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執政黨

<轉載自2012年4月14日 明報 論壇版 作者：吳康民>

 

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創立，經過近30年的革命戰爭和奮鬥，終於奪得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之後，毛澤東仍要「繼續革命」，「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折騰了又近30年。先革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命，到了後來，發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要揪出「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十年「文革」，不僅千萬老百姓遭殃，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以至不少被逼害致死。這場「革命」是「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文革結束，改革開放開始。中共深知，作為一個執政黨，革命沒有個完，對國力壯大十分不利。如果沒有明確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對建設國家也不利。鄧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開過以後，便提出「一心一意搞建設」的口號。

警惕右 主要是防「左」

但是，過去的革命口號總是和「左」的傾向聯在一起，有的人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所以許多政治運動往往偏左。改革開放時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以至凡事必問姓社姓資，表現出階級鬥爭「左」的思維仍然突出。正如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所說﹕「根深柢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因為，『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愈『左』愈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
因此，他提倡「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但能不能說，因為有「左」的傾向，因而中國共產黨仍然保持革命黨的色彩呢！

也不盡然。解放以後政權都在共產黨的手上，各級政府、大小單位的頭兒都是共產黨員。他們官大了，權大了，而現存的政治制度又的確欠缺制衡和監督，不少幹部都有「老子當官，老子話事」的勁兒。既獨斷獨行，也有不少人逐漸腐化。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所指出的，許多官員就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

鄧小平也看到，正是在成為執政黨之後，「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出現了「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他認為，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權力過分集中，愈來愈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但既然成為執政黨，執政者成為既得利益者，又缺乏制衡監督，就出現像俗話所說，「官官相衛」，所以這個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解放前後入黨不一樣

在解放前的革命時期，共產黨人要參加革命戰爭，隨時有犧牲性命的危險。在蔣介石統治區幹地下工作，暴露了被捕也難逃殺頭的命運。那時候當共產黨員，都是有理想、有抱負、有熱血、有犧牲精神的。誰都沒有想到要謀取什麼個人利益。那時候，腐化墮落的是極少數，相反，出現的是更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和捨己為群的故事。

解放以後，黨的權力大了，特別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實行市場經濟，許多黨員不僅掌握了政治權力，還掌握了經濟權力。這時候，難免有不少為了依附權力或攫取權力的人爭取入黨。有一部分動機不純的人混進黨內，以至在不正常的人事網絡下向上爬至高位，這也就並不奇怪的了。不然，如何解釋已經竄進黨的最高層的中央政治局的陳希同、陳良宇以至不少正部級官員如陳紹基之流的貪腐行為呢。

完成黨向執政黨的健康轉變

過去共產黨有整風之舉，現在這種和風細雨的辦法，恐怕不能適應當前官場的貪腐的新情了。我們認為，首先要加強黨內民主和制衡監督，使黨風有所端正。同時，政府的監督機制也要建立。目前較為高級的官員被查處，都是由中共黨的中紀委執行。中央政府的監察部因為只是國務院的一個部，權力不大，起不了太多作用。全國人大，也沒有賦予實際更大的監督權力，流於清談而已。而檢察院的地位還不及公安部，所以有「公檢法」之稱，便是檢察院和法院流為老二和老三，缺乏獨立執法的能量。凡此種種，均與體制有關。鄧小平認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但他又反對「三權分立」，認為影響行政效率，相互扯皮。西方的「三權分立」當然仍有弊端，但它的制衡精神還是值得參考。我們是否可以創造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制衡制度呢？

中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黨的絕對領導，黨委領導決定一切，正就是鄧小平所批評的「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的來源。也是「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

整頓黨的作風，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健康轉變，是時候探討體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