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2年4月11日 明報 論壇版 撰文:張炳良>
面對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政府一直呼籲社會上須作好準備，應付任何逆境。
先看現時的人口處境（註）。香港出生率持續下降，由2001年每1000人有11.13人出生，降至2011年的7.49人，而年齡中位數由2001年的36.7歲升至2011年的41.7歲，平均壽命由79.67歲上升至82.04歲。政府預測，20年後，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達至65歲或以上。換句話說，在未來歲月，香港面臨來自人口老化和本土人口收縮的雙重壓力，將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力及社會承擔力。公共政策須有所準備，應付日益增加的醫療護理及長者服務的需求和支出，並及早制訂長遠可持續的退休保障計劃。
人口老化和本土人口收縮 雙重壓力
不單如此，目前佔人口31.3%的45至64歲的組群，在未來10至20年將逐漸步入高齡，他們大都曾經歷香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經濟奇蹟與黃金歲月，對前景抱有較大期望，因而也會比上一輩長者較能形成一股有所訴求的「灰色力量」。
在教育方面，香港的人口應較過往學歷化。具專上教育程度者由2001年的16.4%升至2011年的27.3%，接近「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的30%。可是，儘管學歷上升，但個人收入卻未見趕上。在本地生產總值（GDP）於過去10年間增加超過三成之同時，無論是主要職業月入中位數還是家庭月入中位數，基本上均停滯不前，2001年時分別為10,000元與18,710元，至2006年只為10,000元與17,250元，要到2011年才稍升至11,000元與20,500元（約10%上下），當中重要因素乃引進法定最低工資。
人口老青兩頭均呈現不安
經濟創富未能有效「下滴」（trickle down），分配效應不彰，造成社會貧富差距擴大、財富過分集中、民怨積累上升。與此同時，收入滯後於學歷，也會造成受高等教育者（如年輕大學畢業生）不滿現狀，新中產感到疏離，助長近年所謂「80後」、「90後」走向反建制、批判地產霸權的激進化趨勢。人口老青兩頭均呈現不安、不滿，將成為主導香港未來10年的「人口政治」（demographic politics），下屆政府實不容漠視。
再看未來，香港還須應付來自全球化和與內地融合的挑戰。在全球化競爭下，香港既具優勢，也存隱憂。優勢在於其全球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制度活力和資訊發達開放，但隱憂在於會否過於因循自保，及能否加強對內地與國際上的連結（connectivity）。而且，其產業和人力（人才）資源定位能否走出香港，產生樞紐和集群效應，也是關鍵，這既需令我們的高端工作人口有能力在區域與全球層次增加流動力（mobility），也要求吸引外來（內地與海外）專才，增添知識與文化力量。在這方面，新加坡比我們做得較為進取和成功。香港要成為矚目的教育樞紐、醫療樞紐、服務樞紐等等，均需有清晰的願景視野和強力的公共政策去推動，以及業界的認同配合，才能起到作用。
面向內地經濟崛起，早於20年前頒布的《基本法》，因當時旨在維持現狀以安撫人心，處處強調政策和體制不變，至今天似落後於形勢。當年起草《基本法》未有預料今天中國經濟的體積、CEPA、內地來港「自由行」、與大珠三角經濟加速融合等一系列新變數；今天，內地與香港「經濟一國」，早已成為主旋律，香港成為「全國性」市場，內地人來港投資置業、旅遊消費、就醫升學，已蔚然成風，速與量的增幅驚人，既令本地經濟繁榮加添無限動力，但也引來以前從未想像的新壓力。
近期有關「雙非」父母（皆非本港居民）來港產子的爭論，焦點聚於其所生子女的居港權法律問題。其實，縱是「雙非」子女不享有居港權，將來也仍會不斷有內地人（特別是中產者）來港光顧私營醫院，接受分娩或其他醫療手術。香港既屬開放型市場經濟，有質素就會有需求，商機無限，但供應能力卻非無止境──醫療如是、教育如是、房地產也如是。
一個進取的人口政策
過分依賴內地需求，會產生政治及經濟另類不平衡，本土市場形態會被外來龐大購買力所扭曲，本土價格以至生活消費被推高，而若本地工資不前，則產生更大矛盾。而且，一個愈來愈擁擠、人口密度本已很高的城市，也會是心理健康惡化、社會衝突以至族群摩擦加劇的溫牀，這從近年歐洲因經濟不穩，致大城市出現反移民的情緒蔓延，可見一斑。香港雖未至於此，但不容怠慢，應及早理順和平衡與內地融合的「利」與「痛」，而政府的政策也須把跨境人口流動與社經行為，納入本地的人口政策規劃，而不止看本地人口普查的結果。
一個進取的人口政策，不單針對本土人口結構的落差之處，鼓吹對策，也要同時把香港置於全國／區域範疇內去考量分析人口發展規劃及相關的社會、經濟、基建政策部署，做好照顧本土基本利益，以迎接外來挑戰。
（註﹕本文部分數據，來自香港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簡要結果》，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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