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很多地方，都知道貪污所造成的禍害，因此不缺反貪機構。問題只是，這些反貪機構，能否真心誠意，雷厲風行的反貪，還是只是一個幌子，敷衍了事，甚至裏外勾結，反而成了另一個貪污「太上皇」。所以，關鍵並不在於是否設立一個反貪機構，而是在於廉署這樣一個反貪機構，有什麼條件讓它能夠成功﹖
廉署的獨立性
首先，關鍵在於廉署的獨立性。那麼究竟廉署的獨立性又從何而來呢﹖
從成立那一天起，它就叫「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九七之後才改稱「廉政公署」），顧名思義，它直屬於殖民地總督，亦即是政府最高決策層，而非隸屬於其他政府部門，受其他官員所管轄，因而可以盡量免於糾纏及受制於部門間錯綜複雜的利益，以及人事瓜葛。除了港督之外，任何部門任何官員，都無權干涉廉署的工作，而且都可以是其調查對象，不能干預。
廉署成立之前，貪污案件由警務處的反貪污部處理，其領導的級別，只是與當日震驚全港的葛柏貪污案中的當事人葛柏同級。試想想，這樣一個部門，又如何可以放膽處理牽涉警務處高層的貪污案件，否則的話，豈非「太帥頭上動土」﹖因此，獨立偵案根本無從說起。此外，這個警隊反貪污部人員編制也太少，根本難以處理堆積如山的投訴。而且，因為反貪污部的級別太低，亦讓它不被其他政府部門瞧得起，當它調查時，往往得不到其他部門配合。
當日推動廉署成立的《百里渠報告書》，詳細列明和分析了這些弊端，讓港督麥理浩明白到成立獨立反貪機構的重要。因此，把廉署獨立出來，直屬殖民地總督，既解決級別和人員編制的問題，亦向公眾表明政府打擊貪污的決心，這麼多年來，證明了是廉署成功的一大關鍵。九七後，廉署改為對特首直接負責。
其次，廉署在組建之初，由領導到很多中層骨幹，都非本地人，而是英國人。例如，自廉署在1974年成立，首7位廉政專員，都是英國人，直到1996年，也即是回歸前夕，才改由梁文建這位華人擔任。這一樣有助於廉署的獨立性。
由英國人直接掌管廉署，固然可說是殖民地政府不信任香港的華人，要把這個權傾一時的敏感機關，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裏，但客觀出現的一個好處是，它對社會上千絲萬縷的政商利益，複雜的人事瓜葛，可以比較超脫，不用常常要為了賣親朋戚友的帳，又或怕得罪權貴，而投鼠忌器。這在廉署成立之初，需要確立它雷厲風行的工作方式時，以及一套全新的反貪文化時，顯得尤其重要。
領導人的決心和意志
第二，領導人的決心和意志，也一樣至為關鍵。
在廉署成立的首年（1974年2月到12月），它共收到3189宗有關貪污的投訴，當中與警務人員有關的，竟高達四成半，達到1433宗。在那個年代，警察確是政府的最大貪污毒瘤，利用手上執法權力，四處受賄。到了1977年，一年之內，廉署更起訴了272名警務人員，當中145名被定罪。因此廉、警關係可說是一觸即發，而警察正是一個社會執法、維持治安和秩序的重要支柱，當中的利害關係，可想而知。警察遂因反貪問題，成了政府的一大潛在炸彈。
到了1977年10月，於短短首3個星期，共有140名警員被捕，後來又再在10月25日，單一日內再有34名警員被拘留，警隊內可說是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結果，他們反撲，要求叫停廉署的工作。10月28日，2000多名警務人員在香港的心臟地帶中環聚集，再操往警察總部抗議，會見警務處長，反映他們對廉署的不滿。之後，當中較激進的一群（據報道由40至100人不等），更衝進廉署的總部，大肆搗亂及傷人，震驚全港。當時的總督麥理浩為了安撫警隊，遂於11月5日，頒布局部特赦令，特赦在1977年1月1日前所有曾經涉及貪污，但卻未進入檢控階段的公務員。
這是廉署成立之後經歷的最大危機，當時很多人都擔心從此廉署會否成了一隻「紙老虎」，政府的反貪工作前功盡廢。但事實證明，麥理浩卻不是如此一個窩囊的人，這次妥協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政府並沒有就此屈服，對廉署的支持反而有增無減，至於當日鬧事的警察，事後，更有近百名遭秋後算帳，遭解除職務。從這次危機中可以看到，在一個貪污已經蔚然成風的社會，厲行反貪，要動真格，必然會惹來既得利益的猛烈反撲。
社會大環境轉變造就廉署成功
第三，廉署的成功，也與整個社會大環境的轉變，有密切關係。
香港於197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政府能夠徵收到的稅款亦大增，掌握大量資源。政府財政寬裕，才可以高薪養廉。
另外，政府有錢，亦可以大興土木，大搞建設。麥理浩於1971年來港履新，他是香港殖民史上，最大而有為的一位總督，備受港人愛戴。其任內的建設，包括大規模興建公共房屋，擴充和提供免費教育，興建海底隧道、地下鐵路等基礎建設，提供社會福利為低下階層建立安全網等；另一方面，他亦在勞工保障、公務員本地化、民意諮詢渠道等領域，進行了改革。透過這些建設、改革，以及整體上經濟的蓬勃發展，普羅市民生活大大得到改善，分享到經濟成果，矛盾因而獲得紓緩，社會也漸趨合理化。在這樣一個環境倡廉，才可事半功倍。民眾會否奉公守法，支持肅貪倡廉，那是與整個體制的認受性，密不可分的。
宣傳教育成功
第四，除了肅貪之外，倡廉也是廉署的工作重點，過去廉署的宣傳教育工作可謂做得相當成功，讓有關的概念和價值深入民心。
最為經典的，莫如是連前廉政專員黎年，都曾在官方網頁中稱讚過，說市民耳熟能詳的標語「廉署保密，密密實實」。而廉署在成立之初能迅速取得市民的信心，願意挺身舉報，很大程度是基於市民相信廉署能夠保密，讓舉報者不會被秋後算帳。
再舉個例，廉署的第一個電視廣告，是1975年推出的《小販》，當中也有膾炙人口的兩句：「我日捱夜捱搵兩餐，你還要在乞兒兜中搶飯食。」這是描述一位在社會最底層的街邊女小販，遭執法人員索賄，壓榨其血汗錢，因而忍無可忍，憤而到廉署舉報。其後，廉署還陸續得到不少廣告大獎。
廉署的挑戰
40年來的努力和成功，確是為廉署的工作累積了雄厚本錢，但這卻並不代表廉署在未來是毫無挑戰。
首先，近年政府最高層官員，例如前特首曾蔭權、前政務司長許仕仁，以至前廉政專員湯顯明，陸續被捲入公職人員行為不當以至貪污等指控風波，這都讓公眾對官員的操守和廉潔之信心大減。當廉政專員都其身不正時，廉署要肅貪倡廉，公信力和說服力，也必然大打折扣。
其次，隨香港與大陸交往日增，兩地逐漸融合，文化和風氣亦互相滲透，這對彼此在廉潔的觀念和看法上，將產生相當衝擊。尤其讓人擔心的是，當貪污案件牽涉國內以至國內官員時，廉署以至港府的最高層，會否毫無顧忌，有強大的意志把肅貪工作貫徹到底？在湯顯明風波中，我們見到的是一個熱中涉足中國官場，不惜分拆帳單也要豪華宴請中國官員的廉政專員。
第三，香港人權意識日漸高漲，廉署過往很多辦案手法，都因為侵犯私隱、漠視人權等理由，逐漸受到質疑，在可見將來，廉署偵案將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
第四，近年香港政治傾軋頻繁，政圈中人往往把對政敵的攻擊，上升至腐敗、舞弊、以權謀私等層次，以求加強殺傷力，更會動輒到廉署舉報，讓廉署慢慢成了「夾心人」，無論最終調查結果如何，都難免開罪其中一方，而遭受質疑，成了政爭的「磨心」，傷害到機構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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