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3年8月1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當選門檻低至6%
不錯，採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隨着選區議席增加，當選的門檻愈來愈低，確會鼓勵政黨分裂和細碎化，以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為例，在五大選區，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和新界西，最後一個當選議席的得票率分別為8.3%、13.5%、14.9%、6.2%及6.8%。香港島、新界東、新界西3個選區的當選門檻都低於10%得票率，而它們擁有的議席數目分別為7席、9席及9席，比起九龍東、西的5席為多。如果香港立法會推行全面普選，選舉制度又一成不變，預料當選門檻大有可能跌至3％至4%，議會和政黨的細碎化會更加嚴重。
議會和政黨的細碎化，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數字遊戲，那更牽涉政黨的行為模式，以至各走偏鋒的激烈政治。在單議席單票制下，如果要穩贏一個議席，理論上，你要拿到51%的選票，因此政見亦要向中間多數選民靠攏，趨向中間溫和；但若然是多議席下的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如前面所述，你要爭取的可能只是5%甚至更少的選民，縱然大多數人對你都有保留、側目，以至抗拒，也無礙你當選。那不單是激進民主派，甚至是「愛字堆」的愛國政團，都一樣有機會取得議席。
20年前已提警告
其實，比例代表制的副作用會讓激進政團抬頭，這也不是什麼驚天新發現，西方政治理論界早有提及，而20年前，當香港有關選舉制度的討論進入白熱化階段時，筆者已經多次提及，甚至在後來提交上政制事務局的意見書中，亦有作出警告，但無奈當時掌權者短視，只看眼前利益，因而對這些警告置若罔聞，終於造成今天議會四分五裂，激進政團抬頭，政府難於管治的政治爛局。
年青一輩未必知道20年前的往事，以及選舉制度的來龍去脈，這裏有必要簡單的介紹。
比例代表制的來龍去脈
話說香港在1991年於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最先採用雙議席雙票制，到了1995又改用單議席單票制，但無論如何改，當時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陰霾，以及一片恐共的政治氣氛下，民主黨作為民主派的主要旗艦，在選舉中所向披靡，橫掃大多數議席，例如在1995年，民主黨取得42%選票，並取得20個直選議席中的12個，即60%。親中媒體和政黨，把問題歸咎於選舉制度偏幫民主黨。
1996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這個由北京委任產生的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以及規定第一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在其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小組的工作報告中，討論到單議席單票制這種制度，當中沒有提到它任何優點，反而批評它：一、容易導致個別政黨取得議席與其得票率很不相稱的情况，造成立法機關的「一黨獨大」，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二、隨着以後直選議席逐屆增加，選區勢必愈劃愈小，議員代表性很低，難以反映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實際上是「民主的倒退」。相反，在討論到比例代表制時，卻提到其優點為﹕一、比較公平，並可使少數派也有代表參政的機會，有利於各派力量的均衡參與；二、為世界各國廣泛使用。（詳情可參考拙作《香港選舉制度透視》，明報出版社；及筆者與馬嶽合著的《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城市大學出版社）
從中可見，特區政府當初引入比例代表制和最大餘額法，目的是要制約民主黨，以免它可以在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1998年採納至今已經超過15年，選舉亦舉行了5次，結果，民主黨的得票率及所佔直選議席比例，均持續下跌，得票率由起初的四成，跌至如今的一成多；議席比例更由起初的六成，跌至如今的兩成，跌幅可謂十分驚人。
劉兆佳是否要負責呢﹖
所以，北京當年的如意算盤如今無疑已經超額完成，但問題是，選舉制度的影響可謂錯綜複雜，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往往衍生出更多的問題。當年的狹隘，只斤斤計較民主黨取得多少個議席，而看不到議會四分五裂，激進政團抬頭等的爛局，那麼，當年港式比例代表制的設計者，前輩劉兆佳教授，又是否應該為此負上一定的責任呢﹖當年，他又有否坦然向當權者作出過警告呢﹖
今天林煥光提出要改革比例代表制，無疑是踏出了一步，但正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7月初於一個公開場合被問及時所言，要變任何選舉制度，都不容易。
當年引入比例代表制可以無風無浪順利過關，是因為當時靠的是臨時立法會這個橡皮圖章，「大石壓死蟹」。但今天議會中，不少黨派都是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的得益者，否則的話無法順利入局，要它們自我犧牲，改革比例代表制，無疑緣木求魚，甚至可以謂與虎謀皮。只能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劉兆佳教授，對否？
6月中，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在一個網台節目中分析，今屆政府施政比以往困難，原因之一是議會內建制派及民主派均出現分裂，走向激進。到了2020年，若立法會議席全數由普選產生，將令政黨分裂得很細，對政府施政不利，重大政策出台將難以落實。
林煥光提出2020年普選立法會方案，建議全面取消功能界別，議席全由直選產生，當中三分之二議席以簡單多數票方法選出，其餘則維持由現時比例代表制選出。他說，此舉可以減少議會內政黨數目，較易爭取共識，配合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行政和立法同樣由選民直接授權，有望解開目前政治僵局。
當選門檻低至6%
不錯，採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隨着選區議席增加，當選的門檻愈來愈低，確會鼓勵政黨分裂和細碎化，以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為例，在五大選區，香港島、九龍東、九龍西、新界東和新界西，最後一個當選議席的得票率分別為8.3%、13.5%、14.9%、6.2%及6.8%。香港島、新界東、新界西3個選區的當選門檻都低於10%得票率，而它們擁有的議席數目分別為7席、9席及9席，比起九龍東、西的5席為多。如果香港立法會推行全面普選，選舉制度又一成不變，預料當選門檻大有可能跌至3％至4%，議會和政黨的細碎化會更加嚴重。
議會和政黨的細碎化，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數字遊戲，那更牽涉政黨的行為模式，以至各走偏鋒的激烈政治。在單議席單票制下，如果要穩贏一個議席，理論上，你要拿到51%的選票，因此政見亦要向中間多數選民靠攏，趨向中間溫和；但若然是多議席下的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如前面所述，你要爭取的可能只是5%甚至更少的選民，縱然大多數人對你都有保留、側目，以至抗拒，也無礙你當選。那不單是激進民主派，甚至是「愛字堆」的愛國政團，都一樣有機會取得議席。
20年前已提警告
其實，比例代表制的副作用會讓激進政團抬頭，這也不是什麼驚天新發現，西方政治理論界早有提及，而20年前，當香港有關選舉制度的討論進入白熱化階段時，筆者已經多次提及，甚至在後來提交上政制事務局的意見書中，亦有作出警告，但無奈當時掌權者短視，只看眼前利益，因而對這些警告置若罔聞，終於造成今天議會四分五裂，激進政團抬頭，政府難於管治的政治爛局。
年青一輩未必知道20年前的往事，以及選舉制度的來龍去脈，這裏有必要簡單的介紹。
比例代表制的來龍去脈
話說香港在1991年於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最先採用雙議席雙票制，到了1995又改用單議席單票制，但無論如何改，當時在1989年六四事件的陰霾，以及一片恐共的政治氣氛下，民主黨作為民主派的主要旗艦，在選舉中所向披靡，橫掃大多數議席，例如在1995年，民主黨取得42%選票，並取得20個直選議席中的12個，即60%。親中媒體和政黨，把問題歸咎於選舉制度偏幫民主黨。
1996年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這個由北京委任產生的委員會，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以及規定第一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在其第一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小組的工作報告中，討論到單議席單票制這種制度，當中沒有提到它任何優點，反而批評它：一、容易導致個別政黨取得議席與其得票率很不相稱的情况，造成立法機關的「一黨獨大」，既不公平，也不符合均衡參與的原則；二、隨着以後直選議席逐屆增加，選區勢必愈劃愈小，議員代表性很低，難以反映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實際上是「民主的倒退」。相反，在討論到比例代表制時，卻提到其優點為﹕一、比較公平，並可使少數派也有代表參政的機會，有利於各派力量的均衡參與；二、為世界各國廣泛使用。（詳情可參考拙作《香港選舉制度透視》，明報出版社；及筆者與馬嶽合著的《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城市大學出版社）
從中可見，特區政府當初引入比例代表制和最大餘額法，目的是要制約民主黨，以免它可以在選舉中贏得大多數議席。1998年採納至今已經超過15年，選舉亦舉行了5次，結果，民主黨的得票率及所佔直選議席比例，均持續下跌，得票率由起初的四成，跌至如今的一成多；議席比例更由起初的六成，跌至如今的兩成，跌幅可謂十分驚人。
劉兆佳是否要負責呢﹖
所以，北京當年的如意算盤如今無疑已經超額完成，但問題是，選舉制度的影響可謂錯綜複雜，解決了一個問題，卻又往往衍生出更多的問題。當年的狹隘，只斤斤計較民主黨取得多少個議席，而看不到議會四分五裂，激進政團抬頭等的爛局，那麼，當年港式比例代表制的設計者，前輩劉兆佳教授，又是否應該為此負上一定的責任呢﹖當年，他又有否坦然向當權者作出過警告呢﹖
今天林煥光提出要改革比例代表制，無疑是踏出了一步，但正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7月初於一個公開場合被問及時所言，要變任何選舉制度，都不容易。
當年引入比例代表制可以無風無浪順利過關，是因為當時靠的是臨時立法會這個橡皮圖章，「大石壓死蟹」。但今天議會中，不少黨派都是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的得益者，否則的話無法順利入局，要它們自我犧牲，改革比例代表制，無疑緣木求魚，甚至可以謂與虎謀皮。只能嘆一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劉兆佳教授，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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