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國民族政策

<轉載自2013年7月2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歐陽五>

 

6月以來，新疆發生多起暴力事件，有關達賴的謠言也大肆流傳。同時，俞正聲親赴新疆與藏區「平息事端」。在此背景下，各界都在觀察，未來中央是否有新的民族政策釋出。

 

實際上，中國的民族政策已到需要重新思考的時刻。市場經濟導致貧富差距加大，全球伊斯蘭保守主義帶來衝擊，以及少數民族自身現代化轉型的開始，這些變化帶來的問題十分棘手，中國的民族政策也需要與時俱進。

回望歷史，中共主政初期，中國的民族關係相對和諧。一方面是民族成分較簡單（中共主政後，分階段完成了56個民族的認定）；另一方面，在少數民族地區，「土改」和「民主改革」得到大部分民眾支持。此外，單一的意識形態淡化了民族意識，嚴格的社會控制也防止了激進訴求。

改革開放以來，民眾的思想更加多元，這也反映在少數民族區域，同時，社會控制開始放鬆。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改變了當地經濟結構，加快了少數民族現代化進程，也帶來了現代化的「陣痛」。

關於中國的民族政策，中共一直以列寧的「論民族自決權」為理論依據，延續至今。該政策以「民族區域自治」為核心，給予各民族不同的優惠政策，如放寬計劃生育、高考加分、固定官員名額等。

但是，在提供自治與優惠的同時，「區域自治」催生了民族的「領土概念」，「民族身分」則強化了民族的身分認同。有學者認為，這是民族問題日益突顯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保守的「民族意識」體現在：不歡迎其他民族成員來「自治地區」；極力保護本民族語言的主體性；希望只發展「本民族經濟」；通過宗教增強民族凝聚力。

官學兩界存在很大爭議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1年一篇學術文章引起關注。作者胡鞍鋼和胡聯合兩人呼籲，應該有新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淡化56個民族的觀念，強化中華民族的身分認同。

隨後，這一觀點得到了部分高層認同。2012年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發表文章，稱傾向身分證中取消「民族」一欄，不再增設民族區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學生混校。

朱維群認為，應該保障少數民族群眾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權益，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而不要再刻意把他們從社會人群中區別出來，突出其民族身分，給予超市民待遇。

張春賢主治新疆後的想法則更進一步。他在2010年提出「以現代文化為引領」，樹立現代觀念，掌握現代技能，培養和塑造現代公民。以「現代化」為抓手，重新建立民族間共識，對抗狹隘民族意識與極端宗教思想，消除暴力與分裂的土壤。

然而上述觀點在官學兩界存在很大爭議，研讀近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央顯然也在不斷微調。2010年以前，都是強調堅持民族區域自治，有時兼提「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2010年，報告中沒有提民族區域自治，只強調了「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引起很大反彈。2011年至今，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又在強調「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