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28日 星期一

棄宋保馬——小戰場比大戰場更激烈

<轉載自20111128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台灣的2012大選候選人登記業已結束,國民黨的馬吳配、民進黨的蔡蘇配、親民黨的宋林配的三強鼎立之局已定。

泛藍分裂 民進黨得利

這次選舉就戰略形勢而言,乃是馬蔡的藍綠對決,由目前的民調趨勢看來,勉強只能說馬蔡打成了平手,目前蔡英文尚未把攻勢伸向北台灣,要到1210日才進入凱達格蘭大道造勢,有理由相信那之後馬蔡的消長就會明朗﹕不過,這次大選雖然在戰略格局上是藍綠馬蔡對決,但在戰術上,則毫無疑問的是馬宋對決。馬英九和宋楚瑜系出同門,宋的票多半為泛藍選票,宋多得一票,就意謂馬英九少得一票,因此把宋徹底擊垮,讓他幾乎得不到選票乃是馬陣營的最高戰術手段及目標。由於宋是戰術上的最大對手,而戰術通常都決定了戰略,馬陣營打從一開始就把宋楚瑜視為必殺的對手。

根據過去的經驗,凡重大選舉泛藍只要出了兩個候選人,選民一分散它就必敗。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陳水扁挑戰黃大洲,國民黨的趙少康出來攪局,由於選票分散,給陳水扁撿到了勝利。2000年大選,陳水扁單挑連戰,但宋楚瑜也憤怒參選,由於選票分散,又讓陳水扁撿到了總統。我們可以說陳水扁命好,他當選台北市長和總統都是靠泛藍分裂。而到了今天,台灣已藍消綠長,泛藍的選票縱使不分散,都未必會贏得大選,泛藍的票一分散,要勝選更難。這也是國民黨雖把民進黨視為最大對手,但卻視宋楚瑜為最關鍵對手,務必要將他徹底打垮,甚至消滅掉的原因。

國民黨敵視輕視親民黨 埋下藍營內訌禍根

但人們都知道,一個政黨既然形成了,它可能會凋謝,但卻絕對不可能被消滅,想要將它消滅而使盡手段,反而有可能促成它在被打壓下凝聚鬥志、造成復興,而這似乎就是今天親民黨和宋楚瑜的處境。

眾所周知,2000年國民黨和親民黨分家,造成國民黨失去政權,於是泛藍陣營遂在2004年力推「連宋合」,認為連戰與宋楚瑜合,即可重新奪回政權。誰料2004年「連宋合」還是輸了。於是遂有國民黨整併親民黨、親民黨形同消失的「國親合」。「國親合」後,宋楚瑜不甘老驥伏櫪,曾去選過台北市長,但只得到5萬票。宋的慘敗,使得國民黨既敵視又輕視宋楚瑜,連帶的也敵視和輕視親民黨出身的立法委員等民意代表。舉例而言,近年來有過多次選舉,國民黨對那些現時在國民黨內但出身親民黨的人完全不加理會,在國民黨的作法裏已顯露出它想讓親民黨消滅的心態。但國民黨的打壓卻反而促成了前親民黨人馬的團結,他們認為親民黨不能束手待斃,一定要拉出自己的旗號,他們將明年初與大選合併的立法委員選舉,視為親民黨復興的第一步。這些親民黨老部屬也因而找上宋楚瑜。

因此,政治生命形同結束的宋楚瑜,他在今年重新露面,最先並無參選總統的意願,只是希望國民黨在提名立法委員時,若當地也有親民黨人馬,要把親民黨人馬也列入考慮。親民黨認為若能進入立法院,親民黨即能成為關鍵少數的第三黨。

不過親民黨的這種想法根本不可能實現﹕(一)國民黨一向為一條鞭式的政黨,它不可能容忍黨內有派,怎麼可能容忍黨內有黨?(二)它認為親民黨早已是個瀕死的政黨,今天國民黨大權在握,親民黨已沒有討價還價的籌碼,國民黨何必理會親民黨?

因此,宋楚瑜的復出,他的本意可能只為老部屬們爭取幾個立委名額,但因國民黨自大,根本敵視和輕視親民黨,認為親民黨反正已瀕臨死亡,遂根本不予理會。國民黨的這種心態,遂一步步迫使宋楚瑜走向參選總統之路。

在宋表態要參選之初,國民黨若有誠意,設法不讓宋參選也並非沒有可能,只是國民黨的敵視與輕視,認為只要發動媒體圍剿,就可把宋打死。最近這幾個月,台灣媒體拚命在宋的參選是李登輝的陰謀,民進黨若勝選,宋楚瑜可能出任行政院長等謠言上做文章。結果是宋沒被打死,國民黨自己反而失去了解決宋楚瑜問題的機會。如果我們追根究柢,國民黨那種既敵視又輕視的心態實為主因。

在政治上,一個勢力只會凋謝,不可能被消滅,想要消滅別人的結果,反而會使對方重新復興。宋楚瑜和親民黨明年當然不可能贏得大選,但把馬拉下來卻極有可能,親民黨在立法院亦極有可能成為關鍵的第三黨。當馬被拉下來,泛藍形勢大亂,在泛藍重組過程中,宋仍將是主要角色。目前宋完成登記,他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桃園慈湖謁陵,宋顯然是在以蔣經國真正傳人自居,此外他也打出國家統一的旗號,這兩個動作顯示出宋以正藍為自己的定位。

國民黨以前的主流為正藍,在馬英九主政下正藍早已消失,宋楚瑜抓正藍這個正統,他着眼的其實是未來的後馬英九時代。

因此,2012大選,主戲雖是馬蔡對決,但馬英九對宋楚瑜的殲滅戰才是核心戰場,現在馬團隊已喊出「棄宋保馬」、「投宋等於投蔡」的口號。這意謂了馬英九對宋的殲滅戰已經正式開打了。現在馬蔡之間,勝敗當在20萬票上下,宋楚瑜的得票當在60萬票至120萬票之間,這才是足以影響大局的小戰場。這個小戰場的激烈程度只會比大戰場尤有過之!

2011年11月24日 星期四

日外相訪京 華軍艦過沖繩 為野田鋪路 籲設海上危機熱線

<轉載自 20111124日 明報 中國版>
 
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昨日到訪中國,為首相野田佳彥下月訪華鋪路,他向中國外長楊潔篪提出設立海上危機管理機制及設立電話熱線。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接見他時,稱讚他是致力中日友好的「年輕一代政治家」。不過,中國北海艦隊6艘軍艦昨天魚貫穿過日本沖繩和宮古島之間的公海,到西太平洋「例行訓練」。

溫總讚年輕 行程曾被冷待縮短

「你這次訪問非常重要,是為野田首相訪華作正式準備」,溫家寶昨在中南海接見玄葉時,稱讚他是「年輕一代政治家」,致力於中日友好。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47歲的玄葉是日本史上最年輕外相,上任前無外交經驗,原定上月訪華的行程曾因中方冷待而押後,這次原定前日起訪華兩天的計劃,亦被以「安排困難」為由延期一天。

催重啟東海油氣田談判

除建立海上安全溝通機制外,玄葉在會談中還要求早日重啟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談判,並希望中國放寬福島核電站事故後限制日本食品進口措施。日相野田將於下月1213日訪華,適逢南京大屠殺74周年紀念日。他將是民主黨首名訪華的閣揆,之前的鳩山和菅直人兩任民主黨首相,都未等到訪華已落台。

共同社報道,玄葉向楊潔篪建議設立海上危機管理機制,由兩國外長定期磋商,日方擬由海上保安廳、水產廳、資源能源廳和文部科學省參與,並期望中方的海洋局、漁政局、海事局及公安部加入機制。日方亦建議設立電話熱線,由中方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同日本外相一道處理海上突發事件。

學者:來中國是想利用中國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稱,現在中日關係比較微妙,野田佳彥是「實實在在的親美派」,「來中國,是想利用中國,但不會放棄打壓中國。」包括利用中國經濟發展日本經濟、利用中國市場擴大日本投資,同時遏制中國軍力增長。

「當前中日外交很難辦」,周永生說,中國對日本出牌不好,會被日本遏制,牌出得好,日本遏制一面或許稍微緩和,但「一和它(日本)合作,就被利用。」他強調,「日本也應給中國好處。但現實是中國需要日本的地方,日本都不談。互惠變成單方面的了。」他認為,中日應大規模開放自由貿易,「日本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很保守,即使連民用噴灑農藥的直升飛機等類技術產品都不願意提供給中國。」

2011年11月21日 星期一

北京忙着替「九二共識」畫紅線!

<轉載自20111121日 明報 筆陣版 作者:南方朔《亞洲週刊》主筆>
 
台海兩岸有所謂「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如果我們去追溯「九二共識」的起源,當時兩岸開始交往,文書驗證上一定要對雙方主體身分做出定義,台灣當時提出「一中各表」之說,但北京擔心這種「一中各表」會「一中表成兩國」,最先並不接受,嗣後台灣與北京多次交手,以「中國仍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這樣的補充說明獲得北京的諒解,北京遂表示「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北京始接受「一中各表」這種說法。這也就是說「九二共識」是有前提的﹕它承認國家分裂是暫時的,終極是國家統一,兩岸必須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
 
但自從2008年台灣的國民黨馬英九政權上台以來,「九二共識」的精神究竟體現了多少,這點稍有判斷力的都當心知肚明﹕
(一)台灣已不再談「一中」,而只談「各表」,這等於「一中各表」已被「表成了兩國」。據我所知,馬政府的一些智庫常游走兩岸之間,在遇到北京的涉台智庫人員時都宣稱在台灣不能談一中,談一中就選舉沒有票。馬政府把自己不談一中的責任推給了民進黨。因此已有人認為民進黨執政時心想台獨而不敢做,國民黨執政時則口說九二共識,實質上卻是公開的在做台獨,這是台獨的另一種版本,謂之「獨台」。
(二)馬政府嘴上這邊說「九二共識」,另一邊則又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又擅自將「不統、不獨、不武」等加進「九二共識」之中。「九二共識」顯然成了台灣永遠維持現狀的萬能寶衣。當「九二共識」已經變得不再是「九二共識」,民進黨當然更不承認「九二共識」的存在。
(三)不過對北京而言,它當然知道馬政府意圖把「一中表成兩國」,但「九二共識」在它的整個脈絡裏,至少確定了國家暫時分裂、終極國家統一、雙方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這些基本原則,馬政府在現實上儘管意圖扭曲「九二共識」,但那些原則畢竟白紙黑字,無法狡賴。這也是北京明知「九二共識」在馬政府下早已名存實亡、但北京仍堅持「九二共識」的原因。北京要的「九二共識」是它那暫時分裂、終極統一的「一中」內涵。在過去一段時間,北京對馬政府故意曲解「九二共識」已提高了警覺,總是適時會加以糾正。例如今年5月,胡錦濤在會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時即親口表示「堅持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他的話就是對馬政府的「一中表成兩國」畫下紅線,以免時間拖久了,愈拖愈離開「一中」這個主題。

和平協議算盤打不響

最近,馬英九突然拋出「兩岸和平協議」這個議題。據我私下理解,那是有一次馬和一些他的朋友晤談,這些人建議兩岸應簽和平協議,俾求長治久安。馬對和平協議雖然興趣不大,但他的核心幕僚認為,馬若打和平協議牌,可以突出蔡英文的不和平及給台灣帶來戰爭的風險,而且說和平協議雖會被扣紅帽子,但因不是說了就一定會簽,打和平協議牌還是利多於弊。

可是,馬的核心幕僚所打的這個如意算盤卻算錯了﹕
——兩岸的重大課題,台灣絕對不宜躁進,若能讓社會先行討論,形成氣氛,政府再跟着表態,就會萬無一失。馬團隊自己對和平協議都從未討論過,甚至也無意去簽和平協議,卻為了選舉而貿然丟出這個題目,自然所有的人都不滿意。台灣許多百姓認為它太冒進,不知葫蘆裏賣什麼藥﹕馬英九在宣布和平協議後自己又一再往上加條件,最後變成和平協議要公投,這又冒犯了北京的大忌。因此和平協議一出,馬受到人們的懷疑增加,接着馬政府又發生一連串錯誤,搞得馬英九行情快速下跌。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的呼聲也突然升高。於是我們看到了北京對台灣形勢已不得不有所表示了。

11
11日,亞太高峰會的「胡連會」登場。據媒體報道,當連戰提到和平協議時,胡錦濤並未做出同意。這顯示出馬團隊片面發表和平協議的談話,北京並沒有隨之起舞的興趣。反而是連戰提到「九二共識」時卻使得胡藉機發揮,做了三點補充。第一、九二共識是1992年由兩岸正式授權的民間團體達成的共識,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第二、九二共識的精髓是求同存異,體現兩岸之間政治問題的務實態度。第三、認同九二共識,是兩岸開展對話協商的必要前提,也是兩岸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政壇有它的話語方式,領導人級的講話都不會直話直說,而是用微言大義的方式點到為止。「胡連會」時胡錦濤的講話其實是相當嚴重的。馬團隊丟出和平協議這個題目,對於這種缺乏誠意、純屬選舉手法的議題,北京當然無意理會,北京關切的是大綱大節的正版九二共識。胡的講話是在說九二共識乃兩岸正式授權所簽的共識,它的精髓是求同存異,不能只講異不談同,若否認九二共識,兩岸即無和平發展的基礎。胡的話是說給台灣的兩黨聽的,國民黨不要再偏離九二共識的原意,民進黨不要想否定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

當胡為九二共識定調後,國台辦主任王毅於1117日發表「四個不容」談話﹕九二共識不容否認,兩岸關係不容倒退,台海和平不容得而復失,兩岸同胞福祉不容遭到破壞。這「四個不容」乃是相當嚴重的談話。最近馬英九民調直直落,他的落選已有可能。王毅的談話多半是說給現在的民進黨及選民,以及若民進黨勝選則說給當選後的蔡英文聽的。北京已試圖在替九二共識畫紅線、畫禁區。這顯示出馬團隊自以為聰明的丟出和平協議這個假議題後,馬英九的選情已告逆轉,民進黨已有可能逆轉勝,於是馬政府闖的禍要北京來收拾殘局。只是「四個不容」能不能收拾殘局目前仍言之過早。

關切正版九二共識 北京缺盟友

前陣子我讀到馬里蘭大學助理教授卡斯特勒(Scott L. Kastner)所著的《海峽兩岸的政治衝突和經濟相互依賴》,他在書中指出,北京對台的困難,乃是北京在台灣缺少了盟友。國民黨只是虛偽應付,民進黨則高度對立。當缺少了盟友,和平發展即缺少盟友的協助。北京忙於為九二共識畫紅線,即是缺少盟友所致。「四個不容」的警告是否會有效,目前仍難判斷,但至少這已顯示出,北京的對台政策確實出了嚴重的問題!


2011年11月19日 星期六

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難忘汪道涵先生的兩次談話

<轉載自 2011年11月19日 明報論壇版 作者:張德寶>
 
台灣面臨總統大選,民進黨參選人蔡英文借「九二共識」說事,編造出一套「『九二共識』不存在」,「是國共兩黨間的協議」等謊話,以欺世惑眾。每每看到蔡英文歪曲歷史,詆譭「九二共識」的連篇謊話時,就令我回憶起當年聆聽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談「九二共識」的往事。
 
汪道涵先生是在76歲高齡時,出任海協會會長的。雖然,那時汪先生已年邁,但他深邃的思想,依然十分年輕,充滿活力。記得1996年底,時任《香港商報》社長的李祖澤和總經理鄺景廉一行到上海開會,李祖澤想拜會汪道涵,囑我聯繫,看看汪先生什麼時候方便看望。我和汪先生的秘書張志蛟聯繫後,很快確定當天下午3時到上海市委辦公廳小會議室會面。當天,汪先生紅光滿面,十分健談。他先問了香港的社情民情,然後就台灣問題講了一大段話。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汪先生說:「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
眾所周知,「九二共識」是指1992年11月內地的兩岸關係協會與台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就解決兩會事務商談中如何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問題,所達成的以口頭方式表達的「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
共識是怎麼形成的?
那這一共識是怎麼形成的呢?汪道涵先生依習慣從座椅上站起,圍長方形的會議桌,邊走邊說道:海峽兩岸由於歷史的原因長期隔絕,直到1987年底,長達30多年的兩岸隔絕狀態才被打破,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隨之發展起來,同時也衍生出種種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台灣調整了「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的「三不政策」,於1990年11月21日成立了得到官方授權、可以與內地聯繫與協商的民間仲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為了與海基會相對應,內地方面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並授權「以堅持一個中國為原則」與海基會舉行兩會交往和事務商談。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兩會在香港商談。首次就海峽兩岸事務(公證書使用)商談中如何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討論。海協會的基本態度是,海峽兩岸交往中的具體問題是中國內部事務,應本著一個中國原則協商解決。在事務商談中,只要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基本態度,可以不討論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協商。
為了便於尋找雙方都接受的方法,海協會提出了5種文字表述。台灣海基會也根據「國統會」的結論提出了5種文字表述,台方雖然也同意兩岸公證書使用是中國內部事務,雙方均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並表達了謀求國家統一的願望,但在文字表述方案上,兩會很難達成一致。會談即將結束時,海基會代表又增提了3種表述方式,並拿出了他們的最後表述內容:「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惟鑑於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於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還建議「用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海協會代表表示這是此次商談的主要成果,待報告海基會的建議與具體表述內容後再正式答覆。
香港商談結束後不久,1992年11月16日,海協會正式致函台灣海基會表示:「在這次工作性商談中,貴會代表建議在相互諒解的前提下,採用貴我兩會各自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並提出了具體表述內容,其中明確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我會充分尊重並接受貴會的建議。」「現將我會擬作口頭表述的要點函告貴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他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海協會在函後並附上了海基會最後提供的表述方案。12月3日,海基會回函海協會,對達成共識未表示異議。說完這一大篇介紹「九二共識」形成的過程後,道涵先生在桌前站定,詼諧而幽默地說:「海峽兩岸都認同的『九二共識』就此形成。香港功不可沒啊,因為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
「香港和台灣不同」
先生談興頗濃。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後,又繼續說:「『九二共識』雖然是在香港形成,但香港和台灣是不同的。對香港,我們是收回主權。到97年,就要結束港英政府的管制權。而台灣,不是收回主權!對台灣來說,承認一個中國是前提,這不容異議。不論多少年,一個中國都是不容改變的。所以,我們對台政策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的。現在我們有了『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已經破冰。隨歷史進程,兩岸關係只會愈來愈緊密,因為兩岸都是中國人,是兄弟手足,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
先生說到激動處,又離開座位,邊踱步邊說:「隨著兩岸關係的愈來愈緊密,可以預期台商會愈來愈多地到大陸、到內地來投資建廠。我看好這一點!兩岸關係改善後,會推動台海經濟的發展;反之,台海經濟發展,又會加強兩岸關係。這種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即使有人惡意地拋出『兩國論』,製造『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也阻擋不了歷史潮流的發展!」
先生這段話說得鏗鏘有力,擲地有聲。雖然從第一次「汪辜會談」後,時任台灣當局的領導人李登輝一而再、再而三地公然製造「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動,甚至不惜數典忘祖,奴顏媚骨地拜倒在日本人面前,甘願稱臣的醜態已經暴露在世人面前,但依然阻擋不住成千上萬台商的競相登陸。歷史的事實,完全證實了道涵先生的遠見卓識!
「兩岸兄弟間什麼都可以談」
時隔兩年後,我又一次聆聽了道涵先生談「九二共識」。這一次,是李祖澤先生隻身來滬,他讓我再次與道涵先生聯繫,想在先生方便的時間和方便的地方,去探望道涵先生。我聯繫後,道涵先生確定第二天晚上在李祖澤先生下榻的錦滄文華大酒店對面的波特曼大酒店餐敘。那時,先生因胃疾動完手術不久,術後先生恢復得很好。李祖澤先生做東,宴請道涵先生。當晚,先生如期赴宴。
老人家是手術後,雖然較前略顯清瘦,但依舊精神矍然,談笑風生。席間,他吃得很少,只吃些蔬果和飲料。話題從1998年10月14日海協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到上海、北京參訪談起,道涵先生說:「辜先生是近50年來第一位踏足祖國大陸的由台灣當局正式授權的代表,祖國大陸對辜先生的此次參訪十分重視,並給予很高的禮遇,江澤民總書記、錢其琛副總理分別會見辜先生一行,這也是海峽兩岸自1949年以來最高級別的公開接觸。」第二天,道涵先生與辜先生會面,這是兩岸兩會自1995年6月中斷商談以來的首次高層對話,是兩位元老先生自1993年新加坡會談之後的第二次握手。
雙方在會談中達成了4項共識:
一、兩會決定進行包括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對話,由兩會負責人具體協商安排;
二、進一步加強兩會間的交流,包括兩會負責人等多層次互訪;
三、涉及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兩會將加強個案協助,相互委託;
四、辜振甫先生邀請汪道涵會長訪問台灣。
汪道涵對此表示感謝,願意在適當的時候到台灣訪問,加深了解。這4點共識,無疑對改善兩岸關係和兩會交流的氣氛、加深雙方了解、化解分歧、增進互信,乃至為今後兩岸兩會的進一步交流直至政治談判的程式商談都有積極的意義。但是,事後由於李登輝的惡意阻撓、蓄意破壞,終究使4項共識成為紙上談兵。
說到這裏,先生動情起來:「從香港商談兩岸確立『九二共識』後,可以說歷經坎坷,那些想否定、詆譭『九二共識』的人雖然『機關算盡』,但終究不會得逞!其實,兩岸同胞是手足,兄弟間什麼都可以談。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不管什麼問題,包括國號、國旗、國歌,都可以談,因為我們兩岸都是中國人。中國人,什麼不好談。我們可以和美國談雙邊關係,可以和日本談雙邊關係。為什麼兩岸中國人反而不可以坐下來坦誠相見地談呢?我們談的是家裏事,和美國、日本不同嘛!」
先生生前,我無數次聆聽過他的講話、談話與報告,他那溫文儒雅的風度,懾服過多少吾等晚輩!但那次先生頗動感情地談到「兩岸是兄弟,什麼問題都可以談」時,那種激情、那種深情,是我很少遇到的。由此也可見先生對這一問題的深思熟慮的態度。
那天臨告別,汪先生把我叫到一邊,鄭重其事地告誡我:「今天談的是我們自己人聊天。不要作報道,不要寫稿子。許多話,也不是我說的。記住啊!」我連聲應諾道:「一定不寫稿子。」
還歷史的真實

汪道涵先生作古後,我曾在撰寫他的回憶文章中,敘及這一段歷史。我自以為汪先生僅在這一場合向我談過這一事關兩岸關係長遠發展的大事。今年8月間,我與兩岸問題研究專家林海輝先生在上海寶禦酒店聚餐時,無意間聊起這段往事。林先生當即證實,他也曾聽到汪道涵先生在談「九二共識」時說過同樣的問題。至此,我更加堅信,自己要對歷史負責,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把當年汪道涵先生對「九二共識」和兩岸問題的論述告之於世,讓世人去識別騙子,戳穿謊言,還歷史的真實!

2011年11月8日 星期二

關了門的選舉

<轉載自2011118 AM730 欄名: 夫子自唱   撰文: 劉銳紹>

最近,內地城市進行新一屆縣區人大代表的選舉,處處可見官方在背後控制的事例。當局只要運用某種政治技巧,就可以控制一些門檻,影響選舉結果。

按規定,只要取得十名合資格的選民提名,就可以報名參選。說來好聽,但所謂「合資格的選民」,多數屬於官方認可的政黨、工作單位、社區組織、學術機構等。換言之,你首先要得到所屬單位的同意,否則你要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困難就大得多了。

有人想出另一個獨立參選的方法,就是回到自己居住的社區,找街坊支持,爭取足夠的提名人,也可以報名參選。但是,另一個困難又來了。原來當局規定,如果獲推薦和提名的人士過多(一般不超過應選人數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就要進行協商,協商不能解決,就進行初選。表面上,這也是民主的程序。可是,誰負責協商?誰有資格進行初選?卻大有學問。例如,在某社區中有獨立候選人參選,官方控制的選民小組就會進行遊說,用種種理由「好言相勸」,希望獨立候選人「顧全大局」,「要注意和諧」;有些選民小組的人更直截了當地說:「不要搞亂局。」

如果獨立候選人執意參選,有關方面還會找他們的親人,間接施加壓力。如果這些家人都是公務員,或在國有企業工作,那就更好辦了。這種來自家人的壓力,即使獨立候選人不理自己的前途,但也要想想家人。這也是一種「木錘鎚釘釘鎚木」的方法。

如果家人也支持獨立候選人參選,當局還有其他辦法阻止,就是由選民小組開會,「投票」決定誰能成為真正的候選人,這個過程毫不透明。更有甚者,有關方面可以通過臨時動員,找來一些「忽然參選」的人,並設法讓他取得更多提名,那麼,勢孤力弱的獨立候選人在「初選」中已經因為提名人不及對手而提早被踢出局了,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

可見,公平的選舉不是可以不可以的問題,而是願意不願意的問題。當局經常說,中國有決心,有能力做好某一件事,但這些只是不會影響政權穩定的事,並不包括真正的政治改革在內。

2011年11月3日 星期四

誰勝誰負

<轉載自 2011113日 經濟日報 副刊 欄名: 雲海漫遊 撰文:藍海寧>
澳航停飛所有航班當天,我立即聯絡居於澳洲的大姊,因為她計劃在本周回港探望媽媽。「不用擔心,我不是乘澳航回港。澳航和工會談判多時卻沒有結果,訂機票時,我恐怕他們會罷工停飛,所以沒選擇澳航。」大姊說。
你可有這個想法:外國的工會勢力太大了,經常發起罷工來威脅公司就範,為了達成員工的個人利益要求,不惜自私地罔顧所有乘客的權益,嚴重影響乘客的行程和計劃,實在非常可惡。
工業行動中,你同情資方、勞方,還是覺得兩者同樣可惡,完全「唔抵幫」?

一如不少航空公司,敝公司的機艙服務員也曾因勞資雙方在薪酬和工作條件等項目上無法達成協議,發起罷工行動。

勞資雙方永遠立場互異,大家都想盡辦法為自己一方爭取最大利益。作為員工,我們樂於看見公司營利上升,但也期待公司能與員工分享美果。可是當公司只顧為高層大幅加薪,一群為公司辛勞賣命的前綫員工卻得不到獎勵之餘,還要面對被裁員的對待,當然會加劇勞方的不滿情緒。員工就是獲得加薪,但極度肥上瘦下式的做法絕對不公平,也不公正,往往成為罷工的導火綫。

雖然澳航得到澳洲政府「出手相助」,暫時復飛所有航班,但資方早前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忽然宣布停飛,說明已決定賠上乘客的福祉和企業的信譽。若我本是對資方的境遇有所同情,但資方「一拍兩散」式地犧牲乘客的利益,我會把怒火從勞方燒向資方,以後罷飛這間自私的航空公司。

且拭目以待那些領超高薪的管理層是否物有所值,令乘客重投澳航懷抱。

溫總:民心向背定政權存亡 總結9年心得 「民情民心民意」寄下屆

<轉載自 2011113日 明報中國版>

任期還有一年多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透露了他任總理9年的心得,指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並指民心向背決定了一個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有學者認為,溫家寶作此番講話,也寄託了他對下一屆領導人的期望。

溫家寶在1025日回到母校天津南開中學,並與師生談話。今年69歲的溫家寶,曾於19541960年在南開中學就讀。南開中學校長馬躍透露,這次是溫家寶第5次返回母校,但此前都相當低調,「以這樣的方式回來是第一次」。《中國教育報》昨日刊登了溫家寶署名的3000多字「同南開中學的師生們談心」的講話稿。

母校述農村基層艱苦

溫家寶的「談心」從介紹他童年時期經歷的戰爭開始,他說:「這不是我們一個家庭的苦難,也不是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的苦難,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一部苦難史。」他又說,自己逐漸認識到,「唯有科學、求實、民主、奮鬥,才能拯救中國」。

溫家寶說,在甘肅工作的14年內,自己經常接觸基層群眾,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願為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到了中央之後,他又用了10年時間深入農村調研,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况,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里、住過糧庫」。

「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只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溫家寶說:「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佔多數。」他表示,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

「衡量政策好壞就是群眾」

「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樑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民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溫家寶表示,政府是窮人最後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

明年秋季的十八大已經進入最後1年的倒數階段,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認為,溫家寶在這時候作如此講話,部分目的是表達對下一屆領導人的希望。

倡政經同步 遏制「小文革」

<轉載自 2011113日 明報中國版>
 
目前距中共舉行「十八大」僅1年左右時間,溫家寶再講話談民生問題,並首次透露父輩受政治鬥爭中的苦難,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認為,溫家寶講話的部分目的,在於給下一屆領導層表達自己的希望:既要解決窮人問題,也不能有「極左」的思維。

解決民生 須從民主開始

胡星斗表示,中國近10年的貧富懸殊問題確有拉大現象,領導層重視民生問題,但不懂怎麼去改善。而溫家寶在講話中提到的「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與他一向堅持的「政改要和經濟改革同步」一脈相承,言外之意是,改善民生、縮小貧富差距必須從改善民權、民主開始,「要解決經濟貧困,必須先解決權力貧困的問題」。

對於溫家寶首次提到父輩在政治鬥爭中遭受的迫害。胡星斗認為,這可能是溫家寶嘗試從側面遏制中國「小文革」的趨勢,希望引以為鑒。他指出,「小文革」的倒退潮,包括部分地方通過文革式的運動治理貪官污吏,以及民間悄然興起毛澤東熱,懷念毛澤東式的統治。近年中國法制的缺失和人治的普遍,也有文革的特徵。「溫家寶這番說話,與他早前所提的『封建和文革思維是阻礙中國發展的兩大障礙』的觀點一致。」

今年喪父 先輩遭政治迫害

<轉載自 2011113日 明報中國版>
 
「我的童年是在戰爭和苦難中度過的,窮困、動盪、饑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溫家寶在和母校學生的談話中指早年因家窮無地位,未獲溫氏家譜接納。而中共建政後,祖父及父親先後遭政治迫害。父親溫剛則在今年去世。

家窮不入族譜 親歷日軍屠村

溫家寶1942年在天津北郊宜興埠出生,「我爺爺在村裏辦學校,曾祖父是農民。我家是從什麼地方來到天津的,至今也沒有人能說清楚。據說是從山西來投奔這裏的溫氏家族的。因為家裏窮、沒有地位,溫氏家譜始終沒有把我們家列入其中」。資料顯示,溫家寶祖父溫瀛士後來曾任天津縣區督學。
溫家寶曾親歷日軍殺死無辜中國人的情景。「媽媽對我講的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日本侵略者將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了機關槍,用刺刀殺死無辜的平民。當時,媽媽把我緊緊的摟在懷裏。」
「父母和我們三兄妹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約100呎)小屋子裏,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只有37元。我患過一次白喉(一種高傳染性疾病),父親把僅有的一塊手表賣掉,買藥給我打針。」溫家寶說,因常目睹百姓生活的艱辛,對不公道事情尤其感到憎惡。
全家五口曾住百呎屋
「上高中和大學後,我家裏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着他的檔案,裏面裝了一篇篇『檢查』,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資料顯示,畢業於北京師大的溫家寶父親溫剛,建國前後均在天津中學任教。「父親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歷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後來到圖書館工作。今年他過世了,可謂『生得安分,走得安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