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5年10月9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撰文: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台灣總統大選再起爭議。本就風雨飄搖的國民黨，再度因為「朱上柱落」而震盪。即使經中央委員會議，國民黨黨內提名程序仍未「塵埃落定」。因不止黨主席朱立倫、原提名人洪秀柱，以及總統馬英九，甚或連立法院長王金平、及與北京互動較順暢的連戰、吳伯雄家族，都面臨政治旋渦，隨時晚節不保。
早在國民黨的大陸年代，所有重大「路綫鬥爭」，背後都是孫中山遺下的廣東幫，與蔣介石領導的上海幫惡鬥。國民黨以路綫、意識形態為包裝的內鬥，其實都是出於宗派利益。這種具有排他性的人際網絡和錢、權關係，成為政黨現代化的重大障礙。
黨內宗派衝突 現代化障礙
1949年國府遷台以後，尤其在蔣經國執權年代，從中國帶來的錢、權關係被打散，尤其是日據時期發迹的地主、專營商家，透過國家贖買，而釋出大量土地與佃農。再憑由此而來的資金與股票，而晉身工業家或現代投資者。直到今天為止，台灣不少工、商巨頭及金融寡頭，其崛興都可追溯到1960、70年代台灣的經濟改革。
在蔣經國年代，台灣固然因為尚未民主化，而有政府嚴重侵害人身自由甚或安全的境況；然而，在那個國民黨內人才豐沛——由財經專家而非職業政客治國的時期，台灣不止經濟建設，連吏治也在沒有廉政公署的情況下，頗顯清明。這和蔣經國本人及其團隊的果敢、剛毅施政風格，有密切關係。權是權，錢是錢，涇渭分明。
蔣經國暴斃後，李登輝以日據時期成長的本省人之姿接位，引起黨內、軍內反彈。李登輝治下，國民黨出現兩大變化，一是重新和中南部地方派系，以及以台北為核心的工、商、金融大家族過從極密。其二是逐步棄守中國認同。
在台灣，像李登輝等在日本治下成長，並在皇軍旗下參戰甚或陣亡者不在少數。要那一代台灣人全面認同國民黨的國家論述，脫離現實。即使馬英九上台近8年，也未有就「中國認同」作太多文章。
相反，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時，把總統府門前大道從「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用台灣原住民名號取代蔣氏象徵。到陳水扁勝出並連任總統，中正紀念堂前的「大中至正」四字，又被改為「自由廣場」。全台蔣介石像被一一拆除，只有朱立倫任縣長的桃園市，才「收容」了各式遺像，背後除卻歷史傳承，也有着推動旅業的考慮。
身份認同建構 國民黨無作為
總言之，在台灣民主化的數十年中，國民黨真正失去政權只在2000年至2008年共八載。然而，此前、此後的國民黨，無論由李登輝還是馬英九領導，都極少正面回應兩蔣、統獨、憲法等問題。既無法果敢地與大陸時期的歷史切割，開創新時代，積極進行本土化；又不願修補已顯陳舊的「黨魂」、「黨志」。「中國」二字，成為中國國民黨背負的歷史包袱。
就算馬英九掌握了全面的行政和立法資源，在其連任之後，從太陽花到反課綱運動，國民黨都失去和未來主人翁對話的能力與動力。長期在野的民進黨，反而主導了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的構建。
台灣的自由思想和個人主義，遠沒有香港之盛。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也是在民主化後才慢慢發育。因此，民眾對於身份認同、發展方向和價值論述，對政府、政黨有着更高的期待甚或依賴。無論民進黨或獨派的相關論述是否合理，甚或合法，國民黨在此領域全面避戰，才造成了洪秀柱以「急統」或「終統」的面貌出現。從一個極端鐘擺到另一極端。
而洪秀柱不止以極端手法，在統獨論述上將了黨中央、本土派一軍，又以原立法院副院長之姿，拒絕再度為王金平背書。終引起本土派以影響中、南部選情為由，逼迫朱上柱下。然則，民進黨的全國執政，首度同時掌握行政、立法機關，對國民黨以王金平為共主的中、南部本土派打擊更大。原因在於蔡英文進駐總統府的同時，民進黨也會取得立法院六成甚或更多議席。拉柱下台已成事實，但推倒秀柱的本土派又真的會得益麼？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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