魚大肉,現在就追求養生,主要的支出也許只有醫療和旅遊。

業主持貨力強

疫情令很多打工仔和老闆受到很大衝擊,但對已退休的卻沒太大影響。由於他們的投資組合一般以穩健為主,股票市場的上落也沒有動搖他們的資產。根據統計,全港約有65%的單位已沒有按揭還款需要。沒有還款壓力、套現需要和迫切賣樓原因的退休業主,今次疫情對他們在經濟上的影響十分有限。

樓價會否大跌,主要看業主的持貨能力。如果他們有突如其來的資金需要,才需要大幅減價,以求趕快出售。當市場上出現大量這類業主時,樓價才會大幅下跌。

因此,當業主沒有迫切賣樓需要,加上從2013年起的一系列辣招壓抑樓市,令市場上有換樓需要的家庭延遲了決定,以致二手市場的供應一直十分短缺。業主放盤時才「驚覺」自己的放盤是「唯一」時,每個賣家的心態變得一樣,待價而沽、價到才售。

買家只佔全港高收入的一群

業主不迫切賣樓,並不代表疫情下買家有能力承接。那買家從何而來?我們可以從香港就業人士以收入劃分的分佈來找到答案。

從圖2得知,月入10萬元或以上的就業人士就已經有12.7萬人,加上以他們的伴侶親人名字去購買,要承接每年5萬至6萬「基本盤」,可說「大有空間」。如將月入6萬元至10萬元的這批「中產」加進去,總數有35萬人。過去的成交數字反映着有很多有能力「落場」的人還未參加呢!

換言之,每年成交的5萬至6萬宗數是代表着市場上的「基本盤」。這些買家的經濟狀况和收入不容易大規模和大幅度地受影響。這類工作的業務雖然仍會受經濟不景而影響,但不會是突如其來的斷崖式下跌,而是間接性的慢慢調整。

還有另一批沒計算在內的,就是前文提及的退休業主群。很多「大單位」業主賣樓原因是子女已遷出,單位變得太大而有換樓需要,或子女有「上車」需要但首期欠奉,要父母「以一換二」。這批靠父幹的生力軍未必是高收入人士,但勝在父母能幫忙首期,以現時利率計,就算是「小中產」也能「上車」置業。

沒家人幫忙也不是問題,因為一手樓的付款方法多如繁星,能完美地填補首期不足的空缺。我們從成交圖表可以看出,自從2013年推出按揭限制的措施後,一手樓佔整體成交的比率已大幅提升。

除了結婚 也有離婚

每個結婚數字背後代表着由兩個家庭的住屋需要變為3個家庭的需要。結婚數字上升,增加了對樓市需求。可是,大部分評論卻沒有引述離婚數字。其實,每對離婚數字背後代表着由一個家庭的住屋需要變為兩個家庭的需要。無論是結婚引發或是離婚引發的需求,背後都是代表着一個中小型單位的需求增加。

從圖3可見,結婚人數在20112014年達到頂峰,之後的回落或可能跟高樓價而延遲結婚決定有關。可是,離婚數字一直在上升軌道。

疫情下的樓市出現了「租金回落,樓價高企」的怪現象。這是由於業主沒資金壓力,在極低息的情况下,租金回落也未影響供樓人士的負擔。參與「樓市遊戲」的只是高收入的一群,疫情下他們的收入沒其他人般受影響那麼大,加上樓市被政策無情地扭曲,長時間地延遲了人的買樓決定,市場只一直在追趕儲存下來的需求。因此,說樓價會像2003年般大跌,看來機會微乎其微。况且,如果經濟復蘇,高收入人士相對回復較快,樓市止跌回升的機會也不小。

樓價是成交之結果,只看樓價指標,而不看成交變化,也不進一步以社會學角度分析人生的需求和情况,會容易錯誤解讀樓市的實際情况,其推論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街頭戰爭告一段落 執法安排應該「復常」

 <轉載自20201120 明報 社評>

去年反修例風暴,香港陷入「街頭戰爭」狀態,網上「起底」頻頻,防暴警察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引起爭議,昨天高等法院裁定,有關做法不符合《人權法》。警員未有展示獨一無二的身分識別標記,有礙投訴處理制度運作,警方認為非常時期需要非常處理,高院認為即使情况緊急,亦不能凌駕《人權法》。過去一年,有關反修例風暴的案件,上訴裁決屢有反覆,法律程序一日未完,仍有變卦可能,警方和律政司會否就今次裁決提出上訴,有待觀察。無論如何,時至今天,暴力鬥爭已經走入死胡同,「街頭戰爭」告一段落,社會不應停留在當時的狀態,警方執法安排亦應「復常」,不展示警員編號是偏離常態的做法,至於現行監警機制不足之處,亦需好好檢視。

高院裁決掀議論 上訴與否待分曉

警察通例有關制服的部分,並未明確規定警方速龍小隊和防暴警察執勤時,一定要展示警員編號或其他個人身分記認,多名市民申請司法覆核,質疑反修例風暴期間有警察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的做法,高院裁定部分申請人勝訴。

高院裁決的重點,放在保障投訴警員的權利。判辭提到,當警員蒙面執勤,他們有需要出示一些可辨別身分的記認,若無獨一無二識別方法,對警察的投訴將難以處理。法官認為,雖然警員公開身分後,可能遭惡意「起底」,然而保持投訴處理制度有效運作,比起警員擔心被「起底」更重要。判辭表示,警務處允許警員不公開清楚展示警員編號,令投訴機制系統不完善,至於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處理投訴的制度,亦未能滿足《人權法》要求,因為投訴警察課並非獨立機關,監警會則欠缺調查等權力。

高院今次裁決,並非針對個別警員;法庭裁定警員未有妥善讓人識別,亦不代表反修例風暴期間,警方執法或拘捕行動的合法性,有受到挑戰的空間。當然,任何個案都要走畢所有法律程序,始有終極定論。過去一年,很多有關反修例風暴的案件,原審裁決上訴後都被推翻。舉例說,去年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泛民議員提出司法覆核。高院法官一度裁定政府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禁蒙面法》亦屬違憲,上訴庭後來卻推翻了高院原訟庭裁決,裁定港府做法合憲、《禁蒙面法》部分合憲。案件最後如何作結,還看終審法院的裁決。今次有關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的覆核裁決,警方和律政司會否上訴、往後有何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反修例風暴是香港近半個世紀最嚴重的亂局,暴力衝突愈演愈烈,嚴重違法事件頻生,不同立場的人都慨嘆,香港偏離了常態,變得很陌生。一個正常的香港,街頭不應出現汽油彈,亦不應該有催淚煙,可是去年香港差不多有一半時間,都處於「街頭戰爭」狀態。警員執勤身分識別愈透明愈好,在正常社會狀態下,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然而面對反修例風暴這個非常時期,警方明顯傾向認為要以非常手段應付。

非常時期已成過去 執法可脫「戰時思維」

反修例風暴爆發後,網上「起底」一度非常猖獗,雖然去年10月底高院終頒下禁制令,然而仍有網民千方百計公開警員及其家屬的個人資料。防暴警察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是非常時期下一個偏離常態兼有爭議的做法,不同人看待角度不一,警方認為可保障警員及其家人免受網上「起底」滋擾,反對者認為此舉有如為警員濫用暴力開綠燈,當然也不能排除小撮激進分子認為此舉妨礙他們對付警方。高院今次裁決,傾向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出發,認為必須優先保障投訴警員的權利,可以想像,有些人會認為,當時警方面對如此惡劣的執法環境,法官為何不多考慮前線警員身分一旦暴露,不僅自身有危險,家人亦可能遭殃。有關法律觀點的爭拗,應該由司法機構處理,公眾可以理性討論裁決,惟不可踰越界線,變成肆意攻擊法官。

去年這個時期,反修例風暴正處高峰,一些人仍堅信暴力鬥爭是出路。一年後的今天,即使是當日最激進的一群,似乎亦意識到暴力鬥爭行不通;因為干犯暴力罪行而入獄者,人生也絕不會因此「變得更精彩」。當然,這不是說香港社會已經真正復常,昨天中大有百計畢業生未經校方批准,在校內集會遊行,有人展示港獨標語,警方國安處展開調查,反映社會鬥爭張力從未消失,惟無可否認,「街頭戰爭」已經告一段落,暴力已被遏止,網上起底滋擾亦已沉寂下來,警方一些執法安排,再無必要以「戰時思維」去考慮。

不管警方是否就高院裁決提出上訴,反修例風暴期間一些「非常做法」,是時候要調整,論透明度,執勤警員公開展示身分識別標記,一定比不展示理想。監警會主席認為,判辭有關監警會職權的說法存在偏差,不過有關監警會權力不足、不夠獨立等問題,早在反修例風暴前已有很多人談論,當局應正視問題,檢視現行投訴警方機制,謀求改善。

High Court's ruling on police not displaying their IDs

During last year's anti-amendment storm, riot police provoked controversy by not displaying their ID badges when they were on duty. Yesterday (November 19) the High Court ruled that such a practice was in violation of 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The court argues that, when policemen fail to display unique identification, they are hinder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mechanis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The High Court is of the view that even the presence of an emergency does not mean that the Bill of Rights can be overridden.

The focus of the High Court's ruling i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lodg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men. In his judgement, the judge mentions that when policemen cover their faces when on duty, it is necessary for them to display what can show their identities. Without such unique identification,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handl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men. The judge believes that police officers might be "doxed" maliciously if their identities are made public. However, keeping the mechanis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effectiv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ddressing the worry that policemen might be "doxed". In his judgement, he says that by allowing policemen not to display their ID numbers publicly, the Hong Kong Police have made the mechanis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incomplete. As for the complaint mechanism made up of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CAPO) and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IPCC), the judge believes that the mechanism is unable to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Bill of Rights, as the former is not an independent body while the latter lacks investigative and other powers.

Over the past year, many court cases involving the anti-amendment movement have seen the original rulings being overridden.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invoked the Emergency Regulations Ordinance to promulgate the Prohibition on Face Covering Regulation. Pro-democracy lawmakers filed for judicial review, and the High Court ruled that the government's action was in viol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the Prohibition on Face Covering Regulation was unconstitutional. The Court of Appeal, however, overruled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rul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action and parts of the Prohibition on Face Covering Regulation were indeed constitutional. The final decision is to be made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which will determine how the case will go.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the police and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appeal the ruling on the judicial review case about police not displaying their IDs when they were on duty and how the case will develop later.

When it comes to on-duty police's identities, the greater the transparency the better. It is believed that most people will agree with this in normal social circumstances. The High Court's ruling is made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s the court argues that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lodg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It is imaginable that some people will ask why the judge does not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to the danger faced by police and their families if their identities are exposed when police are facing such hostile law-enforcement environments. Arguments about legal points of view should be handled by the judiciary. The public can discuss the ruling rationally. But they should not overstep the boundaries and launch vituperative attacks on the judge.

The chairman of the IPCC has said that the parts of the High Court's judgement concer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IPCC are not accurate. That said, the IPCC's lack of power and independence was much discussed even before the anti-amendment storm. The authorities must pay proper regard to the problem, evaluate the existing mechanism for handli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and seek improvement.

街頭戰爭告一段落 執法安排應該「復常」

去年反修例風暴,防暴警察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引起爭議,昨天高等法院裁定,有關做法不符合《人權法》。警員未有展示獨一無二的身分識別標記,有礙投訴處理制度運作,高院認為即使情况緊急,亦不能凌駕《人權法》。

高院裁決的重點,放在保障投訴警員的權利。判辭提到,當警員蒙面執勤,他們有需要出示一些可辨別身分的記認,若無獨一無二識別方法,對警察的投訴將難以處理。法官認為,雖然警員公開身分後,可能遭惡意「起底」,然而保持投訴處理制度有效運作,比起警員擔心被「起底」更重要。判辭表示,警務處允許警員不公開清楚展示警員編號,令投訴機制系統不完善,至於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處理投訴的制度,亦未能滿足《人權法》要求,因為投訴警察課並非獨立機關,監警會則欠缺調查等權力。

過去一年,很多有關反修例風暴的案件,原審裁決上訴後都被推翻。舉例說,去年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禁蒙面法》,泛民議員提出司法覆核。高院法官一度裁定政府做法不符合《基本法》,《禁蒙面法》亦屬違憲,上訴庭後來卻推翻了高院原訟庭裁決,裁定港府做法合憲、《禁蒙面法》部分合憲。案件最後如何作結,還看終審法院的裁決。今次有關執勤不展示警員編號的覆核裁決,警方和律政司會否上訴、往後有何發展,仍需拭目以待。

警員執勤身分識別愈透明愈好,在正常社會狀態下,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認同。高院今次裁決,傾向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出發,認為必須優先保障投訴警員的權利,可以想像,有些人會認為,當時警方面對如此惡劣的執法環境,法官為何不多考慮前線警員身分一旦暴露,不僅自身有危險,家人亦可能遭殃。有關法律觀點的爭拗,應該由司法機構處理,公眾可以理性討論裁決,惟不可踰越界線,變成肆意攻擊法官。

監警會主席認為,判辭有關監警會職權的說法有偏差,但有關監警會權力不足、不夠獨立等問題,早在反修例風暴前已有很多人談論,當局應正視問題,檢視現行投訴警方機制,謀求改善。

2020年11月18日 星期三

曾涉泄密繫獄 指中朝關係非唇齒相依

 <轉載自20201119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現年70歲的內地學者沈志華出生於北京,被部分西方傳媒形容為「中國最重要的研究冷戰學者」,其個人經歷傳奇,曾任海軍航空兵、工人,後考取社科院研究生。上世紀80年代初,沈志華因向在華美國學者提供未公開發行刊物,被當局以「泄露國家重大機密」判囚兩年,出獄後經商致富又回歸學術之路,被北大、人大、中大等聘為研究員,現任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兼國際冷戰史中心主任。

沈志華致力追尋翻查檔案,以還原歷史真相。他曾指出中國和朝鮮的結盟,並不像官方宣傳的「唇齒相依」,其朝鮮戰爭史觀被認為與中共主流相異,2015年受訪更稱「毛澤東把朝鮮慣壞了」。沈志華近年根據俄羅斯陸續解禁的資料,對中共建政初期的中蘇關係、朝鮮戰爭等多有著述,其論述與官方說法亦有較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