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人口窗口」的紅利「化危為機」

<轉載自2011年2月23日 明報 論壇版 作者：葉兆輝教授、張筱蘭研究助理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羅智健研究助理教授（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預算案的周折不但顯示香港政府對民情判斷錯誤，藥石亂投，更暴露政策粗疏，製造了社會中對新移民不必要的矛盾，政府的管治威信也被削弱，社會怨懟和不和諧的現象愈益深化。政府在預算案中提出以「期票式」的6000元注資強積金，但在市民和政黨強烈反對下作出修訂以「打發式」6000元給予所有18歲以上持永久身分證的香港居民。為避免一場預算案遭立法會否決的憲制危機，倉卒地用「掩口費」式「撲火」絕對是「兒戲」。

67萬境外港人有資格領錢

不要忘記，這「期票式」的建議方案原意是紓解民困，幫助在職市民儲蓄，與在外國居住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者並無相關。但修訂後，這「慷納稅人的慨」式派糖，實值得深究。究竟在外國居住並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的人士有多少？根據筆者去年曾蒐集及綜合各方面數據資料，並套用香港統計處的「居港人口」方法，即包括「常住居民」和「流動居民」，以2009年年底作參考點去估計被界定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境內外的大概數字，結果顯示最高估計約有79萬名香港永久居民居住在香港以外地區，其中僑居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及美國的人數佔總數約八成即約64.4萬人，在中國大陸則佔一成四約11萬人。數據並顯示其中有八成五是18歲以上，即大約67萬名居住香港境外的港人有資格領錢。政府可能需要為此額外付出40億元。

另一方面，據入境處數字，每日150人新來港人士中大多數是家庭團聚，港人於內地所生的未成年子女佔當中60個限額，推算來港不足7年的成人新來港人士將少於20萬。他們有部分在港居住少於7年不但未能受惠，但離開了香港30多年的香港永久居民則可以收取這6000元。那麼同是香港一分子的內地新來港人士（其實他／她的配偶都是永久香港居民）與在外國居住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者，哪一種類更需要我們的支援？政府草率地推出這些政策，使整個社會要為他們的錯失付上代價，實令人慨嘆？

因此，在政府安排派錢細節前，必須清楚掌握數據，體察民情。首先政府可詳細參考新加坡2008年預算案的做法，除了新加坡居民有資格領錢，亦需要符合其他相關條件。如考慮該本港永久居民是否擁有雙重國籍，以及是否合乎「常住居民」的資格，即指在統計時點之前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又或在統計時點之後的6個月內，在港逗留最少3個月的規定。希望作決策的官員不會因行政審查繁複的關係而「捨難取易」。

正視人口結構轉變和更替

香港正面對一連串嚴峻的社會問題，其癥結是港府並沒有正視人口結構的轉變和更替。在50年代前出生已退休或已步入晚年的人士，所面對正是身體機能退化、健康變差、經濟能力轉變及子女「離巢」後缺乏家人照顧等問題。在50及60年代嬰兒潮出生的群組則因開始步入中年及接近退休年齡，所憂慮的正是如何在高通脹下維持生計，保持退休後合理的生活質素，照顧年老的父母及未「出身」的子女。在70及80年代後出生的青年，所擔心不只是就業及晉升的機會，還有「上車買樓」及「成家立室」的問題。對他們來說現時脫韁之馬的樓價及「殺校縮班」逆民意的做法，無疑阻礙他們結婚及生兒育女的意欲。到90年代後，一批批學歷不差、並攜年幼子女持單程證來港與丈夫團聚的婦女，她們來港後不單要肩負出外工作的責任，還要在這個充斥着物質及高知識形態的社會中逆流而上。

而近日這些戲劇式轉軚，由「偏離」民意到「突然順應」民意訴求的政策，正反映港府制訂政策時沒有向市民問責，亦沒有保持透明度及堅持審慎理財的方針。最令市民反感和不滿是政府處理問題的手法粗疏，製造矛盾，這件事正正反映香港政府離民眾太遠了。我們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些庫房的錢很多都是大眾市民直接或間接的貢獻，政府和立法會是有責任理財有道，用得其所，不要再閉門造車。

 

現時，政府必須好好把握「人口窗口」的紅利及庫房的盈餘，「化危為機」，改革教育、房屋、醫療體制，並需定時檢討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幫助弱勢社群，縮窄貧富懸殊，提倡友善家庭的工作環境和建立長遠及可持續的社會。我們需要的官員不但要有能力和願景為香港把關，還要有承擔的問責官員，將耳朵及眼睛打開，用心聆聽港人的訴求，才可真正消解群眾的怨懟。

解決房屋問題 基層中產歸心

<轉載自 2011年2月23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 張炳良>

樓價不斷攀升，社會上不少聲音要求政府出手。市場並非萬能，該出手時便應出手，但應考慮如何介入，才會產生效果。

先看宏觀大環境。自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的「政治經濟體系」（political economy）便與房地產驅動的發展模式分不開，土地收益成為公共財政的重要成分；過去香港的「低稅收、不錯福利」的資本主義神話，主要歸功於土地收益，但是其代價是「高地價」，及房地產市場儼然成為「聖牛」——人們不滿樓價持續上升，但又同時怕地產崩盤、賣地不理想。這是港式「地產政治」之寫照。（可閱筆者2010年3月10日本欄文章〈香港的地產政治〉。）

公屋不是一個包袱

英殖政府在1970年代開始推行大規模公共房屋計劃，既照顧了低收入基層的安居需要，起穩定社會的作用，帶有政治功能；也同時透過此一變相「社會工資」去減低工業生產之勞動成本，維持工業競爭力，並以公屋帶動新市鎮及基建發展，提升土地的市場價值，反過來為庫房增加收入，達成一個「增值」的良性發展循環，亦製造社會上的財富效應。可以說，從社會及經濟方面的獲利遠比在表面財政上的付出為多，所以公屋不是一個包袱。

1978年起，在房地產市場開始起飛之刻，港英政府增設「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除回應一般所謂「夾心階層」的置居需求外，更重要的是提供基層邁向置業的「可負擔」階梯，公屋租戶以綠表申請得居屋，騰出原住出租公屋單位予輪候冊人士，這樣，一個「有序」的「安居/置居」流動（mobility）路徑遂告建立，有利於整體的社會流動和穩定作用。1990年代中強調「維護公屋資源合理分配」，增加「富戶」租金，但1997年起也同時逐步放寬對「居屋」轉售的限制，加設「租者置其屋」及「可租可買」計劃，提高整個公營房屋部門的流轉。

安居/置居有序循環脫軌

回歸後，亞洲金融風暴導致房地產泡沫爆破而大崩盤，人們及地產商紛紛歸咎於董建華政府的建屋「八萬五」政策（及大量興建居屋），政府為回應壓力和救市，遂於2002年決定退出居屋市場。從此，原有的安居/置居有序循環脫軌，變成只有出租公屋與私樓兩種，失去流轉誘因與機制，一般市民或公屋戶若要置居，只能買私樓（及出售的剩餘居屋或二手居屋），但近年私樓樓價節節上升，且呈「豪宅化」之勢。

公屋雖仍能維持輪候冊上合資格人士「3年內」獲分配單位（第一次選擇）的指標（一般輪候冊平均時間是2年左右，長者則為1年左右），但是卻呈現兩個現象——（一）公屋戶「貧窮化」比80、90年代明顯，有個別屋邨內近四五成租戶為「綜援戶」，加上在目前大環境中社會流動放緩、貧富差距擴大，會滋生新的社區矛盾。（二）大量年輕單身者湧進公屋輪候冊，據去年底估計，輪候冊中有41%屬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當中超過四成為30歲及以下，二成為大專學歷。如何面對公屋需求的新挑戰是一個問題。

要改善私樓「供應鏈」效率

另一方面，社會上要求政府干預私人樓市的聲音此起彼落。儘管過去兩年，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措施對應（包括增加印花稅、限制按揭貸款等），但是我們不應高估政府「有形之手」的能力。政府基於「自由市場」、「小政府」原則，並怕樓市大幅下挫衝擊經濟，造成惡性循環，故不能不審慎出招、戰戰兢兢。目前手段主要靠增加土地供應（例如在勾地表外增加賣地），但是「土地供應」只屬廣義而言，實際上的土地供應仍受制於一系列因素——包括可發展的地積比例、高度、密度、城規和環保限制、基建配套、住宅類型組合、重建速度、二手市場供應，以至社區政治等等。單是政府出售多些新土地並不等於問題便已解決，更要改善私樓「供應鏈」效率。

此外，更大的挑戰來自目前「賣方市場」的現實。香港已成全國性、區域性的房地產市場，境外（特別是內地）的龐大購買力，正在不斷助長樓價上升，也同時推高本地「預期」，增加樓市的炒賣程度。這龐大的市場胃納，若然在中長期內持續，則定期賣地，也只能止一時之痛，但無法制止升勢。目前樓市的困局，已不僅是周期性，而是周期性加上結構性，因此對應之道也必須是結構性的公共政策「轉軌」。

是時候考慮制訂長遠房屋策略

我以往曾提出，跟一些外國一樣，限制境外購買，但是在香港自由市場原則下，或許說易行難；若此則政策的焦點和力度應放在增加「公營部門」供應方面，行另類的供應主導策略，作為影響房屋市場的槓桿。政府已採納資助市民置居的「置安心」先租後買計劃，未來方向是如何重新把「置居」在公營房屋政策上予以主流化，就像居屋一樣。究竟長遠來說，是先租後買還是可租可買，或是像新加坡「組屋」般以置居為主導，皆可以進一步討論。

新環境、新趨勢，正產生與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新形勢和新挑戰。是時候考慮制訂新的長遠房屋策略——既回應基層安居和中產置居的需求，也要正視私人樓市的發展。房屋問題是現政府及來屆政府首要挑戰之一。能解決房屋問題，則基層中產皆會歸心。

後記﹕2月20日有報章報道我在2月19日一個房屋政策研討會上說「……復建居屋的成本高。」查我並無此言，而是在會上討論環節表示「出租公屋比居屋的成本為高。」

破解美國手中的「領土糾紛牌」

<轉載自 2011年2月23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歐陽五 >

在台海兩岸關係改善，美國手中「台灣牌」看似失效之際，一張「更大的牌」—— 「領土糾紛牌」正讓美國人玩得風生水起。單單一個南海領土糾紛，6國7方已不可開交，中國大陸、台灣與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文萊纏在一起，只有一個國家在一旁「偷着樂」，那就是美國。

因為無力單獨對抗中國，所有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國家都在投向美國人的懷抱，即便與中國沒有領土問題的鄰近國家也在拉緊美國人的衣角，正在主辦第十屆亞洲安全大會的東道主新加坡便在會議期間明確表示：「美國在本區域保有強大軍力，有助於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的信念」。與中國雖有南海領土糾紛卻始終友好的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在第十屆亞洲安全大會開幕式發表對中國最為有利的主旨演講，稱「只有現實的多邊主義才能帶領世界向前進」，對美國的獨霸天下進行不點名的否定，卻也表明「我對亞細安和中國能早日就具約束力的行為準則達成協定，以取代2002年簽署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有信心」。表露以國際協定約束中國的心願。

領土糾紛脫出中國設想軌道

急於重返亞洲的美國人，意外地發現不只一個東盟國家向自己發出了盛情邀請，美國儼然成為東盟國家眼中的「救世主」。而美國人的稱心如意意味着中國的處境艱險。

中國遇到的是「國家發展派生問題」，國力的日漸強大使得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變得愈來愈難；最糟糕的是，領土糾紛近年脫出中國設想軌道，比如南海問題，中國多年前與東盟國家簽署《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就是想維持現狀，孰料相關國家動作頻出，以越南為例，不單把非法佔領的南海數十島嶼正式劃入本國版圖；且變本加厲竟然在這些島嶼舉行所謂「國會代表」與地方「人民議會代表」選舉，妄圖把非法佔領合法化。

南海豐富油氣讓問題日趨嚴重

近年來在南海發現的豐富油氣資源是讓問題日趨嚴重的重要原因，越南、菲律賓等國不顧主權國家中國的多次警告，悍然投入油氣勘探，從而觸犯中國容忍的底線。當中國不得已動用海監船執法，並以切斷越南勘探船賴以非法作業的電纜宣示主權時，5月29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阮芳娥竟宣稱 「越南海軍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越南獨立、自主和領土完整」。對此，中國選擇人民日報屬下《環球時報》發表社評回應：「中國的自我克制不可能是沒有限度的，如果越南認為中國的忍讓就像南海裏的鹽一樣可以隨意提取的話，那它一定犯了戰略性的判斷錯誤……越南若認為真的可以『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話，那就請它來試試好了。」一時之間，一場領土之戰擺上枱面。

中越若為南海打仗，得利最多者非美國莫屬。要破解美國手中的「領土糾紛牌」，就要綜合運用經濟與強大國力的影響，盡可能減輕領土糾紛力度，力爭不戰而屈人之兵。同時，早日投入南海油氣資源開發，先下手為強，保護本國海下資源。

對比令人慚愧——日本大地震有感

< 轉載自 2011 年 2 月 23 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吳康民 >  
日本大地震，人員、房屋、交通等方面損失慘重，倖存者缺水缺電、還要面對核電廠泄漏輻射物質的威脅，這一個特大天災，值得我們同情。希望日本人民戰勝困難，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但是日本這個大地震，卻帶出了一個中日民族性與社會現實的對比，強烈地表達出日本民族性的優越和國家、社會結構應付緊急事故的高效率。令近年屢發地震的中國給比了下去，實在令人感嘆。

日本民族的守紀、有禮、愛清潔、集體觀念可以說是世界第一。在這次大地震中，在大災難當頭，日本人的守紀律、互諒互讓、不趁火打劫、臨危不亂，的確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俗語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日本的悲劇，卻成全了世人對日本人民族性的一次廣泛讚揚。

「豆腐渣」工程受批判

令人感慨的，是拿中國的地震來和日本作比較。大前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破壞和死亡人數也許比這一次日本大地震更多，而且當年中國政府的救災行動和開放態度，已經比以往對付災難的處理有了很大的進步，特別是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封閉措施更有天淵之別，但是當前和日本人的表現，應該承認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其中四川地震中首先被震塌的有不少是「豆腐渣」工程的中小學校舍，而日本的學校卻是地震中難民穩固的避難所，這個對比是多麼強烈啊。

至於日本人的守紀律，不爭先恐後，不蜂擁而上搶購或爭奪救濟物質，更顯出他們的民族素質之高。有了這個對比，應該對中國人民發出一個警號，就是不僅要解決當前社會上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而更重要的是，對下一代和青少年們要認真進行道德教育上的「基本建設」。

要做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

中國原本是禮儀之邦，古訓中有關遵禮、守紀、慎行，尚節的訓詁多如牛毛，可惜歷次的極左的政治運動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將固有的良好的道德修養棄如敝屐，只破不立，以至動搖國本。加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上有迅速發展，社會上卻滋長「向錢看」的風氣，而官員們的貪腐叢生，形成一股「不貪白不貪」的歪風，社會上的道德觀念更受到嚴重破壞。

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風氣雖然有若干撥亂反正，但道德教育的基本建設未有認真啟動。以至在社會上造假之風愈吹愈盛，從奶粉、雞蛋、米麵油醬，到處都可見造假，令人嘆為觀止。而且造假之風也吹進最高學府，假文憑、假論文、假博士並不是個別的。教育界尚且造假，如何好好地培育下一代？

明朝王守仁說﹕「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古人深知在道德教育上，在育人過程中，培育根基是多麼重要﹗

品德修養要迎頭趕上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一次日本大地震中，他們的官民的表現，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鏡。我國的天災不少，地震在某些地區可能常發。如何預防和訓練人民防震，日本都有許多先進經驗可以參考。至於人民的道德修養和良好民族性的培養，更是長期的工作，需要全國各級領導重視和教育部門訂定長遠計劃。我們的經濟總量已經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但民族性中的良好品德修養，我們和日本還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全國人民和教育界不懈的努力啊﹗

 

港人愛投訴 比災民更可悲！

<轉載自2011年 2月22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中產階級心聲 撰文:三十會 莊綺雯精算師>

日本大地震發生後，在本港電視新聞中看到兩則訪問：一位準備隨旅行團到日本的男士，被問有否考慮取消旅遊，他回答：「沒有，因錢已付，假已請。」記者遂問他會否擔心人身安全，他回答：「不擔心，香港政府會照顧我們的。」記者再追問他照顧我們是甚麼意思，他回答：「政府會包（飛）機來接我們。」

另一對滯留仙台的自駕遊夫婦則埋怨香港入境處沒有提供協助，只叫他們到東京找已到該處的入境處職員幫忙，其在港的弟弟再向入境處查詢，他略有微言地說，入境處連當地的道路情況也提供不到。

地震照旅行 「政府會包機」

可悲！我們香港人比日本的災民更可悲！將金錢和假期放在一個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地位上。可悲！將對生命的責任推卸到政府身上。可悲！遇到突發事故，自救的能力只局限於打電話回港到政府部門求救、埋怨和投訴。可悲！愚昧無知到認為香港政府是神仙，料事如神，萬事皆能。可悲！而最可悲的是，他們認為自己是對的。

60、70年代的香港經濟遠不及現在繁榮，科技遠不及現在發達，人民的教育水平也遠不及現在高。但當時的香港人卻安份守己，默默耕耘，不但沒有怨天尤人，反而更懂得珍惜身邊的人和事，或許大家經歷過戰亂，所以深明很多東西都得來不易。那個年頭，停電制水不時發生，街頭巷尾點上蠟燭照明，一家老少拿着水桶到街上拿水，互相打個招呼，無奈地說句：「又無電無水了！」便各自回家洗澡做飯。即使生活上不是風調雨順，也不會自怨自艾，更不會怨天尤人，埋怨政府、憎恨社會。

喜小事化大 每抗議鬥爭

現在的香港在各方面都比以往繁榮進步，但人民素質卻大大倒退。現今的香港人以「投訴、包機、退錢」聞名，終日生活在不滿和埋怨當中，習慣將個人責任推卸到別人身上，將投訴變成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傳媒喜歡將小事化大，事情愈負面，報道便愈有價值。議員和政黨為了爭取票數，做事以取易不取難為原則，多處理投訴，少處理政策，還經常帶領市民抗議鬥爭。

社會的風氣和價值觀被不斷扭曲，人民的責任感沒有了，生活的和諧也沒有了，社會的凝聚力也沒有。

香港——這個可悲的城市！

自上而下推政改 中國免生亂

<轉載自2011年 2月22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埃及變天系列‧之四 撰文:陳婉瑩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

埃及人民推翻前總統穆巴拉克29年的統治，僅用了18天。中東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已波及11個北非和中東國家。大陸媒體對埃及政變的報道很謹慎，少見評論，英文《中國日報》等官方媒體則援引外交部發言人「中國希望埃及保持社會穩定」的論調。

在twitter成為「革命引擎」的語境下，中文微博客受到網絡審查。在微博搜索「埃及」和「穆巴拉克」的話題，網頁顯示「沒有找到與『埃及』相關的廣播」，或者「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不過，網民仍可發布含有這些字樣的微博，對埃及變天的討論熱度不減。

官貪民怨漲 政治改革迫切

市場化媒體方面，評論活躍而有克制。其中，又以胡舒立主持的《新世紀週刊》評論《決定權屬於埃及人民》（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2-12/100224840.html）最為尖銳。文章警告「專制製造動盪，民主醞釀和平」，雖然沒有提到中國，但已經引起網友跟帖比對中國的現狀。內地其他媒體沒有直接用埃及政變對比內地局勢，但可以想像，體制內外都在聯想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否會因為埃及變天而加速，互聯網又是否會點燃神州大地政治改革的火種？天安門廣場震驚世界的一幕又是否會重演？

當然，中國的現狀與八十年代和今日的埃及都有很大分別，多年8%以上的GDP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扶貧成就顯著。綜合國力和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增強。但是，時下的中國與近年的埃及、22年前「天安門事件」的前夜，又有相似的地方。八十年代的市場改革擴大了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改革又激發了人們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同樣，今天的中國社會貧富懸殊愈發激烈，通貨膨脹。官方數位顯示今年1月居民消費價格比上漲4.9%，糧食價格上漲15.1%。另外，「群體性事件」數量上升，尤以地方政府和發展商徵地引發拆遷衝突最為使人矚目。還有官員貪腐、貧富差距，一些地方民憤高漲，政治體制的改革已提到日程上。

網絡覆蓋各階層 動員力強

與1989年春的天安門廣場相似，今天網絡廣場上各派的議論也愈趨兩極化。官方強硬控制，和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沒有對話，體制內的改革聲音也受到壓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去年下半年在國內外七談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各方的回應卻鮮見於報端。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也對總理存疑，認為這只是一場政治騷。

而當局對傳媒和輿論的嚴密控制並未如願封堵民間獲取資訊、交流輿論的通道，敢講實話、真話的民間聲音正在增強。在網際網絡這座無邊的虛擬廣場上，民眾有無數新奇創意避開敏感詞，用境外伺服器繞過審查發布言論。官方和民間觀念的兩極分化像社會上的貧富、城鄉差距一般，愈扯愈大。

與22年前不同，現今的民主訴求已經不停留在「六‧四」時的學生參與為主，近年的重大社會事件，如毒奶粉、校舍倒塌、通貨膨脹，都凝聚了社會多個階層人士的力量。網絡的巨大覆蓋面可以發動社會多個階層應對時局的變化，成為強有力的動員力量。互聯網為資訊打開了全天候、無邊界的流通管道。不同觀念在網絡平台上碰撞、展示，啟迪民智，推進了中國公民社會的滋長。

另一方面，網絡也提供了意見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其自我平衡的機制不會使意見完全倒向一邊，對謠言也有鑑別的能力。以近期微博中風行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為例，這項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于建嶸教授發起的公民行動，在獲得網友支援的同時，遭到連嶽、笑蜀、和菜頭等公共知識分子的反對。辯論展示出社會上的不同意見，成為難得的民主啟蒙課。

打開對話 勿迫死溫和派

對比時局的變遷之後，人們還是要問：大陸是否會變天？國際學界對此有很大分歧。1989年來，中共在一些悲觀的預言中並沒有垮台，還製造了經濟奇迹。而經濟發展讓一批人真正富起來，孵化了本土的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穩定的力量。目前的問題癥結在於，中國的經濟發展能否持續？陳志武等經濟學家預測，這樣的經濟體只能再維持5年。如不適時調整，中國的人口紅利、環境紅利、資源紅利都會枯竭，而經濟持續發展的瓶頸正是政治改革的滯後。

資訊時代，世事多變。就像一個月前，沒有人預測到埃及的變天。中國的前景也難以預測，而可以斷言有兩點：一是，改變必將來臨。當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的矛盾日趨尖銳，制度必須調整；二是，民間和官方、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都有共識不希望以動亂、流血的代價推進改革。如果執政當局可以從上而下推行政改，中國可望以最小的代價實現自辛亥革命一百年來的民主夢。

即使當局不能立即啟動政治改革，至少可以踐行對人民的承諾，依法治國，「讓人民活得有尊嚴」。此外，執政黨要和民眾和公共知識分子打開對話管道，不要把溫和派也迫到對立面。中共曾提出要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但願不是為了加強專政，而是統治者向「善治」過渡。

至截稿時，中國一些城市出現了「茉莉花」行動。網上民意聚焦，官方多維封堵。現場沒有舉標語、喊口號，但有觀察者形容「氣氛極其詭異」，行動者、旁觀者、警察與遊人混雜。這再次顯示資訊時代網絡的動員力量使局勢發展難以預測與控制，官方防亂宜從結構性問題入手，強壓恐怕終會徒勞。

大小氣候今非昔比 茉莉花革命在華難成氣候

<轉載自2011年2月22日 明報社評>

內地網民在13個城市發起「茉莉花革命」集會，表面上，這是突尼斯民主革命，在北非中東掀起骨牌效應而蔓延的結果；不過，現今國際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與21年前六四事件相比，根本不同，新一波民主化浪潮，對中國難以構成重大衝擊，也就是說茉莉花革命在內地難成氣候。儘管如此，中共當局應利用當下較大的迴旋空間，主導政治體制改革，整飭吏治，消除貪污腐敗，掃除真正引發暴力革命的隱患，使中國真正穩定和長治久安。

國際大氣候：催谷經濟復蘇 中國位置關鍵

1989年六四慘劇發生之後，6月9日鄧小平露面，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當時他的講話，說到「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鄧小平這個論斷，完全切合當時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1985年，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台，提出新思維，以人道主義為核心，在社會主義陣營產生廣泛影響，受前蘇聯控制的華沙集團，各國在爭取民主自由已見譟動，加上前蘇聯經濟不景，國力滑落，對東歐諸國的控制力度，也見鬆動。六四事件發生當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是當時國際大氣候的寫照。

至於當時中國的小氣候，正在經歷改革開放陣痛，例如要放開價格管制，強攻物價關，導致1988年初全國通脹高達20%。政治上，胡耀邦作風開明，知識界對中國走自由民主法治之路的探索，甚為活躍，被保守派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與自由派壁壘分明。當時中共保守勢力強大，胡耀邦承受巨大壓力，1986年底，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學生發動大規模示威，要求民主和反貪，保守派反撲，使胡耀邦黯然下台。

所以，從國際大氣候社會主義陣營自由化、民主化的譟動，中國小氣候的經改陣痛、政治無出路和官倒、貪污等不公平現象，藉着胡耀邦病逝，演發成為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事件進程和結果，雖然涉及偶然巧合和中共黨內鬥爭等因素，但是從全球角度看來，「六四」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當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一部分，只是中國這一次與民主擦肩而過，而且以血腥鎮壓收場。鄧小平提出大氣候、小氣候論斷之後數月，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共亦垮台，蘇聯宣告解體。

近期，由突尼斯變天演發至埃及、利比亞、也門、伊朗等北非中東國家的民主浪潮，總體而言，這是全球國家民主化進程的一部分，不過，以現在的特定歷史時空，北非民主浪潮並非當今國際大氣候，全球致力爭取經濟復蘇，才是現實的國際大氣候，中國藉着經濟實力在現今的國際大氣候，佔據關鍵地位。

北非諸國的經濟總量有限，其動盪對全球市場的影響，不及中國為了壓制通脹、樓價而實施的貨幣緊縮政策。另外，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復蘇的其中一個火車頭，美國經濟之良窳，關鍵在於能否增加出口，創造更多職位，降低失業率，上月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時，奧巴馬總統公開表示美國要把所有產品賣給中國，確切說明了美國要借助中國以達至經濟復蘇的策略。所以，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經濟體的相互補足關係，正是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國際大氣候的主旋律。基於此，相信美國不欲見到中國此際出現政治動盪，影響其復蘇大計。

至於此際中國的小氣候，雖然貪污腐敗較22年前尤有過之，地域差異、貧富懸殊、官民對立等深層次矛盾，日益尖銳，但是在經濟榮景之下，一切構成撩動群衆運動的弊端，都會暫時被掃入地氈底。所以，網民雖然在全國13個城市發起「茉莉花革命」集會，但是真箇響應行動的民衆並不多，反而公安如臨大敵，其在現場「維持」秩序的人員，不少於真正到場集會的民衆。

廣州維權律師遭毆傷 當局應追究嚴懲

內地當局大力鎮壓這次中國茉莉花活動，是貫徹要消滅於萌芽狀態的方針，不過，英文《環球時報》報道網民這次行動時，只說是少數人搞「行為藝術」以引人注目，避談行動的政治性，顯然與行動未獲廣泛迴響，不作強烈批評，以免激化矛盾有關。這次「茉莉花革命」集會，雖然未能引發更大效果，但是有北京民衆提出每月進行一次，毋須理由，純粹為了散步。現在說集會能否演變至群衆運動，言之尚早，只要民衆不放棄，民主中國就有實現的一日。

這次網民發起的「中國茉莉花革命」不成氣候，內地當局不應沾沾自喜，民衆的克制、平和，有兩方面值得當局參考。

首先，廣州維權律師劉士輝離家準備參加集會，被人蒙頭圍毆受傷，雖然並無確切證據證明是廣州執法人員所為，但是他們脫不了嫌疑。下令毒打手無寸鐵律師的人，應受到譴責，若自詡依法治國，則應該揪出這種人，予以法律制裁。相對於北京、上海公安的舉措，今次廣州公安就顯得野蠻了。對於群衆運動，疏導比堵塞、打壓好，以免出現壓迫力愈大，反抗力愈大的惡性循環。

其次，民衆理性平和，中共當局有更大空間主導政治體制改革，透過制度建設，整飭吏治，締造一個更公平合理的社會。我們一貫認為，現在由中共主導改革，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法治，最符合國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民衆不用事事訴諸群衆運動，國家才可以真正長治久安。

Jasmine Revolution

WAVES of popular protests have swept across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Some mainland netizens had called on people to join Jasmine Revolution gatherings yesterday in thirteen major cities including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Yesterday saw no massive rallies on the mainland. However, hundreds of people once gathered in Wangfujing,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police had to disperse crowds, and some citizens were taken away. In recent years, corruption has been prevalent and the rich-poor gap has been widening on the mainland, where common people have long been full of grievances against the privileged. Though nothing untoward happened yesterday,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people are resentful and indignant.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should allow people to vent their resentment instead of suppressing them.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hey can avert a Jasmine Revolution is to take effective steps to rid the people of scourges. The best weapon they can use to maintain stability is what safeguards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grown rapidly, and most mainland people now have better lives than they did. "Surpass the UK and catch up with the US" was once regarded as a boastful slogan. China has already surpassed the UK, and it is no longer a grotesque fantasy that it will one day catch up with the US. Now mainlanders have hopes that they will someday become rich. Such being the social atmosphere, the fire of revolution is unlikely to kindle. However, on the mainland, many officials collude with businesspeople and abuse their powers, people have been forcibly expelled from their dwellings so that they can be demolished, and ordinary citiz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constantly been encroached upon. The seeds for social unrest were sown long ago.

When its economy keeps growing quite fast at nearly 10% a year, the mainland's problems may not fully emerge. However, if its economic growth slows down, unemployment and other problems will worsen, and popular resentment (which has accumulated over the years) may flare up.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know how grave the problems are, but what is crucial is how to tackle them.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President Hu Jintao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do more to deal with social contradictions at source and rectify evil tendencies that have harmed the masses' interests." Yesterday, Zhou Yongkang, who sits o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try hard to end contradictions or disputes in the bud." However, it is not possible to e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by suppressing common people, prohibiting them from gathering together or deleting what they have said on the Internet. The more vigorously the government suppresses the people, the more vocal their defiance will be. Popular resentment should be given full vent to rather than containe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re in session next month. We hop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then come up with reforms of the system designed to crack down on corruption. We also hope it will gradually subject itself to the media's supervision so that people's concerns will be effectively represented. Only if mainland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protected and there ar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y may vent their resentment or air their grievances will they refrain from invariably resorting to mass movements and will there be las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on the main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