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5年10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今年台灣的「光復節」，非比尋常。既有台灣社會內部相異史觀之間的爭議，又有對岸異乎尋常的高調紀念，「光復台灣」突顯了兩岸三方歷史認知的歧異，也留下日後三方史觀如何交集的課題。
其實，近年來「光復節」在台灣社會已逐漸被淡忘，尤其是2000年立法院通過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後，「光復節」改為只紀念，不放假。然而，配合今年「抗戰勝利70周年」，馬英九政府為「台灣光復70周年」舉辦了一系列紀念活動，重頭戲則是前天舉行的紀念大會。
往年台灣「光復節」的紀念大會都選在位於南投的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舉行，而今年擴大至上千人的紀念大會，則特意移師至70年前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總督安藤利吉呈遞降書的台北公會堂（即今日的中山堂）舉辦。這次大會還特別邀請衆多台灣抗日先賢包括成立台灣民主國的丘逢甲、賽德克族「霧社事件」的莫那魯道、布農族「大分事件」拉荷．阿雷、蔣渭水、羅福星、林獻堂，以及當年陪同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的功臣王寵惠的後人出席大會。
馬政府：有抗戰勝利 才有台灣光復
就對日抗戰與「台灣光復」的關係，馬英九政府的立場沒有絲毫的含糊：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浴血奮戰8年，在付出慘重代價後，最終換來勝利的。而正因為有了抗戰的勝利，才有台灣的光復。因此「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是直接的因果關係。顯而易見的，中華民國與台灣唇齒相依，抗戰期間的開羅會議和抗戰勝利前夕的波茨坦會議，先後確認了台灣在戰後回歸中華民國，因此不存在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問題。
不過客觀而言，連接大陸命運的「中華民國史觀」自從1990年代以來，一直受到新崛起的「台灣本土史觀」的挑戰。此種史觀批判「光復」這一用語本身帶有強烈的「大中國意識」，忽略着眼於台灣在地生活經驗的視角，並傾向認為中國大陸8年抗戰，並非當時在日本統治下台灣社會的共同記憶。部分「台灣本土史觀」論者，甚至還與戰後初期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的混亂及「二二八」的悲劇連接，故而傾向認為戰爭結束實際上，只不過是「狗去豬來」的變遷而已。「中華民國史觀」與「台灣本土史觀」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迥異的認知，也反映在究竟應該使用「日據」還是「日治」的用語上。
另一方面，表面上似乎與台灣沒有關係的大陸政府（抗戰結束時共產黨還未取得政權），今年也提高紀念「台灣光復」的規模。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的「紀念台灣光復70周年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發表題為〈共同銘記歷史 共圓偉大夢想〉的講話，將重點從歷史拉到現實裏，強調「要堅定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
中南海：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誠然，北京高調紀念「台灣光復」的思維並不難理解。從中南海的觀點而言，「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近代的命運自然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加上北京強調要「統一台灣」，因此熱中地從歷史中尋找台灣和中國大陸在一起的歷史片段，而1945年「台灣光復」這一歷史轉折，正符合這種思維。不過即便如此，北京並不會去強調當年台灣回到中國，而那時的中國是「中華民國」，儘管這是常識。
歷史弔詭又諷刺，回顧《馬關條約》後的120年，台灣和大陸在一起的時候即1945年至1949年是中華民國仍在大陸存在的年代，反而是共產黨推翻中華民國，造成台灣在1949年後與大陸的斷絕，而這段隔絕的歷史，遠比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期間還要長很多，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繼續延長下去。
筆者以為倘若大陸要強調「台灣光復」的意義，是否就應該把這段歷史說得清楚些？
本土史觀：紀念脫殖 追求自主
話說回來，筆者以為在紀念「台灣光復」的議題上，即使從「台灣本土史觀」的角度來看，當今台灣主流社會所抱持的，無疑是追求「台灣人當家作主」、「台灣人掌握台灣人命運」的自主思維。從這點而言，紀念70年前台灣社會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二等臣民的身分，對強化今天台灣的主體性，亦具正面意義。
史觀是基於個人歷史經驗與社會集體記憶，及透過教育傳承而成，並與當事人的國家認同互相影響。因此，一種史觀要去說服另一種史觀並非易事，在民主的社會氛圍裏，這本身其實也是自然的社會現象。
表面上台灣社會史觀不一，或可能不利於社會的凝聚力。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社會之所以可愛，正是因為不同的史觀都可以沒有恐懼地並存。而這種互相包容、互相尊重的學習過程，本身正是在凝聚一股強大的健康力量。從這點而言，台灣的經驗，也值得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其他華人社會參考、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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