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國際輿論對中日之爭頗為關注，與此同時也存在不少誤解、產生一些疑問。歸納起來，有3大問題，極需我們回答好：
「正常化」作掩飾 日走右傾
其一，為何不支持日本正常化？
客觀地說，日本的國際形象總體好於中國，部分原因是日本先發達，是所謂的民主國家，對國際社會貢獻早，日本人海外形象很文明，因此對日本的正常化，國際輿論有很大的同情和支持聲音，甚至附和日本人觀點，認為二戰結束離現在快70年了，今天的世界不再是舊世界了，日本也不再是當年的日本，讓現在的日本人受制於戰後體制，似乎有些不公平；正常化的日本，可以也應該成為國際社會的正能量，在聯合國維和、地區和平建設與和平維護、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國際社會應該歡迎、鼓勵之，其他國家似乎應抓住日本正常化帶來的機遇。
之所以產生這種印象，與日本人以「正常化」為掩飾，走右傾、修正主義道路有關。正如05年全國人大通過的《反分裂法》英文繙譯為「Anti-Secession
Law」而非「Anti-Independence
Law」，日本的「正常化」也不應繙譯為normalization，而應繙譯為「修正化」（revisionalization），因為日本總是以一種錯誤的歷史觀看世界、看自己和看亞洲鄰居。
這一點，尤其要向國際社會闡明。安倍首相就辯稱，日本在二戰期間是否侵略說法未定，侵略是被勝利者定義的。其思維邏輯是，日本二戰時不是輸給中國的，也不是輸給其他亞洲國家，而是輸給了美國，對中國和亞洲鄰國並不服氣，參拜靖國神社就是這一邏輯的產物。
日不服中國 難如法德和解
其二，為何不能像法德和解那樣實現中日和解？
歐洲人以及以歐洲一體化為圭臬的世人，包括一些中國人，常常問，中日為何不能實現法德戰後的和解，開啟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國是世界大國，應主動些、謙讓些，何必對日本咄咄逼人呢？
其實，法德和解是歐洲一體化的源頭，而法德相互征服對方多次，才能走向和解之路。日本不服中國，如何能聯華推動東亞一體化？日本人心想，歷史上兩次征服中國（甲午戰爭、抗日戰爭），而中國從未征服日本，中國軍隊從未到達日本領土，何以對中國讓步？！
日本服膺以唐代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明，但對近代中國不屑一顧，認為近代中國失去中華文明道統，而日本自明治維新、脫亞入歐後便成為亞洲優等生和西方一員。持有這種歷史觀，一個危險的邏輯就是，日本欠中國一仗——中國只有徹底打敗日本才能讓其臣服。
這就要求我們向國際社會闡明，篤信服從強者的邏輯、侵略未定論，這樣的日本如何不讓世人憂心？這樣的亞洲一體化如何能學習歐洲經驗？
其三，為甚麼不能以國際法解決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
對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歐洲人常常質問，為甚麼不能以國際法解決？正如菲律賓將黃岩島告到國際法院，中國很是被動一樣，現在又在缺乏國內、國際法依據情形下，單方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不願意將釣魚島問題交給國際法院解決，是否表明中國的心虛？
釣島之爭 現行國際法難解
為此，我們必須在國際主流媒體和聯合國等多邊權威渠道闡明，中日糾結，遠遠早於多半基於歐洲經驗的《聯合國海洋法》，何況後者本身並不解決領土、領海主權歸屬問題。《聯合國海洋法》的祖父條款是有利於中國的，因為釣魚島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
這也提醒我們，中日輿論戰是持久戰，為確保進程和最終結果有利於我，有利於國際愛好和平的人民，須避免3大傾向：
一是避免淪為單純的中日之爭，甚至產生這種錯覺——我為狹隘的民族利益、出於歷史糾結揪住日本不放，必須跳出中日感情糾結和意志博弈，從大是大非、人類關切等高度打好對日輿論戰。
二是避免上綱上綫留下把柄，簡單以日本社會整體右翼化、走向軍國主義之類的判斷來描繪日本，更不能造成我以大欺小的錯覺。今年是一戰爆發一百周年。可將日本的右傾化與歐美的民粹化，中東北非的極端化聯繫起來看，提醒國際社會這些都只是人類走向國際政治悲劇的前兆。日本之憂、安倍之憂，也是世界之憂、人類之憂。
避免與一戰類比 對號入座
三是避免簡單類比一戰，將中國塑造為一戰前的德國。歐洲有一種日漸流行的觀點認為，現在東亞情勢和一戰前歐洲很像，今天的中國正如一戰前的德國，中日之爭及背後的中美較量正如一戰前的德法、德英之爭，還有的說釣魚島可能是薩拉熱窩。
按此推導，似乎是中國在改變戰後秩序。為此，我們必須向國際社會闡明，一戰只是歐洲內戰，國際環境、時代均大不相同，東亞文化更不同於歐洲基督教文化，不能簡單類比、對號入座，避免自我實現的預言。
這樣，對日輿論戰的實質，不在於解氣，壓日本，或逼迫美國表態，更為着眼於建構我的國際話語權：
首先是國際秩序話語權。對於我們一再提醒國際社會的，日本在推翻戰後國際秩序，似乎難以打動美歐人的心。美國人心想，日本完全在美國控制之下，戰後國際秩序本來就難以為繼，WTO正在被更高水準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即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即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等取代，直接導致釣魚島主權爭端的美日《舊金山和約》也是戰後國際秩序一部分。歐洲人則認為，冷戰本身就已突破戰後秩序了，更令人擔心的是現在的世界秩序走向。因此，中國應該將日本描繪為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者，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是維護國際和平與穩定，以此爭奪現在國際秩序話語權。
其次是國際正義話語權。日本有輿論將靖國神社比喻美國的阿靈頓公墓等紀念陣亡將士和國家英雄的會館，試圖混淆視聽、爭取理解。我們為此必須闡明，靖國神社絕非普通的神社，而是供奉有被戰後遠東軍事法庭審判過、犯下反人類罪的14名二戰甲級戰犯，而日本人拒絕將他們遷出，這是公然挑戰遠東軍事法庭的合法性以及《聯合國憲章》的權威，也是對人類良知和國際正義的公然踐踏。結合現在的熱點問題——敘利亞內戰、南蘇丹衝突等，我們可藉此推廣中國的義利觀，表明中國對日鬥爭，實為伸張國際正義，並非中日過節。
巧戰善戰 提升外交軟實力
再次是國際責任話語權。日本打着「積極的和平主義」幌子，以為國際和平與繁榮承擔更大責任、做出更大貢獻為掩飾，加速修憲和右翼化，得到了美國的默許，藉此減輕美國的霸權負擔。中國必須跳出這一話語體系，提出中國版本的國際責任觀，戳穿日本行為的實質，引導國際社會對國際責任的大討論。
總之，俗話說「功夫在詩外」，對日輿論戰，要巧戰、善戰、持久戰，並非簡單為解氣、壓制日本或迫美國表態，而更應着眼於建構我國際話語權，服務於提升我外交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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