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3年3月27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政改之爭 撰文:劉銳紹 資深時事評論員>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深圳會見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時，拋出北京就2017年特首選舉的底綫和構想，並設下框框，實質就是不讓民主派以及其他北京不接受的人入局，連成為候選人的機會也沒有。
喬曉陽的講話，反映了北京在政改問題上的態度愈趨強硬。
更有甚者，喬曉陽、王光亞和張曉明等一眾京官表面上說與民主派溝通的大門仍然打開，但另一方面又製造很多罪狀，指民主派如不改正「逢中央必反」，雙方就難以溝通了。也就是說，溝通的大門已經關上。
外界難以理解，為甚麼北京會如此強硬？難道不怕進一步激化香港與內地的政治摩擦？不怕引起更激烈的抗爭嗎？
我想，北京對這些問題已是預料之中，但他們仍然明知故犯。理由很簡單，因為一個心魔仍在他們的腦袋裏作祟，困擾和促使他們作繭自縛。這個心魔就是「外部勢力」。
外交精英掌港務 戰略需要
回顧歷史，這個心魔一直存在，但在2003年「七一」大遊行，這個心魔在北京心中不斷變大，由初時的「外國勢力」（以美、英兩國為主）演變為「外來勢力」（包括台灣的反共力量、海外民運力量等），再演變到今天的「外部勢力」（同聲同氣的人是「內部力量」，非我族類者很容易就被納入「外部勢力」），愈來愈揮之不去。
從管理港澳事務的人事安排，可見一斑。港澳回歸前後的港澳辦主任是魯平和廖暉，主要精力集中在「對英（國）鬥爭」和香港內部事務之上。廖暉退下來後，接任者是來自外交部的王光亞。
其實，王光亞仍在外交部工作的時候，已是2003年底成立的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成員。中央為甚麼安排他當港澳辦主任呢？就是因為北京認為外部勢力愈來愈介入香港事務，應由一些有國際視野和經驗的官員處理港澳事務，才較有把握。
最近，內地大換班，港澳協調小組也換人。其中，張德江和李源潮在梁振英上任後第一次赴京時已曝光，分別是組長和副組長，但還有一位副組長未曝光。梁振英日前在「兩會」期間再赴京，這位副組長曝光了，原來是曾任外交部長、如今分管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楊潔篪。
防「民主派後台」 強硬力求保險
據了解，較早時傳聞的另一名副組長不是楊，而是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那麼，北京高層「棄令取楊」的部署就顯得別有用意了，無非就是希望借助楊的國際經驗，參與處理港澳事務，尤其是應對外部勢力。
這種思路同樣反映在對台灣的工作上。繼陳雲林之後，國務院台辦主任由來自外交部的王毅頂上。如今，王毅升任外交部長，接替國台辦主任的人，也是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在在顯示，北京已把港澳台事務中的「外部勢力」視為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積極防範。
正是這種思維，令北京在香港政改問題上日趨強硬。喬曉陽說出北京的底綫，既是防民主派，更是防他們意念中的「民主派後台」，即「外國勢力和外部勢力」。所以，喬曉陽也表示難以用法律條文寫明甚麼是「與中央對抗的人」，只能用「心中的桿秤」衡量。這也是北京最保險的做法，因為甚麼標準都控制在他們手裏。
心魔亂分寸 港人難逆來順受
我理解北京為甚麼這樣重視「外部勢力」，現實中的確有一些情況令北京感到國際鬥爭從來沒有停止，只是「香港人看不見」而已。不過，即使如此，我也認為北京毋須那樣強硬地對待香港的政改問題。如今，他們對國際鬥爭的敏感度已變成一個心魔，而且無限擴大，令自己進退失據，亂了方寸。
且看，他們為了防範外部勢力在香港「搞搞震」，所以把很多本來是可以接觸，溝通，爭取的人（尤其是民主派）都視為「敵人」，重複了「反右時期的擴大化」錯誤。我說，如果北京是策略高明的話，不妨反其道而行：凡是外部勢力接觸和爭取的人，北京就接觸和爭取這些人。
北京也許有所不知，有一位民主派「大老」在「六四」之後一直沒有跟北京接觸，美國自然就拉住他；1995年，北京基於回歸前「摸底」的需要，忽然與這位「大老」接觸，結果他沒有像往年一樣前往美國。這令美國擔心了，憂慮這位「大老」被中共統戰過去，反過來減少接觸。豈料，北京後來還是心魔作祟，不放心，又停止跟這位「大老」來往。這回美國開心了，恢復並加強聯繫。北京就是這樣製造「敵人」的。
從喬曉陽的講話，可見北京已決意一碰，力求主導形勢，把真普選的訴求壓下去。不過，可以預期，泛民以至不少香港人也不會逆來順受，碰撞將會更激烈。
如今之計，惟有等待像2010年那樣，出現可以從中協調和傳話的人，嘗試進行「不可能的任務」（impossible mission），例如先安排一些不敏感的活動，創造接觸契機（5月12日四川大地震5周年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逐步打破僵局。可是，今天的形勢比2010年更緊，因為北京設立的關卡更多，但願不會玉石俱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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