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2日 星期一

中梵破冰各有所需 上帝凱撒以民為本

<轉載自2018212 明報 社評>

近期,有關梵蒂岡教廷與中國政府之間就主教任命問題即將達成協議的報道,引來了諸多爭議。有報道稱,梵蒂岡在主教任命問題上向北京讓步,曾於去年兩度派代表團前往中國,要求獲教廷承認的兩名主教讓位給中國官方教會的主教。這被認為是中梵關係的重大突破,但也被教會內部分人士,包括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指為「虛榮」,是「邪惡的」背叛。中梵關係的這一戲劇性變化,其實是雙方各有所求。各方應以內地天主教徒的福祉作為最高考量。

教廷對華讓步大 特事特辦有先例

70年來內地天主教會一直有官辦與地下兩派之分,現有逾100名主教中,約30名是獲教廷任命、但未獲中國官方承認的「地下主教」,另外70名官方「自選自聖」的主教,除7人曾被教廷「絕罰」(逐出教會)外,其他主教也都獲得教廷認可。

「勸說」地下主教「讓位」予官方主教如果屬實,確實稱得上是梵蒂岡向中方作出的最大實質讓步。

雖然中梵協議的具體內容仍有待官方證實,不過,過去70年來,因應中國的特殊環境,教廷突破傳統「特事特辦」並非首次。1948年,教宗庇護十二世就發布通諭:在中共統治地區,司鐸可暫時不守除獨身以外的教會規矩,做彌撒行聖事可按「聖教艱難」時辦法(即隱秘辦法);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不再使用「裂教」一詞形容內地教會的情况;1980年代,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期,教廷國務卿宣布只要內地主教承認教宗的首席權,便可成為合法主教,為中梵關係改善創造了基本條件。由此,中國官方「自選自聖」的主教也可獲教廷承認,成為實際上由中梵雙方認可的主教。

2007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致中國教會牧函中表示,「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被解讀為指「地下教會」不應是永久狀態。2016117日教廷曾發表聲明,譴責一名地下教會神職人員自任主教的行為「不合教法」。

中梵關係今年有機會出現重大突破,既是雙方在經過多年艱辛談判,多番討價還價、參照「越南模式」的結果,同時亦是雙方對內地天主教實際情况的考量後各有所需。有估計指出內地天主教人口已從最高峰時的1200萬,回落到現在的1000萬出頭,而與此同時,內地其他宗教的信徒人數卻增長迅速。中梵雙方70年來的爭鬥,內地天主教會受到極大影響,主教老邁,很多教區缺乏牧者,教會被分裂成地上、地下兩派,可以說,中梵對立已經成了天主教會在內地發展的最大樽頸,所以教廷急需重返內地,去協助內地的天主教徒。更何况,梵蒂岡的退讓其實也隱含「以退為進」的策略,即承認7名官方主教來換取30多名地下主教的合法化,對於教廷來說顯然是以較小代價重返內地的一大進展,對內地廣大教友也是福音。

內地教會缺牧者 京藉平衡基督教

對於北京來說,內地近年因信仰的缺失,宗教發展迅猛令當局憂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4月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中共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因為事關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他強調,做好宗教工作,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動權。

與天主教發展的停滯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近年內地的基督教徒數量出現爆發式增長,估計已達5000萬到6000萬,「家庭教會」遍地開花。與天主教相較,本土的基督教在權力上更為分散,更不注重等級制度,可更加靈活地回應信徒需求。與教廷這樣的成建制體系相較,政府控制的難度更大。因此,對中國政府來說,與教廷改善關係,適當扶持天主教的發展,與發展有俄羅斯背景的東正教一樣,都有平衡基督教發展的考量。

中國憲法明文規定,「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但按照外間報道中梵關於主教任命達成的共識方案,北京讓教廷擁有主教任命的最終否決權,可算是一個重大讓步。無論如何,中梵關係解凍後,都意味着內地的天主教會至少在形式上重新融入普世教會體系。

至於中梵建交對台灣的衝擊,只不過是雙方關係改善的副產品,早在中國加入聯合國之後,教廷實際上已將對台關係降格,而當台北的中國主教團在1998年更名為台灣地區主教團後,教廷將大使館由台北遷至北京已是時間問題。相信中梵關係的改善也不必然對台灣信徒的福祉造成影響,「讓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這也是外間看待中梵關係應該回歸的本源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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