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路無盡 賢治民主不相悖

<轉載自2021年7月1日 明報 社評>

百載幻變，滄海桑田。中共成立100周年，在中國現代化道路上，擔當了最重要的推動角色，過程中不乏挫折，也走過很多崎嶇彎路，最終帶領國家實現全面小康，堅持實事求是、力求自我完善，應該是最重要的歷史經驗總結。中共「兩個百年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其一，下一個目標，是立國百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更為艱巨的任務，中共面對內外重重挑戰，更要不斷自我革新，完善反腐制度建設。中國現代化，有別於西方主張的模式，中共強調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賢能政治建設，取得一定成績，然而要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政治建設必不可少，這是國家未來必須致力的方向。

中共建黨百年 顛覆西方認知

中共建黨百載，百年間的種種發展和變化，不斷顛覆西方的認知和想像。西方多年來一直認為，共產主義體制無法自我完善，不可持續，1991年蘇聯敗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東歐共產世界瓦解，其他共產政權亦將退出歷史舞台，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看法，現實發展卻是另一回事。

中共長期執政，自身亦在不斷演化，西方評論習慣從政體角度，以「民主對獨裁」的靜態框架，看待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狀况，理解不了的事情，就約化為權力鬥爭，正是這種視角盲點，容易令人忽略中共和中國的動態政治發展。在西方，政黨為選舉而生，然而中共並不是這樣的政黨。中共作為執政黨，除了制訂國家發展方向，亦是一個吸納、培訓、提拔管治精英的系統，肩負社會組織動員的角色，中共黨員近億，足與一個大國的人口相提並論，正是一個具體反映，只用西方「侍從理論」利益交換角度審視，就會忽略這些面向，也無法深入了解中國抗疫為何如此高效。

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追求自強自立現代化的進程，中共百年歷史，必須放在這一框架審視。歷史進程沒有必然，但進路選擇卻受到各種客觀條件制約，百多年間，中國試過不同進路，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君主立憲、共和政體，最後取得成功的卻是共產革命，關鍵在於當年中共能夠因應情勢，實事求是，以廣大農民而非工人階級為革命主體，沒有墨守馬克思主義教條。

中共執政大半個世紀，成就要肯定，錯誤要承認。中共建政頭30年，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受極左意識形態影響，走過不少歧途，文革是最大錯誤；六四鎮壓暴烈不合理，一日不平反，始終欠歷史一個公道。不過話說回來，隨着中共逐步摸索出一條務實可行的現代化進路，這幾十年中國發展之快，確實叫人刮目相看。當年鄧小平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至今日，全國脫貧目標基本已達，10多億人擺脫貧困，絕對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成就，對全球滅貧事業亦是重大貢獻。「兩個百年目標」已達其一，然而實現民族復興，前面尚有一段艱難道路要走，建政百年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不能視作理所當然，成功與否，很視乎中共自我完善的能力。

過去10多年，「中國模式」備受議論，中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走西方道路，要有制度自信。有學者認為，中共成功將新加坡開國領袖李光耀主張的賢能政治發揚光大，是關鍵所在。《經濟學人》政治主編伍德列特（Adrian Wooldridge）最近一篇文章便提到，西方過去的成功，是因為能夠將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有機結合，可是近年卻出現民粹政治排擠賢能政治的傾向，對此深以為憂。

實事求是成功之道 務實革新不能停步

中共在賢能政治建設方面，無疑取得一定成績，習近平上台以來大力反腐，無論是懲治貪官還是反腐制度建設，都有建樹，對於黨的淨化非常重要，然而反腐是無休止的事業，現在說取得「壓倒勝利」，為時尚早。絕對權力易生腐敗是政治鐵律，中國幅員廣大，單靠從嚴治黨自我淨化並不足夠，必須有更強的輿論監督。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並非互相排斥，可以相輔相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建設是其中一部分，即使不走西方模式，依然需要推進。

在香港，很多人對中共和國家認識不深，一些認知和觀點，仍然停留在數十年前，有人樂於接受片面資訊，有人則因為不明白內地想法，將很多國策方針統統看成政治口號。舉例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是基於中國傳統「天下」思想的國際秩序觀，大國與小國各有相應權利和責任，儒家色彩甚重，然而很多人只把這7個字當成空洞無物的名詞；有些人認為中國早已奉行「國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不過是空招子，這種想法，容易忽略了中共在制約資本方面的決心，近半年中央整治科網巨企壟斷情况，力度之大，在資本主義社會難以想像，僅僅視之為權力鬥爭，便無法理解全貌。

回首中共百年歷史，若要歸納出一個最重要的歷史經驗，那就是必須實事求是，不斷自我淨化和革新。中共未有重蹈蘇共覆轍，關鍵在於務實求變，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改革開放賴此成功，一國兩制同樣亦是務實主義下的產物。務實造就彈性，彈性容許變通，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堅持務實方針，容許更多彈性，對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有莫大裨益。

Anti-corruption drive does not conflict with democracy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and everything has changed beyond recognition. A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mmemorates its centenary, there have been all kinds of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 For many years, the West has believed that a communist system is not capable of self-improvement, nor will it be sustainabl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91 further strengthened this view. As the communist bloc in Eastern Europe collapsed, the mainstream view of the West was that other communist regimes would also fade into oblivion. But in reality, things have developed in another way. China's modernisation has been different from the model advocated by the West. The CCP emphasises the need to be confident about its own path and systems. However, for China to become a powerful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s still indispensable. This is a goal the country must work towards in the future.

In the West, a political party's raison d'être is elections. The CCP is not such a political party.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has faced aggression from Western powers. The entir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has been about the pursuit of self-improvement, independence and modernisatio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CP must be examined in this context. History does not necessarily develop in a particular way, but the range of choice is restricted by all kinds of objective situations.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China has tried different approaches from "Applying Western knowledg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knowledge" to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to republicanism. The CCP has been in power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ts achievements should be recognised, bu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CCP has made mistakes. Over the first 30 years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an ultra-left ideology took hold of the party when it was trying to put China on a road to modernisation. It went into the wrong directions multiple time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the biggest mistake. The violent June Fourth crackdown was unreasonable. The June Fourth Incident will remain a historical injustice until it is rehabilitated. Ove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China model" has met with controversies, but the CCP has emphasis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at it will not follow the path of the West but must have confidence about its systems.

The CCP has undoubtedly made some sorts of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a merit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Corrupt officials have been punished, and an anti-corruption system has been built. However, anti-corruption is an endless undertaking, and it is too early to claim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easily, and this is an irrefutable law in politics. Given the vast territory of China, the self-purification of the CCP alone is inadequate. More powerful supervision by way of public opinion is necessary. Meritocracy and democracy do not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Democratic building should be part of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countr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lack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CP and China. Some of their perceptions and points of view remain decades-old. Some people are too willing to accept one-sided information. Some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the ideas of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and regard many national policies as only political slogans.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ctified the monopoly of technological giants and Internet companies with a kind of vigour unimaginable in a capitalist society.

Pragmatism breeds flexibility, and flexibility makes adaptations possible. When handling Hong Kong matters, adherence to a pragmatic approach and allowing more flexibility will certainly be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中共反腐路無盡 賢治民主不相悖

百載幻變，滄海桑田。中共成立100周年。中共建黨百載，百年間有種種發展和變化。西方多年來一直認為，共產主義體制無法自我完善，不可持續，1991年蘇聯敗亡，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東歐共產世界瓦解，其他共產政權亦將退出歷史舞台，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看法，現實發展卻是另一回事。中國現代化，有別於西方主張的模式，中共強調要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然而要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政治建設必不可少，這是國家未來必須致力的方向。

在西方，政黨為選舉而生，然而中共並不是這樣的政黨。19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整部中國近代史，就是追求自強自立現代化的進程，中共百年歷史，必須放在這一框架審視。歷史進程沒有必然，但進路選擇卻受到各種客觀條件制約，百多年間，中國試過不同進路，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君主立憲、共和政體。中共執政大半個世紀，成就要肯定，錯誤要承認。中共建政頭30年，在推進國家現代化的道路上，受極左意識形態影響，走過不少歧途，文革是最大錯誤；六四鎮壓暴烈不合理，一日不平反，始終欠歷史一個公道。過去10多年，「中國模式」備受議論，中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走西方道路，要有制度自信。

中共在賢能政治建設方面，無論是懲治貪官還是反腐制度建設，都有建樹，然而反腐是無休止的事業，現在說取得「壓倒勝利」，為時尚早。絕對權力易生腐敗是政治鐵律，中國幅員廣大，單靠從嚴治黨自我淨化並不足夠，必須有更強的輿論監督。賢能政治與民主政治並非互相排斥，可以相輔相成，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民主建設是其中一部分。在香港，很多人對中共和國家認識不深，一些認知和觀點，仍然停留在數十年前，有人樂於接受片面資訊，有人則因為不明白內地想法，將很多國策方針統統看成政治口號。近半年中央整治科網巨企壟斷情况，力度之大，在資本主義社會難以想像。

務實造就彈性，彈性容許變通，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堅持務實方針，容許更多彈性，對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必有莫大裨益。

中共百年 香港百變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今年七一是中共創黨百年，也是香港回歸24年。中共黨慶和香港回歸雖在同一天，但過去從來都是「各有各慶」，今年卻是例外——香港在6月12日先辦了一場「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香港「被界定」為以自己的特殊經歷融入了中共的百年歷史；到本周一行政長官即率領多名官員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往北京，參加中共成立100周年慶祝活動。

中共建政前 香港是南方活動基地

中共從1921年創黨開始，就積極利用香港作為發展壯大實力的基地，據記載：「1921年，中共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就派人來到香港。從這開始，中共便不斷在香港發展，開展各項活動。」而其中最轟動而又影響深遠者，當數省港大罷工：「1922年，蘇兆徵等發動震驚中外的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中共在香港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香港除了是中共工運的發源地，還是中共人士的『避難所』。」（註1）

香港對中共發展之重要，主因正是當年的「一國兩制」——1921年「國民政府」已經成立，同年5月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中國已正式結束帝制、走向共和，然而當時港英政府卻頒令禁止慶祝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原因是英國不想介入中國大陸的政局發展。

當年的「一國」，是中國基本上已完成統一，國民政府正逐步鞏固政權，而香港仍由英人管治，政治、司法等制度皆與大陸不同，而正是由於國民政府的管治不能覆蓋香港，中共廣東省委、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兩廣省委、中共兩廣工委等都先後利用香港作活動基地，領導南方的中共黨組織工作；可以說，香港當時成為了中共在兩廣活動的指揮中心（註2）。

在1949年中共取得政權前，香港繼續扮演着關鍵且特殊的角色。約在1930年代（中共稱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香港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中轉站和後勤基地，葉劍英、鄧小平等許多中共幹部由上海轉赴廣西、江西井崗山等中共根據地，都取道香港前行。到抗日戰爭時期，香港成為了中共抗戰及華南游擊隊的後勤基地，廖承志在香港設立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是首個以公開身分在香港活動的中共代表。八路軍香港辦事處成立之後，成為了中共在海外徵集物資支援抗日的主要基地和渠道。

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上的演講，名為「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重點講中共如何開創、發展、捍衛了一國兩制，但其實中共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絕不單單在1980年代出台的一國兩制，中共每一階段的發展歷程，其實都和香港息息相關。中共最近在北京建立了一座黨史博物館，未知其中有否介紹香港對中共所作貢獻的內容？

中國近百年的維新、自救、自強，尋找復興之路，都是向西方取經，希望能夠擺脫貧困愚昧、落後捱打的命運。中共創黨元老毛澤東有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共以俄為師、接受第三國際領導，也是向西方尋覓救國之道，蘇聯的社會主義跟美歐自由民主一樣，都是西方舶來品。

香港在英人統治之下，救國救民的革命活動一概被禁，英國政府只想香港成為商貿城市，並隔絕於國共鬥爭之外，因此香港的精英分子大多是商賈、買辦，他們並沒有參與大陸的政治，但香港這個小地方卻是國共兩黨明爭暗鬥之地。香港雖然沒有介入大陸政局，但香港經貿發達、制度良好，卻成了中共打通往西方世界的主要通道。

1958年中共設中央外事小組，陳毅任組長，在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他多次闡述對港的長期方針，共有三大作用——第一，是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第二，是跳板作用，掩護人員出入，打破敵對的勢力封鎖；第三，是信息渠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了解的必須之地。這一系列方針，中共都善加利用，直到文革為止（註3）。

改革開放 藉香港摸石過河

中共對香港的利用，在改革開放之後轉向更全面、更深入，除了傳統的經貿金融，還擴及到教育文化、人才培訓、流行文化等等，香港在不同範疇都擔當起「教車師傅」角色，並向內地輸出資金、人才、管理；與此同時，香港也由一個貿易出口的新興經濟體，逐步發展成為轉口、服務貿易、離岸貿易的國際貿易中心。教曉了徒弟之後，香港「教車師傅」的作用漸失，中共信心滿滿，反過來要把香港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中共百年，是從緊跟蘇聯開始，到1935年遵義會議毛澤東打倒「國際派」，奠定了中共走中國式革命道路的基礎；到了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中共又再一面倒向蘇聯，向蘇聯學習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但到最後中蘇仍然走向全面決裂，中共不再奉蘇聯為師，與此同時，中共的國內政策愈走愈左，國民經濟幾近崩潰，到1978年改革開放才全面向西方學習（主要是美國）。

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角色一變再變，由最初的「教車師傅」，轉身成為投資者（北上發展），然後是經理人（為大陸引入資金、技術），再變身為金融師（為大陸企業上市集資）、改革師（改革大陸的國有企業），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香港對中共的最大作用，始終是向西方取經的啟蒙者、中介人。中共可以藉香港逐一驗證到底資本主義有哪些可為我用，然後擇優而取之，這種摸着石頭過河的做法，大大減低中共推行改革的風險。蘇聯沒有香港這種接通西方的窗口，應是蘇共改革最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亡黨，蘇共前後僅74年，中共是蘇共學生，現在學生的「黨齡」已經超過老師，箇中原因，到底跟香港有多大關係？中共建黨百年，到底有多少貢獻是來自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且「西化」的國際城市？

港特殊作用所剩無幾 僅金融可展所長

2016年7月1日中共慶祝成立95周年，正式提出四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再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闡述了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13個方面的顯著優勢；上周五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解釋了何謂「中國特色的多黨制」，對中共來說，也許向西方學習的百年之路已大致走完，而香港的特殊作用也所剩無幾。

中共百年唯一仍然未能超過西方的，是金融制度，也是香港仍然可以發揮長處的地方；到哪一天當中共認為已經建立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金融體制，香港對中共的價值就正式歸零了。

註1：見〈葉劍英情繫港澳〉，廣東葉劍英研究會，2017年6月23日（bit.ly/2U4n5ay）

註2：同註1

註3：見《蘆蕩小舟的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7，文化戰線，2017年8月1日（bit.ly/3hbQtUk）

由遠到近的香港與內地關係──中共建黨百年隨想之三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劉銳紹 時事評論員>

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與香港的關係由遠到近，由影子到真實。100年，彈指一揮間，但要談的事很多。本文只能略談一些較有代表性的事件，說明香港與內地關係如何發展和應該怎樣處理。

（1）執政前──利用、善用、盡用香港

中共建黨初期，發展重點都在內地，與香港關係不大。直至1931年，蔡和森奉調回國，3月被派來港，目的是指導廣東省委工作，而不是在香港發展黨務。不過，他很快就被告密和被捕了。1936年，即使已有中共黨組織，但當年下半年才開始在港發展黨員，而且十分低調；一年內，只發展30人。由抗日開始，黨員才明顯增加。

之前，中共與香港的關係雖有部署，但屬個別事件。例如，周恩來1927年「南昌起義」後負重傷而亡命香港，在油麻地廣東道秘密養傷。1920年起，鄧小平5次經過香港，曾用化名「鄧斌」，還偷學無線電，準備在廣西搞秘密電台。中共在香港發展黨組織後，最重要的事件算是1938年廖承志奉命來港，以經營茶葉的「粵華公司」作掩護，成立八路軍駐港辦事處，接收海外華人的抗日捐款和物資，並宣傳中共政策。

除壯大自己之外，還支持同路人。例如，梁漱溟來港出版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中共范長江在關鍵時刻親送4000元。更重要的是，1941年中共秘密大營救，把鄒奮韜等知識界精英送回內地，保護了一批有生力量。

可見，在中共執政前，香港曾是一些中共高層的活命和行事之地，有利於它的發展。在此期間，中共非常懂得利用、善用和盡用香港，包括如何處理與港英政府的關係，願意低調合作，必要時退讓，以求生存發展。此外，中共開展其統戰工作，尤其是政商界人士，此乃典型的務實主義。我概括為「互借東風，進退有度」。至於它與香港民眾的關係，則局限在宣傳和爭取認同之上。

（2）香港回歸前──理性與盲動並存

1949到1997年，中共的對港政策有理性的一面，也有盲動的一面。它在上台時決定不收回香港，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就是延續香港對它的實用價值。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它與港英政府的關係總體不錯。例如東江之水越山來，顯示一箭雙雕的親和力，加強與港英政府合作和拉近香港民心；在1966年的「天星碼頭事件」中，中共也認同港英政府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在1980年代跟英國會談香港前途問題時，政策和策略也是務實的，「一國兩制」的初心和表述也是溫和的，所以有一定的吸引力。就我的親身經歷，我相信它當時的真正心態是求變和改革，因為它經歷了文革的重創，如不努力翻身，將更一敗塗地。

不過，中共盲動之時也對香港和自己造成嚴重的傷害。1967年，它在香港推動「六七暴動」（左派稱「反英抗暴」）。毋庸諱言，這是它與香港民心的一個分水嶺，改革開放之後稍為修復，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又來一個大翻覆。

在在說明，中共與香港和港人民心的關係，取決於：它能否理性處事？它能否減少政治化？它能否多一點親和力？或者說，能否以親和力、吸引力和柔性政策為主？即使從它的利益角度看，需要強硬或軟硬兼施，但行動上能否像毛澤東所說「有理、有利、有節」？都是關鍵的問題。

（3）回歸後──相見與同住的矛盾

細想回歸頭6年，即1997至2003年，中共希望對港無為而治，真的比較放手。一、向台灣示範「一國兩制」是可行的；二、向世界宣示中國真的改革開放；三、當時經濟還未起飛，借助香港的程度比今天大。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兩制」的摩擦漸多，北京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况開始有另一種判斷，兩地對「兩制」的理解分歧浮現。加上其他外部因素在轉變，例如台灣表明不接受「一國兩制」；北京認為外國勢力增加在港活動；「港獨」抬頭。港人則認為北京沒有兌現普選承諾，並收緊治港政策。2014年「雨傘運動」後，裂痕愈大，發展到2020年《國安法》實施後，各種碰撞已是避免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的？各有各的說法。作為陪伴和協助孕育「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出生的過來人，我感到心如刀絞。自問曾經與其他有心人一起嘔心瀝血，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努力協助各方溝通，趨吉避凶，但現實中仍然碰得頭崩額裂，避免不了無謂的傷害；尤其是看到年輕一代，彷彿重複着以前我輩經歷過的某些慘痛片段，頓時啞口無言，心碎化為飛灰。

我有一個比喻：回歸前香港與內地是分開居住的一家人，所以「相見好」，回歸後搬到一起，於是「同住難」。但我不理解，為什麼保持距離還感到可親？愈接近卻愈多摩擦？就像看畫，遠觀可以多角度鑑賞，近觀卻容易發現瑕疵。再細想香港與內地的摩擦，一來因為過去互相了解不足，二來因為遇到問題不懂怎樣互相磨合。就像鹹淡水碰在一起，鹹水不會稀釋鹹度，而淡水又不想變鹹，但已經混和了；可是鹹淡水畢竟不能煮成可口的飯，跟着就無飯吃了。

（4）放下沉重包袱 各方馬上補課

不過，我不想甘於現狀，仍然冷靜思索：眼前雖然不能取得一致看法，但局勢已相對平靜，官方不是說已經「由亂轉治」嗎？那麼雙方就要懂得「放下」，把「放下」作為新階段的起點；而「放下」（包袱）的下一步，就是要「互相補課」──大家都要補上過去互不認識的一課，還要在空白的課本上寫下新的和充實的內容。年輕人要避免碰撞受傷，要盡快把心中的先鋒作用轉化為後繼的建設力量。最近，一些社工朋友安排我協助「執仔」，就是跟年輕朋友交流，我義不容辭，因為我真的不忍心留待日後在牢房裏才跟他們對話。

要創造新起點，作為有公權力的一方，大可放下家長式的硬面孔和冷鼻孔，因為正如他們所說：「局勢已基本受控。」既然如此，就要思考新的方法，毋須繼續側重高壓，更不要再受推波助瀾的人干擾和影響，因為他們都各有私利。須知今天相對平靜的背後，是「頭上流血，心中淌血」的沉重代價，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况且，建黨百年之後，還有很多工作在前，何必繼續內耗，讓外人哂笑呢？

認清時勢覓出路 香港需要新論述

<轉載自2021年6月30日 明報 社評>

明天是香港回歸24周年，亦是中共百年黨慶。過去兩年，香港飽歷政治衝擊，《港區國安法》實施剛滿一年，有人認為香港由亂入治，有人覺得是威權高壓，無論如何，香港受內外因素影響，已出現了根本變化，面對新時代新形勢，香港若要前行，首先必須重新準確認識內外環境，各方需要重新構建一套能夠反映現實、與新變化相適應的框架式論述，無論是看待國際形勢，還是看待國家以及執政黨中共，都要實事求是，若不放下意識形態和政治空想，香港只會困在目前的歷史定格中，難以從迷霧走出。現時香港政治氣壓很低，民間消極抵制情緒很強，這是權力當局必須承認和直面的事實，民情無法平復，香港再上路難免顛簸不平。

港人需要認識國家 看世局忌一廂情願

今年六四，維園沒有燭光集會；這個七一，亦無民陣發起的遊行。去年今日，港區國安法生效，有入金盆洗手退出政壇，有人選擇離港「流亡」，一年過去，有百多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兩年前的反修例風暴，不少人押上一切，名為「政治鬥爭」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要重新關上並不容易。港區國安法的打擊面，並不局限於港獨和暴力活動。「初選35+」案數十人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黨，以及壹傳媒案多人被指串謀勾結外國勢力，雖然之前已有不少人談及拘捕追究的可能，可是當事情真的發生，民情震盪還是相當明顯，權力當局說的依法辦事，在被捕者同情者眼中是政治清算。

港區國安法的壓制力，令香港表面相對穩定，實際仍是外弛內張，當局部署大量警力迎「七一」，正是一個說明。政治低氣壓籠罩香港，政治鬥爭未完，每一個新發展、新事態，都在觸碰着很多人的政治神經，掀動各種政治情緒，不利冷靜思考如何在新形勢下為香港尋找出路。

香港經歷了反修例風暴，中央要維護「一國」，落實愛國者治港，有人認為「香港一國兩制已死」，然而對中央來說，一國兩制乃是一項基本國策，中共十九大報告更將一國兩制，與「兩個一百年」目標（即中共建黨百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新中國成立百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緊扣一起，最不想一國兩制失敗的就是中共。

中共建政頭30年，政治路線劇烈搖擺，原因是新中國仍在摸索現代化進路，這段動盪歲月令一些港人擔心「基本國策」可以朝令夕改，其實隨着「改革開放」之路確立，中國坐上現代化快車，基本國策大方向多年來相當一貫。這幾年香港經歷巨變，不變是一國兩制是香港唯一出路，只要這個招牌繼續存在，兩制就有空間。認清這一現實，香港可以做的就是一邊善用兩制每寸空間，做好香港這邊的一制，致力保持獨特性，另一邊則在一國框架下，與內地的一制良性互動。

新時代新形勢，香港必須先對內外現實環境，特別是對國家和國際形勢，有客觀全面認識。囿於意識形態，圍爐取暖，情緒主導，無助深入思考問題，甚至只會愈走愈偏。中共建黨百年，由上台執政，到帶領國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無一不顛覆了西方對共產黨和發展中國家的認知，就連一些視中共為意識形態大敵的西方評論，也不認為中共會輕易垮台，遑論「中國崩潰」，然而在香港，仍有一些人想像所謂「支爆」，例如認為中共很快將在美國及盟友孤立下栽倒、經濟雙循環是「塘水滾塘魚」，「反映西方圍堵有效」，云云。以這類一廂情願的空想，作為思考香港前路的根據，只會害誤了港事。

不同論述交流碰撞 需要平和冷靜空間

內地經濟雙循環，跟疫情和國際關係遽變雖有關係，然而發展內循環的最大戰略意義，在於促進內地經濟轉型、完善產業結構、實現由消費拉動經濟，在邁向發達經濟體道路上，這是不可或缺的改變，何况重視內循環，不代表忽略外循環。這兩年美國制裁中國喊聲震天，對華關稅亦未撤去，然而中國貿易盈餘還是持續擴大，出口進口同樣強勁。說到制裁的作用，俄羅斯經濟實力不如中國全面，自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一直面對歐美制裁，經過這麼多年，看不到俄國有屈服迹象。

一國兩制是矛盾統一體，矛盾的地方要梳理，不代表什麼都以對立視角看待，忽略一國與兩制之間本應存在的正面積極關係。以兩制對抗一國是死路，這兩年香港付出了什麼代價，社會上下都很清楚；消極抵制不合作，損害香港利益，亦非明智之舉。1980年代初，北京提出以一國兩制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香港社會面臨巨變，人心浮動，需要找出路，不同主張和宏觀論述乘時並起，「維持現狀」、「繁榮穩定」、「民主回歸」等不同論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交織凝聚，讓社會各方找到了前行努力的方向。現在香港面對內外新形勢，同樣需要凝聚一套宏觀論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指明前路。不同主張和論述交流碰撞，需要有平和冷靜的公共討論空間，激烈的政治鬥爭、高壓的氛圍、情緒化的反應，無助社會客觀理性討論問題，權力當局在這方面有其作用及角色。

第二場黨慶發布會 中紀委稱「反腐鬥爭壓倒性勝利」 習執政近9年 查處逾400萬黨員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百年黨慶活動，昨日在北京梅地亞新聞中心舉行第二場新聞發布會。中央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在會上表示，十八大以來（2012年11月，即習近平執政以來）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中國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政工作人員佔近1/4。

肖培在記者會上表示，自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以來，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給予黨紀和政務處分達374.2萬人。他介紹，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其中，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調查任免權屬於中共中央的中管幹部453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883.4萬人，查處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2.6萬宗。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1.7萬宗，處理32.2萬人。

肖培：392名省部級以上領導被查

中共十九大（2017年）後，肖培稱，還查處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39萬餘宗，處理了35.9萬人。查處扶貧領域問題28萬宗，處分18.8萬人。在懲治腐敗的震懾和政策感召下，主動投案的有4.2萬人。此外在掃黑除惡的過程中，還打擊黑惡勢力保護傘，查處了9.3萬宗案件，處理了8.4萬人。而自2014年中國開展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天網行動」以來，已從12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9165人，其中黨和國家工作人員2408人，追回贓款217.4億元人民幣，紅色通緝的100名人員有60名被抓捕歸案。

「天網行動」追輯逾9000逃亡外國者

肖培說，「國家主席習近平以『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赤子情懷，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以『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的堅定意志，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以優良的作風凝聚黨心民心，以嚴明的紀律管黨治黨，以零容忍的態度懲治腐敗，鞏固了黨的團結統一，扭轉了『四風』積弊，構建起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反腐敗鬥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

據國家統計局去年底的調查顯示，中國95.8%的民眾對全面從嚴治黨、遏制腐敗充滿信心，比中共十八大前2012年的調查提高了16.5個百分點。肖培表示，自我革命是中共百年奮鬥錘煉出的最鮮明品格，「我們黨探索形成了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路徑。」

反駁獨裁批評 「協商民主更符國情」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年前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關於制度自信，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濤認為，中共領導下的民主協商制度，同西方民主一樣，是民主的一種形式，只是更符合中國國情。

對於外界批評中共獨裁、害怕民主和普選的說法，謝春濤並不認同，他指出在抗戰時期，中共就在根據地實施了真普選。後來中共進一步豐富發展了民主；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建立和發展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美國前總統卡特、美國時任總統克林頓都來中國考察過，公開發表過讚歎的言論」。

指中國民主不限於表決選舉

謝春濤表示，中國的民主與西方國家的民主不同，不局限於表決和選舉上，「更多的是協商民主概念」。他解釋，中共作出重要決策前，一定要經過充分廣泛協商，例如要推出重大決策，在有這個念頭、確定議題的時候就廣泛徵求意見，文件草案本身就是集中全黨全國智慧的產物；草案寫出後，又在相當大的範圍徵求意見，經過修改，政治局審議之後才提交中央全會討論。

謝說，中央全會討論時，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包括列席的各方代表、基層代表均可提意見，言之有理就可能被採納。若領導人意識到某一決策會有不少人持異議，即使比例不高，也一定不會馬上表決，會再去協商徵求意見，然後調整。

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局局長桑福華表示，政黨協商形式分為會議協商、約談協商和書面協商3種，中央層面的政黨協商會議每年至少舉行7次，其中習近平主持至少4次，總理李克強1次，全國政協主席汪洋2次，此外還有中央委託有關部門主持召開的會議，有十多廿次不等。

稱執政理念自我革命致成功 建黨百年迎挑戰 黨學者：科技自立軟實力待發展

<轉載自2021年6月29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共建黨百年，目前黨員多達9100萬。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院）長謝春濤認為，中共從執政理念到機制與紀律，甚至自我革命與強大執政能力，均是成功的原因。他說，5000年的歷史造就了中國獨特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但中國並不會威脅和輸出什麼，也不妨礙同其他國家交往與合作，「未來中共仍需面對來自國內外社會、經濟、產業、技術等諸多方面的挑戰」。

「中國崩潰論」破滅 西方再拋「威脅論」

謝春濤在中國記協新聞茶座活動時，談到中國高速發展引起西方有關意識形態的擔憂等問題時，說了一個故事，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鄧小平訪問美國期間，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頓小鎮，他觀看牛仔競技表演時戴上寬邊牛仔帽。謝春濤說，這舉動令一些美國人對鄧小平充滿了幻想，「以為中國經過改革開放就能納入美國的體系，能夠實現美國對中國的和平演變。但是八九風波的處理，美國人失望了，鄧小平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的人」。

謝春濤說，當時正趕上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西方認為接下來的就是中國，所以「歷史終結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崩潰論」充斥着國際社會。「直到本世紀之初，美國人發現中國沒有垮，又拋出『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已經威脅到了西方」。

尊重其他文明 不威脅不輸出

謝春濤認為，西方國家對文明的理解與中國不同，總抱有「文明衝突論」，但中國對文明的理解應該是互相尊重。「實際上中共成立以來，一直對其他文明抱有尊重友好的態度，也願意學習借鑑其他文明有益的東西。」他表示，中國的政治體制絲毫不妨礙中國和其他國家開展各種的交往合作，「西方國家之所以敵視中國的發展，是因為不願意看到中國一步步縮小和他們的差距，更不願意中國在經濟、科技上趕超西方」。

最近幾年，中國消滅了絕對貧困，並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進程，但謝春濤認為，中共未來面臨的國內外挑戰亦不容小覷。在國內，包括政府管理制度、生態文明制度體系、黨和國家的監督體系尚未形成制度優勢；實現鄉村振興，推進產業革命、技術革命，實現高水準的科技自立自強，實現經濟的快速穩步發展、穩步有序地推進民主，增強中國文化的軟實力等方面，仍需進一步努力和推進。在國際上，當下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展開經濟、政治、外交，甚至軍事上全方面的打壓，包括新疆、香港和台灣等問題。謝春濤強調：「應對挑戰不容易，這幾年就在應對。」而且應對得很成功，尤其面對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經濟全面打壓，中國沒被打垮。

謝春濤還談到社會主義制度問題，提到鄧小平在1992年講話中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鞏固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他說一代人至少20年，這樣換算下來，可能需要數百年時間。他又說，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也是鄧小平提出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就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斷時，依然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變，「我個人預測，如果本世紀中葉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那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結束了。之後會進入什麼階段，現在還沒有研究，也沒有新說法」。

港澳與台灣關係惡化 兩岸中美博弈是主因

<轉載自2021年6月27日 明報 社評>

駐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台方官員，因拒簽「一中承諾書」，不獲港府續發工作簽證，其中7人上周撤離香港，餘下一人，下月簽證到期也將撤走。上個月，特區政府已經宣布暫停駐台灣的經濟貿易和文化辦事處運作，人員撤回。港台人員相互撤離，固然因兩地政府在陳同佳案的爭拗，以及台灣當局在前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扮演的角色，但更主要的，還是由於在兩岸對峙以及中美博弈的大背景、在《港區國安法》的新環境下，香港和台灣分別處身於兩個對立的陣營，北京在港台關係方面加強了主導。短期內港台關係難有緩和機會，而這對兩地的民間與貿易往來，勢必帶來衝擊。

香港採取主動 中央統一部署

今次港台人員相互撤離事件，有3點值得留意：一是港府撤處在先，台方駐港人員撤離（實際是港府要其限期離境）在後，整件事是港府主動；二是在香港之後，澳門政府亦跟進，停運駐台辦事處並撤員，顯示港澳兩特區是協調動作；三是北京國台辦發言人就此表態時直言不諱，稱香港與台灣交往「當然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進行」，顯示這是中央政府統一部署的行動。

從1949年後，在海峽兩岸關係中，香港一直擔當特殊溝通橋樑。被北京視為兩岸關係政治基礎的「九二共識」，就是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1992年在香港會談的成果。在2000年代兩岸啟動直通之前，來往兩地的航班都要經香港轉飛。

早在香港回歸前，時任副總理兼外長錢其琛在1995年就發表有關《香港涉台問題基本原則與政策》，簡稱「錢七條」，其中第六條規定，香港特區與台灣之間的任何官方接觸往來、商談、簽署協議和設立機構，「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由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批准」。第七條規定，台灣在香港的機構及人員要嚴格遵守《基本法》，不得違背「一個中國」的原則。1999年，時任台灣總統李登輝以「特殊兩國論」形容兩岸關係後，時任台灣駐港「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因在港附和，工作簽證就被延發，被迫調回台北；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申請來港，亦遭拒簽。直至2008年，承認「九二共識」的國民黨政府上台，兩岸關係回暖，港台關係才重拾升軌。2011年，香港在台灣設立經貿文化辦事處，而台灣就把駐港機構由「中華旅行社」改名為「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由此可見，港台關係本質上從屬於兩岸關係，港台關係的起伏，取決於兩岸關係的好壞。

自從2016年台灣民進黨蔡英文政府上台，兩岸關係就陷入低谷，雙方的官方對話全面中斷，按照台灣陸委會說法，早在2018年7月，香港就改變以往對台灣駐港人員口頭告知「一中原則」的彈性做法，要求對方須書面簽署「一中承諾書」才能續發簽證。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太三指摘港府「設置政治障礙」，旨在「矮化」台灣。

問題是從2018年至今，也過去兩年多了，為何是現在港台人員才相互撤退？2019年香港反修例風波的「牙齒印」固然是直接導火線，台灣當局在陳同佳案中與港府較勁，又在香港反修例運動中聲援抗議者，甚至設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為赴台尋求庇護港人提供服務，這連串舉措都招致港府和國台辦多次嚴厲批評。

港台不同陣營 國安沒有兩制

人們注意到，港府暫停駐台辦事處運作，是在《港區國安法》頒布近一年後，藉此對外發出的政治信號是：第一，在國家安全問題上，香港不再是法外之地；第二，「一個中國」不再僅僅是一個空洞的政治口號。

在蔡英文上台之後，港澳兩個特區與台灣之間的經文辦事處得以正常運轉，既是北京仍在觀察台北走向，更主要還是因港澳的「一國兩制」原因，意在突顯「兩制」的不同。但隨着北京愈來愈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強調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特別是去年港區國安法生效，更加突出強調香港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安全方面的「憲制責任」。在此大趨勢之下，原先香港對「一中原則」這一「大是大非問題」的模糊化處理手法，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於是乎，港台之間這種半官方關係，也就必然會出現問題。

尤其重要的是，近年來港澳與台灣的政府，在政治認同上逐漸分道揚鑣。港澳與內地的關係愈趨緊密，相反，在民進黨當局操弄下，台灣進一步「去中國化」，加快融入美日的印太戰略架構。在當前中美博弈、兩岸對峙的大環境下，香港已經沒有過往的騎牆中立空間，只能毫無選擇地與國家站在同一陣線。

當然，港台兩地的民間與經貿往來仍然密切，有5000名台灣人在港留學居住，在台留學工作的港人更數以萬計，兩地間每年人員來往數以百萬計人次，貿易額亦高達500億美元，亟盼兩地政府之間的選邊紛爭，不要影響到彼此人民的福祉。

中共百年慶生 着眼「內與外」

<轉載自2021年6月26日 明報 中國版 欄名：北京聞風 撰文：鍾鳴九>

中共百年慶生將迎高潮。近期主題展覽、白皮書發布，以至隨後將舉辦的大型文藝演出、全國表彰活動等都緊鑼密鼓地進行。觀察人士指出，熱絡的活動背後包含「內」與「外」兩條思路。

對內聚焦黨建 分析稱推動決策民主化

從內而言，完善治理、制度總結當是今次慶生的旨歸。一方面是強化自身——近年中共多次在七一前夕聚焦執政黨的建設，彰顯從嚴治黨的決心。今年亦不例外，如日前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突顯出中共破解根本性監督困境的決心。分析人士指出，建黨百年對中共內部而言，是一次不可錯失的學習、整理與校準之機。中共正以空前力度，促進自身發展再邁新台階。

另一方面是歸納中國政治制度。國新辦昨日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在2007年發布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基礎上，總結出長期以來，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成功經驗。分析人士指出，在建黨百年之際理解中共，離不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全盤理解。如何在中國政黨制度的整體框架中，通過制度化、程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事關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向，因此值得不斷思考、探索與實踐。

從外而言，百年慶生亦是回應外部輿情、贏得國際理解的重要契機。5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6月下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給北京大學的留學生回信。信中顯示對留學生讀懂中國與中共、成為溝通中外「橋樑」的寄望。北京專家指出，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正可藉建黨百年的契機，對外闡釋中共百年積累的執政理念與智慧。

對外盼贏國際理解 說明制度優越

專家表示，中共深知當前所面臨的複雜外部輿論環境。中共無意對外輸出制度，但是對於中國的制度經驗，國際上能夠予以客觀正視的音量仍顯不足。因此中共以更積極作為的方式，探索傳播方式的創新。比如，日前《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白皮書發布，正是中共藉慶生之機，回應西方對中國人權實踐的批評，並嘗試向世界說明，中共建設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自有其優越性。

消息人士透露，隨着七一臨近，除上述白皮書發布，中共還將有一系列對外的新聞發布活動，以期讓外界更了解真實的中共，減少誤讀和誤解。

政制白皮書：各黨自覺接受中共領導 官方稱制度容民主監督兼防黨爭 查建國：8黨被嚴控

<轉載自2021年6月26日 明報 中國版>

中共建黨百年之際，國務院新聞辦昨日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並稱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新聞發言人又稱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最能抓老鼠的好貓」，能避免一些政黨制度只代表黨派利益、區域或集團利益，導致議而不決、社會撕裂。不過，不被官方認可的中國民主黨之創黨成員查建國表示，8個政黨的發展均受共產黨嚴格控制，無監督作用。

黨慶前推萬字文件 稱民主黨派「參政黨」

新華社報道，白皮書全文約1.4萬字，分9章節，當中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和8個民主黨派（見表）及無黨派人士，具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社會整合、民主監督和維護穩定的重要功能，實現「執政與參政、領導與合作、協商與監督的有機統一」，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和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制度載體」。白皮書又稱中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自覺接受中共領導，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他們是參政黨而非在野黨和反對黨。

白皮書強調，在中國國家政權中，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加強團結、合作共事，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制度安排；中共堅持平等相待、民主協商、真誠合作，支持各級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中的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發揮作用，共同推動國家政權建設。白皮書又稱，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召開或委託有關部門召開政黨協商會議有170多次，先後就修憲建議、國家領導人建議人選等重大問題，與黨外人士協商，聽取意見。

在第6章中，白皮書提到中共「支持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開展民主監督」。紅星新聞引述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局局長桑福華稱，政黨協商的形式分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3種，其中中央層面的政黨協商會議每年至少舉行7次，包括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至少4次，總理李克強主持1次，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2次。

發言人稱制度「最能抓老鼠的好貓」

新聞發言人、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許又聲形容，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最能抓老鼠的好貓」。他表示，一個國家實行什麼政黨制度，是由國家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決定，「沒有也不可能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黨制度模式」；中國實行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本特徵是共產黨領導、多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多黨派參政」。

不過，中國民主黨創黨成員查建國對自由亞洲電台稱，上述8個政黨的領導、經費及發展黨員的範圍，都受到共產黨嚴格控制，對共產黨「沒有監督作用」。澳洲悉尼科技大學中國研究教授馮崇義則表示，白皮書僅是常規動作，別無新意，「目前的民主黨派不具備獨立政黨地位，因此不算是政黨」。

逾百台人受邀赴黨慶 陸委警告統戰

另外，有消息稱約有100多名台商及台青等受邀參加中共百年黨慶活動。陸委會回應指中共黨慶大會是高度統戰活動，勢藉機宣揚政績及對台統戰，政府已對外說明「中央或地方政府現職公職人員，或退職人員仍受赴陸列管限制者，都禁止參加」。

核廢水、抗疫和日本的身分尷尬

 <轉載自2021年6月25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日本內望 撰文：張望 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教養學部副教授>

日本的心理坐標，究竟是處於西方，還是位於東亞？

6月在英國剛剛結束的G7首腦峰會上，媒體捕捉到這麼一個畫面：西方各國領袖和英國女王伊利沙伯二世合影後站在一起談笑風生，日本首相菅義偉卻站在後排，遠離人群，尷尬非常。有日媒分析：在疫情尚未受控制的情况下，菅義偉此行的目的是要通過參加國際首腦外交活動來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以營造今年夏天在東京舉辦奧運的既成事實。不像善於交際的前首相安倍晉三，一直埋首內政的菅義偉在國際外交場合本來就缺乏存在感。

倚靠美國認可的核廢水排放

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總是需要倚靠西方來為本國的政策尋求某種合理性。4月，當半官方的NHK播放新聞宣布日本將向太平洋排放核廢水，整個節目的話語鋪陳（narrative）是耐人尋味的。新聞播報重點強調，日本的做法得到了美國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支持。同時，新聞還報道了來自中韓兩國的抗議，卻同時強調中韓核電站也有向大海排放核廢水，言外之意似乎是只有中韓在刁難日本，日方做法完全合情合理。

這一敘事構造，令筆者想起了2001至2006年小泉純一郎時代的靖國神社外交。當年，小泉年年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其對外狡辯的語術之一就是：只有中韓兩國在這問題上不斷說三道四，反而是美國政府理解他的做法。小泉恐怕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繼承人安倍在2013年參拜靖國神社後隨即招來奧巴馬政府的嚴厲批評。

政治民主化往往被認為是改善東亞國家關係的重要條件，但反觀日韓這兩個東亞民主國家近年來不斷惡化的歷史糾紛，似乎說明了「國家身分認同」（national identity） 衝突才是更為深層的癥結所在。同樣，本次日本官方論調在核廢水問題突顯中韓的特異性，卻避談一般核電站向大海排放廢水的性質和日本是不同的：即日本福島核電站是發生過重大事故的核電站，其向大海排放的污水指標存在更多不確定性和潛在長遠危害。

徘徊於東西之間的日本抗疫

日本需要西方為其鞏固底氣。然而，離奇的是，在過去一年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政治精英似乎要告別西方。在日本國內，媒體不斷有意識地向國內民眾自誇：日本與歐美相比是抗疫優等生。電視不斷播放西方各國封城下幾十萬人的感染人數，而日本在最高峰時也只有一天7000多人感染。然而，日本媒體似乎忽視了更為重要的事實：即就在身旁的中國，韓國乃至越南等不少亞洲國家的抗疫表現，遠遠比日本來得優秀。6月下旬，日本全國一天的感染人數依然在1500人上下徘徊，難以清零。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身分認同是尷尬的。2020年3月，日本財相麻生太郎在眾議院財政事務委員會上坦誠分享：他在2月參加G7財務大臣和中央銀行總裁會議上發現，歐洲對於新冠疫情毫不關心。意大利與會者還對他說：這是你們黃種人的病毒，和我們無關。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峰會上，日本是不折不扣的亞洲國家代表；但在亞洲，日本卻需要倚靠西方來肯定自己的優越性和在特定政策上的合理性。日本的處境猶如蝙蝠，既非鳥，也非獸。

隨着中西矛盾在後新冠時代日益加劇，日本的政治和知識精英需要反思自身複雜的身分認同。在地理位置上位於亞洲的日本，需要告別通過某種「他者」來確定自身國際地位的思維方式，勇於回歸亞洲和跳出以「西方」為前提的理解框架，才能擺脫目前支離破碎的身分敘事。

話語權要有民間聲音

<轉載自2021年6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內地官方宣傳近年經常提到話語權。今年5月31日，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集體學習，總書記習近平在會上強調，要「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最高決策層雲集探討、總書記親自主持會議，可見提升國際話語權這個議題正受到高度重視，成為中南海當前主要任務之一。

提升國際話語權為何如此重要？據官媒解釋，「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快速提升」；但是，「中國在國際上時常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正面傳播少、負面被誇大的境地」（註1）。

龐大外宣 可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力爭國際話語權的同時，北京也用盡各種方法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在全球開展一個龐大的外宣行動，耗資據說以百億元計。2011年官方新華社租用了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某座大廈的外牆一個18米乘12米的巨型廣告位，有說月租高達40萬美元，每天24小時播放，目的是希望在美國展開文宣攻勢，好好宣傳中國。但結果如何？美國人對中國的觀感是好了還是差了？結果不問而知！

奇怪的是，新華社似乎並沒有吸收教訓，據霍士新聞（Fox News）報道，新華社再租用時報廣場巨幅廣告牌，宣傳中國的抗疫成果，及北京領導世界抗疫的正面形象。當年收不到宣傳效果，在當前的國際氣氛，再用同一手法，結果只會更差，負責大外宣的官方機構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

中國國際形象在西方國家處於谷底，是不容迴避的事實。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0年公布的調查顯示，歐美和亞太區14個發達國對中國的惡感都高企或急升，其中日本86%受訪者對中國有負評，是14國之中最高。英國則有約四分之三受訪者對中國有惡感，比上一年升19個百分點。美國人對中國有負面看法的佔了73%，是15年來最高水平。意大利的「對華惡感度」為62%，是14國中最低，但也遠超過半數。

中國經濟實力急速上升、基建完備，科技發展、民生改善、全國滅貧等工作取得成績。官媒不斷宣傳，但為何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觀感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來愈差，不但國際形象沒有提升，國際話語權也沒有因國力日漸增強而相應提高？到底原因何在？

國際話語權是政治軟實力的表現

國際話語權是世界政治軟實力的表現，國家發展如果要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力，就必須把握住話語權，並且能夠好好運用。

話語權的概念來自法國社會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他分析話語跟社會權力的關係，提出話語即權力，話語權就是運用語言或話語技巧去影響他人的思想、行為，藉傳遞價值觀理念、意識形態而形成一種權力（註2）。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就是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的作用與軍事、經濟等硬實力一樣，本質都是一種權力，足以影響其他國家的行為和決定。

除了在傳統的議題如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中國沒有受國際重視的話語權，近年新興的國際課題如環境保護、網絡規則、公民社會、全球管治、地區安全等，中國同樣都處於被動位置，沒有一套足以影響全球主流輿論或受到足夠重視的論述。

中國學術界理論創見落後西方

政治話語權是中國目前在國際話語權「爭奪戰」中的核心。中共自十八大開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希望「用中國話語表達中國的情感、價值追求和對外立場」，使之成為「增強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秩序影響力的重要途徑」；但官媒也承認，「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傳播主體、傳播能力、話語內容、話語平台等仍有諸多局限」（註3）。

相比之下，西方近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軟實力論、文明衝突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西方學術界的理論創見，內地學術界和輿論界都只能回應和「批判」，但沒有同等分量的理論分析架構由中國學術界或理論界提出，這都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競賽中處於落後狀態。

官方喉舌腔調 令人「先天抗拒」

為了增強國際話語權，北京投入了大量資源，包括擴大對外文化影響、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學院」；中共中央在2015年1月發出《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希望把建設新型智庫上升到國家軟實力的層次。然而，一系列工作都未能取得顯著成果。我認為主要原因在於內地欠缺民間力量，也沒有相對獨立的學術和研究機構參與國際話語權的「開發工作」，對外輿論幾乎清一色都是官方聲音，在外界看來，這些有關國際話語權的論述不外是另類官方宣傳、官式文章，眾口一詞、眾聲一律，來來去去都是為領導發言提供註腳、解釋，看不出任何有原創性和批判性、敢於脫離中央主旋律，針鋒相對地討論的真知灼見。對絕大部分人來說，官方喉舌的腔調都會令人產生「先天抗拒」，是屬於洗腦式文宣而非有價值的見解，以這些文宣材料，試問又怎能建立起國家的國際話語權？

建立國際話語權，需要的是一大批民間智庫、大學學者、研究機構、新聞媒體、民調機構、意見領袖等，在不同崗位和場合發表評論、分析以及研究結果；有時候它們的意見可能會偏離官方主旋律，甚至在某些觀點上跟官方唱反調，但唯有自由的討論、百花齊放的觀點並陳，才足以令某種論述建立基礎、經得起考驗，且能深入人心。

保留香港自由空間 有助國家建話語權

能夠跟國際社會對話，才能建立國際話語權，香港可能是國家唯一可以「擔此大任」的城市，也是少數可以讓非官方聲音生存的地方之一。如果香港仍有「長期利用」的價值，北京就應該「劃出」並保留一片言論、研究、討論的空間，令香港可以協助建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不借用香港僅存（正在急速消退！）的自由空間，中國是很難建立起國際話語權的。

註1：唐佳，〈提升國際話語權 中國需要這樣做〉，人民網，2021年6月7日

註2：Michel Foucault: The Eye of Power: A Conversation with Jean-Pierre Barou and Michelle Perrot；參考中譯本《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頁228，1997年

註3：周繼業，〈不斷提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話語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年8月6日

【Emily】投訴港台稱蔡英文「總統」 通訊辦裁欠理據

<轉載自2021年6月23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香港電台嘅節目受到唔少人關注，間中亦會引起一啲投訴，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最近就處理咗一宗針對港台嘅投訴。立法會文件顯示，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向通訊局轉介咗一宗投訴，投訴人不滿港台節目《新聞天地》今年5月報道台灣疫情新聞時，提及蔡英文到訪當地疫情指揮中心，喺蔡英文名字後面加上「總統」一詞。

通訊辦調查後裁定投訴理據不足。通訊辦解釋，台灣當地一般都以「總統」作為蔡英文嘅稱謂，其他香港傳媒報道台灣新聞時都係咁用。通訊辦又指出，雖然「總統」一詞通常用於稱呼國家元首，有可能令人覺得節目違反「一中」原則，但相關報道並無明示或暗示台灣唔係中國一部分，亦無證據顯示使用「總統」一詞令報道有誤、違反《電視節目守則》。至於報道有無可能違反一中原則，就不屬於通訊局嘅管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