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2月22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鄒崇銘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在去年長沙灣道城巴意外後短短4個多月，想不到又來一宗更為悲情的大埔公路九巴意外。而且輿論的關注焦點，同樣落在巴士司機的聘用制度上。一般相信，城巴肇事司機屬於全職但工時過長，而九巴肇事司機則屬兼職和不夠專業，皆是直接、間接導致意外的因素。看來無論是全職抑或兼職，在不合理的管理模式下，同樣皆可能是問題的來源。
其實在過去數十年的香港，各行各業皆長期存在一種見怪不怪的現象——「一係做到死，一係得閒到死」——尤其是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就業和勞動機會的分佈極不均衡。面對市場波動和風險增加，企業盡皆採取彈性化制度，盡量避免、減少聘用全職員工，並且通過外判、兼職或散工方式填補。由此難免出現「全職做到死，散工得閒到死」的畸形現象。
專業是一張雙面刃
即使是特區政府、公營機構和專業隊伍中，上述現象同樣不能避免。例如作為全港最大僱主之一的醫管局，2000年後入職的醫護人員一方面未必取得長期聘用的待遇，但另一方面卻需承擔極沉重的前線工作壓力；相反資歷較深的醫護人員，入職條件便相對優厚得多。「下層做到死，上層得閒到死」成為各行各業世代矛盾加劇的主要因素。這些早在2006年的《香港的鬱悶：新生代vs.嬰兒潮世代》一書中，我們已曾詳加探討過。
在普遍港人常識中，「專業精神」是備受重視的社會價值，「專業人士薪高糧準」亦是應有之義，以至新生每年報讀大學，專業學科仍是最熱門選擇。但同樣必須認清的是，「專業主義」其實同時亦是「反市場」的，薪高糧準的基礎正是操控培訓渠道、限制入職人數，確保專業精英能維持市場壟斷。這亦可在香港理工大學同事合著的《醫學霸權與香港醫療制度》（2017年）一書中找到深入分析。
若繼續以醫護人員作為例子，則我們便能輕易地發現：近期公立醫院迫爆、前線人手極為不足，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醫學界不願增加培訓名額，又或反對從外地引入專才，卻亦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從來香港只有基層勞工出現短缺——因此需要輸入外地勞工填補；但專業隊伍則「不存在」此問題。這亦是普遍港人的「常識」。
假如「專業主義」是「反市場」的，則作為銅幣的另一面，過去數十年的「市場化」發展，其實同樣是「反專業」的，而特區政府和公營機構則是帶頭的始作俑者。1997年後特區政府面對嚴峻財赤，當時財政司長梁錦松大幅削減公營開支，正是彈性化聘用制度的主要推動者。但此一趨勢還有更深遠的國際背景——即1980年代開始、被統稱為「全球化」的新趨勢。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簡略而言，「全球化」是指資金、人才、產品和服務等無阻隔的全球流動。在市場化和貿易自由化驅使下，各地政府採取相應的開放政策，減低公共開支和放鬆監管措施，從而避免競爭力被削弱和被邊緣化。當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名言「已經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語道盡了市場化政策的堂皇理由。
香港長期沉醉於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稱號，固然對這類「全球化」論述照單全收；1997年金融風暴更進一步構成市場化改革的理想環境。說穿了，儘管大部分專業至今均毋須面對境外直接競爭，前線員工仍首先成為被犧牲的對象，高級管理階層倒未必受改革波及，「肥上瘦下」、「同工不同酬」成為時代的印記。縱使多年來庫房年年「水浸」，亦僅會以「派糖」方式作為補償，相反長遠公共開支的承擔則有限，彈性化聘用制度亦一直維持。
在引入彈性聘用制度之後，薪高糧準的專業神話不再，專業精神自然變得難以維繫。尤其是新入職的年輕一代，自踏入社會以來都不知「全職」為何物。若套用柏拉圖的比喻，他們長期被困在洞穴裏，從來只能看見事物的影子，卻未見過事物真正的樣子——時下不少年輕人，大概便只能看見專業的影子。
邁進《一級玩家》的世界
這不但是巴士司機的問題，亦是普遍專業面對的共同挑戰。這顯然不能簡單歸咎於外部市場壓力，它更大程度是當代管理模式的問題。隨着資訊科技和人工智能急劇發展，更多全職工作很快便會被電腦全面取代——君不見無人駕駛巴士已在歐洲開始運行，這已非科幻小說和未來世界的想像——相反受薪僱員將進一步被邊緣化，工薪階層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標誌，正快將載入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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