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2年5月31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撰文: Michael Spence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多年來，發達國和發展國都一直在有意無意地對不同的增長模式進行試驗，但可惜的是，這些模式多具有內在局限或內置「減速器」——即我們常說的「不可持續性」，要避免它帶來的嚴重破壞和復甦無力，就必須及早認清這些自我掣肘的增長模式。
以下我們會討論一些含「減速效應」的增長模式，反正這方面的例子正與日俱增。
在發展中國家，以「進口替代」作為啓動經濟多樣化的手段，可短期見效，但假以時日，隨着生產力增長的滯後和比較優勢弱化，增長便會陷入停滯。
強求多元化 終會弊多於利
小型開放經濟體多少是傾向產業集中的，這意味他們極易受到衝擊和波動的干擾。但從增長和生活水平的角度看，若以保護本國工業免受外國競爭的方法實現經濟多元化，終會弊多於利。更好的做法是走產業專門化道路，同時建設高效的社會安全網和支援系統，從而在經濟轉型期保護人民和家庭。這一「結構性靈活度」能更好地適應劇變，這也是日新月異的科技和全球經濟力量演化所要求的。
此外，天然資源財富的管理不善，也是典型的自我局限型增長和發展模式。如果將天然資源的收入投資於基建、教育和外部金融資產等方面，能加速增長，但是，更多情況下，天然資源的收入會扭曲經濟的激勵作用，助長尋租及干擾增長所需的多元化發展。
消費過度 可引發金融危機
較近一些，許多發達國也發現一種具有內在結構性局限的「新」發展模式︰私人或公共消費過度，或兼而有之，並一般連同或由債務增長、資產價格膨脹以及相應的投資下降所致。這模式會一直運行至國內總需求不能再維持增長和就業，要麼逐漸陷入停滯，要麼發生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事實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此都曾有深刻體驗，但發達國此前卻未領教過。）
但消費過度模式的反面——過度依賴投資形成總需求——同樣是一種自我局限的增長模式。隨着投資的私人和社會回報一降再降，增長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盡管不斷增加的投資率能夠在短期內維持總需求。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正正是要擺脫這一增長模式。
愈來愈嚴重的機會和結果不平等（通常這兩者會同時發生），也會對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構成威脅。當然在很多國家中，人民都能夠接受一定程度由市場決定的收入差異，這種差異建立在能力和個人喜好不同的基礎上，但這裏也有個限度。如果不平等越了界，最典型的結果就是民眾感到不公，從而引發反抗情緒，最終迫使政治上作出修正不平等問題的選擇，惟有時這種選擇會阻礙生產、不利於增長。
也許現時最大的長遠可持續性隱憂，在於全球經濟的自然資源基礎是否充分︰隨着高增長發展國的40億人口收入水平和消費模式向發達國家看齊，經濟產出將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增長兩倍以上。現有經濟發展戰略需要重大調整，以適應這種增長。
一些調整會自然發生，因為上漲的能源及其他商品價格將令節能和尋找替代品的動機上升。但在市場運作外的環境損耗——如全球變暖和缺水——卻必須得到嚴正關注，及採取具有遠見的應對措施。
不解分配不公 經濟長期停滯
所有這些自我局限型增長模式具有3個共同點。首先，在某個或多個方面，經濟的有形、無形和自然資源資產基礎正在耗費。我把社會凝聚力也納入資產基礎的概念中，它是一種因嚴重不平等而折舊的資產。
在這方面，度量問題很重要。一些某程度上不可見的東西一般更容易耗盡，因為沒有定期、有效的度量方法。擴大對經濟、社會和環境表現多方面的度量，是增進對可持續性問題理解的必要條件。
其次，未被洞悉的自我局限型增長模式會造成極壞的結果。預期總會超越現實，將增長模式重置以恢復可持續性是很困難的。畢竟，過去造成的投資短缺必須得到彌補，與此同時，還要進行面向未來的投資，因此當下的一代就不得不背負起雙重負擔。無法解決分配和公平問題，將導致長期停滯僵局，造成經濟癱瘓。
最後，這些有缺陷的增長模式往往造成財政困局。與當下流行的智慧相反，在向更具可持續性的增長模式轉型過程中，實行一定程度的凱因斯主義需求管理，與在一個合理時期內重建財政平衡並不矛盾。財政刺激和重整（不管是單獨還是綜合使用）乃調整過程的必須組成部分。
但這還不夠，我們仍忽略了一些關鍵點——要實現總需求結構的變化和恢復經濟資產基礎中已耗盡的部分，還意味需要實施結構性變革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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