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1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鄧健苓 香港教育大學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講師>
2017年將盡之際，台灣發生了兩起頗為哄動的事件。12月19日，民進黨當局根據《國家安全法》強行搜索帶走新黨4名青年黨工，事前新黨代表曾到訪大陸，訪問結束僅數天4人即被帶走，輿論嘩然。各界驚覺解嚴30年，「反共國安」一把刀仍懸在民眾頭上，當局隨時可整治異己。諷刺的是，今天引用國安法者正是當年高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的民進黨。事件反映，台灣的「反共國安」政法結構並無因為「民主化」或執政者變更而有所改變。
第二件事，是台灣勞工團體12月23日在台北發起「反勞基法（《勞動基準法》）修惡大遊行」，逾1萬人參與。台灣警方嚴陣以待，遊行隊伍佔領道路，警民爆發衝突。組織者宣布遊行結束後，不少民眾留在現場，晚上有示威者移至台北車站一帶。人權組織表示，警方在「未表明任何法律依據」下開始抓捕，民眾及律師雙手被縛上束帶，帶上警備車。
以上事件，熱愛民主自由法治的香港公民似乎理應關注，尤其是《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令泛民主派聞「國家安全」色變，認為相關法例勢必成為當局打壓異己的工具。此外2014年雨傘運動通過佔領主幹道路來爭取「真普選」，被認為是「公民覺醒」的里程碑。香港公民眼看他們甚為欣羡的「民主台灣」，國家機器運用國安法抓捕異己、警權侵害公民的遊行集會權利，能不憂心麼？
然而兩件事均沒有在香港引起較多注意，這是因為香港公民不夠掌握了解台灣的情况嗎？不盡然——香港公民的確未必很了解台灣，但這並不妨礙兩個「命運共同體」互相支持。2014年3月，台灣大學生與公民團體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太陽花學運爆發，香港學生並不因為不了解服貿協議內容而沉默，反之他們打出「反對暴力」、「反對鎮壓學運」等普世旗幟，聲援台灣同學。
港輿論受反共意識主宰 窒礙民智
次談統促統的新黨青年在台灣被抓，對「國家安全法」甚為敏感的香港公民不單沒有發聲抗議，高舉民主自由旗幟的香港媒體更依然故我，繼續製造「恐共反共」的言論氛圍。12月23日，即新黨青年被強行帶走事件後4天，香港「眾新聞」引述台灣學者吳介民稱，「北京正在香港打造一座政治犯監獄」，並以此製作新聞標題。持台獨立場的學者之言，「眾新聞」大字標題引述，卻絕口不提台灣的社會政治近况，可見受囿於成見，則無論現實如何，立場先行者的認識水平永遠都在原地踏步，以恐懼臆測代替客觀理性的認知。香港輿論長年受「反共」意識形態主宰，窒礙民智成長，遺害不淺。
普世價值政治並不普世
泛民主派以民主自由乃「普世價值」為由，主張在香港乃至全中國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暫且撇開西方制度是否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問題，從上文可見，推動自由民主的香港公民心中與實踐中的普世價值政治，並不那麼「普世」，其踐行的民主與自由有特定適用範圍，只適用於「反共」的人與事。國家安全法，只要立法一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別行政區，則無論立法的原意與內容如何，都必然「違反民主自由人權」，必然遭高舉自由民主旗幟的政團社團、知識分子圍攻。同樣是國安法，只要立法執法者「反共」，則即使國家機器數十年來從未間斷地以「反共國安」之名維持「白色恐怖」統治、違反人權，泛民左、右翼都會視而不見。自回歸前夕便積極配合港英議程、宣揚「普選萬能」的泛民，更加不會、不能解釋為何民主化了的台灣仍然承襲戒嚴時期的統治結構與手法。戴上「反共」的有色眼鏡看世界，不但使人對大陸的認識有偏差，也輕輕放過了「反共」的獨裁政權。
至於公民的遊行集會權利受侵會否引起反響，則視乎運動是否配合民主人士的「理想」。太陽花學運與雨傘運動最根本的動力是反對台港跟大陸融合，因此無論是台灣青年佔領立法院，抑或香港中青年佔領道路，都是「造反有理」，得到吹捧。然而，與自由民主一樣，這個「台港公民命運共同體」也有適用範圍，僅適用於「反共事業」。當「反共」的民進黨政府推出「勞基法」修法，香港除了職工盟發信聲援之外，普遍輿論漠不關心；即使遊行期間警方濫權，香港社運界也沒有如常地「抗議警權」。
民進黨政府的修法內容全都圍繞增加勞動工時，包括延長加班上限、縮短輪班間隔、可連續工作12天、取消略可抑制休息日加班的機制等。工時長、缺乏休息，我們在香港也很熟悉。港、台以至世界範圍的發達資本主義地區，勞動階層普遍面對過勞、工時過長等處境，這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引起的矛盾，特別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金融化的惡果。金融化誘發大量資金流向非生產性的投機活動，而非投入到提高生產力的領域，令利潤率下降，資本家遂聯同資產階級政府實行延長工時等剝削工人的措施，增加剩餘價值，這才會導致整體經濟富裕，勞工處境卻每况愈下。民進黨政府修例，與跨國資產階級買辦主催香港實行「真普選」以維護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出發點一樣，俱在配合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兩者是同路人。
共同體必須以勞動階層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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