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2年8月23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今屆立法會選舉已是九七回歸選舉制度改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之後第5屆選舉，究竟這種選舉制度的來龍去脈如何﹖結果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很多年輕同學對此都一片空白，但在新高中學制之下，他們又有需要知道，筆者且嘗試在這裏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引入比例代表制的原因
香港在1991年於立法會引入直選議席，最先採用雙議席雙票制，到了1995又改用單議席單票制，但無論如何改，當時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的陰霾，以及一片恐共的政治氣氛下，民主黨民主派的主要旗艦，在選舉中都所向披靡，橫掃大多數議席，例如在1995年，民主黨取得42%選票，並取得20個直選議席中的12個，即60%。親中媒體和政黨，把問題歸咎於選舉制度偏幫民主黨。
1996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這個由北京委任產生的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以及規定第一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在其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小組的工作報告中，討論到單議席單票制這種制度，當中沒有提到它任何優點，反而批評它：（一）容易導致個別政黨取得議席與其得票率很不相稱的情况，造成立法機關的「一黨獨大」，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以及（二）隨着以後直選議席逐屆增加，選區勢必愈劃愈小，議員代表性很低，難以反映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實際上是「民主的倒退」。相反，在討論到比例代表制時，卻提到其優點為（一）比較公平，並可使少數派也有代表參政的機會，有利於各派力量的均衡參與；以及（二）為世界各國廣泛使用。
從中可見，特區政府當初引入比例代表制，目的是要制約民主黨，以免它可以在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那麼，至今已經超過10年，這個選舉制度又能否達到最初預期的效果呢﹖
成功打擊了民主黨
結果，民主黨的得票率及所佔直選議席比例，均出現持續下跌，得票率由起初的四成，跌至如今的兩成；議席比例更由起初的六成，跌至如今的兩成，跌幅可謂十分驚人。
民主黨直選議席數目的下跌，可以概括分為兩個原因。首先是因為選舉制度改變，該黨再無法得益於在單議席單票制下讓大政黨超出選票比例贏得議席的槓桿放大效應，而第二個原因，就是其得票率的持續下跌。
那麼，民主黨之得票率又為何會持續下跌呢﹖是否因為1997年後人心起變，變得比以前更愛國、親中央政府，選票因而大幅度倒向親建制陣營的懷抱呢﹖
答案並非如此，回顧1997年後4次的立法會選舉，雖然經歷多次重大政治事故，例如董建華以及曾蔭權的政權更替、2003年7月1日50萬人上街，又或者特區政府民望的高峰與低谷等，原來，民主派的票源，大致上保持着一個十分穩定的比例，大概上是六成，隨着投票率的高低起伏，也只會有不超過5%的上落。這可說是港式選情的「基本盤」，也是筆者在2004年立法會選舉後，收集選票數據，在《明報》本欄撰文分析，首次提出的所謂香港直選之黃金定律，輿論習慣把其簡化成所謂民主vs.非民主的「六四黃金定律」。
所以，在1997年回歸後，過去10多年，其實投票給民主派的選民，並沒有怎樣減少（至少在百分比上），民主黨的得票率持續下跌，只是因為民主派陣營出現了新的政團競爭，攤分了其選票。
「合則俱損，分則有利」
值得留意的是，這些新興的民主派政團，有一些是從民主黨中分裂出來的，例如社民連。為何一些派系和黨員會選擇退出民主黨，這裏除了路線、意識形態等層面的分歧，以及個人意氣爭鬥之外，選舉制度的影響也是一個重要關鍵。
比例代表制固然是一種對大政黨不利的選舉制度，而香港採用的最大餘額法，更是當中尤其對大政黨不利的一種變種。面對如此一種對大政黨不利的選舉制度方程式，大政黨如果希望在選舉中能扭轉不利情况，它有一條路可以選擇，那就是分拆成不同名單參選。
1998年，民主派政團前綫在新界西分裂出李卓人和梁耀忠兩張名單參選，結果卻同告勝出，但如果當時兩人集合在一張名單出選，最終的選票卻只夠一人勝出。
如果這還算是一次陰差陽錯的話，那麼到了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從上次選舉汲取了教訓後，那便成了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性部署。例如民主黨在新界東分拆成兩張分別由鄭家富和黃成智帶隊的參選名單；而在新界西就分拆成3張分別由何俊仁、李永達、陳偉業帶隊的參選名單，並以劃分地域來「配票」，目標是在這兩個選區，爭取分別贏得兩個及3個議席。憑着這個安排，黃成智在新界東僅僅壓過梁國雄，取得該區最後一個議席。
當然，泛民中亦有試過頑固不信的，箇中的表表者，首推2004年於新界東出現的「鑽石名單」。當時泛民所有政黨都集中在同一張名單出選（除梁國雄外），當時他們相信，組成這樣一張星光熠熠的名單，不單可以互補長短，更可以加強號召力，讓上、中、下不同階層支持民主派的選民，都把目光聚焦，集中投票給同一張參選名單，「坐四望五（席）」，但結果卻鎩羽而歸，反而只得3席。到了2008年，「鑽石名單」中的各個泛民政黨，索性各自修行，「分頭搵食」，卻反而取得4席，這說明了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的制度邏輯：「合則俱損，分則有利」。
「分拆」和「配票」成了關鍵
因此，從這個「六四黃金定律」的穩定選票結構出發，無論是民主抑或親建制陣營，一般的選舉工程，想要在短短幾個月內增加自己陣營的得票份額，從而贏得更多的議席，難度都十分之高，成效也十分有限。於是，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下，無論是民主抑或親建制陣營，最重要的選舉工程，就是在不同名單下「配票」，以便在既有的固定票源下，獲取最多的議席。
如今任何一個政黨要在香港直選選區中拿到第二個議席，有相當難度，要拿到第三個議席，更是有點癡人說夢。於是這種選舉制度，就為大型政黨的發展，套上一個讓他們窒息的樽頸，反而為小型、中型政黨的生存，提供了足夠的土壤。
尤其是隨着如今直選議席進一步增加，只要在選區中拿到一成選票，就有機會博得一席，於是不少政圈中人都躍躍欲試，嘗試另立山頭由自己掛帥，一試身手。或許，各個政黨的分裂與重組，都各有前因，也有不少新仇舊恨，但這種結構性因素、制度性因素，卻為這種細胞分裂，提供了大氣候。
民主派和建制派均出現大分裂
在這種大思路之下，無論是民主抑或親建制陣營，在過去幾年，都有新的政黨相繼成立，又或者從原有的老牌政黨中分拆出來參選。
先說民主派陣營，除了老牌政黨如民主黨和民協之外，近年新成立、新參選以及分裂出來的政團包括：受到中上階層歡迎的公民黨、走勞工路線的工黨、扎根新界東的地區政團新民主同盟、走激進路線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
再看建制派陣營，除了老牌親中政黨民建聯，以及工商界政黨自由黨之外，近年新成立、新參選以及分裂出來的政團包括：另一個工商界政黨經濟動力、走勞工路線的工聯會、專注中產階級的新民黨，以至以獨立候選人面貌出現和籠絡地區勢力的建制派如梁美芬、龐愛蘭和謝偉俊。
從中可見，無論是民主抑或親建制陣營，在過去幾年，都或主動或被動，或情願或不情願的，因應選舉需要，化整為零，按階級、政治路線、地區基礎，以至特定的社群訴求等，分拆成不同的政團，務求在選舉中取得最好的成績，亦因此製造了一個四分五裂、政黨林立的局面。
特區政府自食惡果
很多人會指出，一個四分五裂議會，對特區政府最為有利，因為沒有了一股主要勢力，相比起殖民地末代政府（即95至97立法會），來自議會的威脅可說是大大減低，能夠讓政府實行「行政主導」，發揮得更為淋漓盡致。但實情又是否如此呢？
近年，很多問責局長為了要「箍票」，不單要對各大政黨低聲下氣，更甚至要造訪各大政黨的黨部，出席黨團會議，費盡唇舌，他們都戲稱自己在「乞票」。試問如果未來議會進一步變得零碎，三數議員便成一組合，那麼這些局長，還可以跑到幾多個政黨黨團去游說﹖政府難以管治、寸步難移的苦况，只會比今天尤甚。
相應而來互扯後腿的局面，不單在議會內發生，也存在於行政立法機關之間。其後遺症便是在面對社會、經濟危機時，又或是政府需要推動重大改革的關鍵時刻，行政立法之間的不咬弦，往往使施政陷於膠着狀態，造成了當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批評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局面。
而另一方面，當小黨取得大量的生存空間時，一些激進的聲音和政治力量，也迅速冒起和抬頭——例如社民連和人民力量這些左翼組織，便是箇中的表表者，這也是政府另一要嚥下的苦果。
特區政府引入比例代表制的目標，其實十分短淺，那是盡量減少民主黨在直選中取得的議席數目，因為比例代表制可以削弱大黨在選舉中「超額贏得議席」的效應。但結果議會變得四分五裂，政治光譜愈切割愈碎，激進和極端力量冒起的苦果，卻是他們最初沒有想到的。
（立法會選舉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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