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4年8月6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在張德江南下會見特區政府、親政府政團、人大政協、主要商會後，建制陣營統一了行動與口徑﹕全力打壓佔中。從好的角度想，中央是對佔中運動與爭取沒有篩選的普選區別對待。在打擊和削弱了佔中運動的支持後，就有空間與所謂溫和泛民討價還價。從壞的角度想，中央短期內將會強硬通過一個有政治篩選的所謂普選框架，預計佔中將無可避免會發生。現在整合和動員反佔中的力量，是為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作好準備。
反佔中簽名運動沸沸揚揚，相信不少人為此沾沾自喜。但其實不需要搞什麼簽名運動，多次民意調查顯示市民之中反佔中者是多數，反對佔中的人數與支持的大約是二與一之比。而參與民間全民投票的近80萬人亦不一定全部支持佔中，他們的共同點是反對有政治篩選的所謂普選。
如果北京和特區政府以為佔中運動只代表激進泛民，以為只要成功孤立佔中，就能營造有利於與溫和泛民討價還價，就是錯估形勢。現時幾乎所有立法會的泛民議員都積極支持佔中，難道立法會內連一個溫和泛民都沒有？
對形勢比較客觀的評估應該是﹕佔中是溫和泛民發起和領導的運動。不過佔中也是較激進泛民勉強可以接受的運動，成為了泛民陣營的最大公約數。所以打擊佔中並非孤立激進力量，而是打擊一大片。
更重要的問題是﹕沒有佔中就會天下太平嗎？沒有佔中，會出現由更激進力量所領導的社會運動。參與人數可能少一些，但對社會可能帶來更大的衝擊。假如佔中三子放棄這場運動，難道學聯與學民思潮會偃旗息鼓嗎？難道學界所搞的社會運動會比現在所設計的佔中運動更溫和嗎？
佔中運動發起人是兩名學者和一位牧師，都是溫和人士。他們變成中央眼中一場大逆不道的社會運動的領導者，正好反映香港政局在回歸後的倒退，溫和人士被迫走上抗爭之路。
北京的宣傳機器喜歡說，回歸前港英管治期間，香港並無民主，回歸為香港帶來民主，現時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香港的民主制度應該循序漸進發展。在這種觀點的基礎上出現了2017年並非普選制度發展的終點的說法，並引伸出泛民與市民最好是把2017年的改革「袋住先」。
港享前所未有民主是荒謬說法
香港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是荒謬的說法。回歸以來，香港政制的民主程度如果不是倒退，頂多是並無寸進。中年的民主派等得極不耐煩，年輕一代更是大比例不滿現狀。
回歸前後相比較，無疑委任的港督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所取代，但後者的民主成分比前者多不了多少。2012年的特首選舉更顯示，選舉委員會內親北京的成員並沒有自由選擇，中央官員在投票前夕大力干預的情下梁振英才有足夠票數當選。
至於立法機關，則出現民主倒退。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局的60名議員當中，三分之一即20人是以公民提名、所有選民有權投票的普選形式產生。差不多三分之一即19人由選舉委員會及「新九組」功能組別產生，提名權有所限制，但選民基礎幾乎是所有合資格選民。至於餘下來的21名傳統功能組別議員，其選民基礎亦比現時大。
今天的立法會有一半議員是以普選形式產生，另外還有6名議員（5個超級區議會加1個區議員互選）算是有較廣大的選民基礎，其餘四成有多的功能組別議員的民主認受性都比回歸前最後一屆立法局的議員差。這是一大倒退。
此外，回歸後立法議員更難提出私人條例草案；立法會的分組投票制度令由議員提出、又得到大多數議員支持的議案或者修正案難以通過；親政府勢力依賴人數上優勢壟斷立法會內各種職位，擠壓泛民的議事空間。這些都是議會民主的倒退。
「袋住先」的說法沒有說服力，因為中央把《基本法》內有關普選的承諾推遲起碼10年，何時實現仍是未知數。而過去17年間，中央還打了香港市民的「民主荷包」，令政制的民主成分減少。現時在政制問題上劍拔弩張的形態，又豈能怪罪佔中三子，或者歸咎泛民激進化呢？
民主派忍讓10多年的代價
民主派過去10多年的忍讓和溫和，並非沒有代價。代價就是新一代不相信中年民主派爭取民主的方法是有效的。青年學生運動是社會運動的先鋒。上世紀70年代的青年學生運動帶動全新的社會運動，猛力衝擊當年的港英建制，推動一項又一項的社會改革。作為當年青年學生運動的一個過來人，目睹今天年輕一代對民主和社會改革的熱情，我有股強烈的似曾相識之感，對青年學生們既關心亦欣賞。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