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5年10月1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北京九三大閱兵」後，今年中國大陸圍繞在「抗戰勝利70周年」的熱潮急速降溫。
不過在台灣，一系列相關活動並未結束，下周10月25日是台灣社會在中國抗戰勝利後，結束了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迎來了「台灣光復」的70周年紀念日，馬英九總統也將在當天就此發表講話。
有別於「七七」（抗戰爆發）、「九三」（抗戰勝利）偏重大陸「八年抗戰」的歷史記憶，「一○二五」（台灣光復）因直接連接台灣本土社會的殖民地經驗與太平洋戰爭的往事，在台灣社會留下的烙印更為深刻。於此亦可窺視出「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灣本土史觀之間微妙的關係。
然而，如今的台灣已是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相異的史觀都可以並存，亦可透過討論，尋求相互理解與包容。但是，同樣的事情倘若發生在大陸與台灣之間，恐怕就不能同日而語了。
上月，台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赴北京出席閱兵引發爭議，其背後所突顯的正是兩岸對抗戰史的不同詮釋。儘管圍繞在「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觀點上，兩岸立場迥異，然而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是習近平還是馬英九，兩岸領導人都強調「共同研究抗戰史」的重要性。
大陸能否存在質疑中共觀點？
如前所述，在充分的學術自由氛圍下，台灣的學者是可以刊登質疑「九一八」後蔣介石是否積極抗日的文章，然而大陸又能否存在質疑中共當年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強調自我發展的觀點呢？
日前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了一場「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省思」國際研討會，兩岸與日本學者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其中就有台灣學者披露了在大陸鮮為人知的一段史料。
1937年〈毛在洛川會議的講話〉中指出：「要冷靜，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要千方百計的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就毛澤東的這段講話，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二中央）主席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印證了此一史實：「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10年前，中日兩國開始了共同歷史研究的項目，然而極具諷刺的是，已邁向全方位交流時代的兩岸之間，正式的共同歷史研究卻仍未開始。如今兩岸領導人終於都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期盼此舉成為推動兩岸歷史學者共同研究的契機。
兩岸同文同種，倘若能撇開意識形態、尊重史實，並遵循胡適先生「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的箴言，透過對包括抗戰史在內中國歷史的共同研究，逐漸縮短彼此史觀之間的距離，最終達至他朝兩岸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目標，亦非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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