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3月2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歐陽五 時事評論員>
相較於媒體各種政治解讀和猜測，韓國瑜似乎更願意將他的「港澳深廈之行」界定為「經濟之旅」。經濟當然是重要因素。上月粵港澳灣區規劃出台，世界矚目，台灣當然不會忽略這個有可能重振經濟的機會。
相較於粵港澳灣區基於創新、基於高科技的定位，韓國瑜此行主打的農漁產品和旅遊業似乎上不了枱面。但在筆者看來，韓國瑜此行至少可以視為重新打通台灣通路的一個可貴嘗試，這是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台灣重振經濟的必由之路。
上世紀80年代，台灣曾因發展外貿而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有統計表明，1998年台灣地區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達到12,840美元，而與其貿易相似度較高的韓國只有8083美元。而20年後，台灣人均GDP約2.5萬美元，韓國已升至約3萬美元。有統計顯示，2018年台灣人均薪資比2001年還低。台灣「失去的20年」，令人嗟嘆。
有台灣學者指出，台灣因兩次「戰略誤判」而錯失良機。一次是1996年李登輝提出「戒急用忍」，拒絕「以大陸為腹地」，而將台灣建設為「亞洲營運中心」，失了內地改革開放的紅利。內地經濟特區的發展，使台灣「亞洲營運中心」夢碎。另一次則是2014年，馬英九提出《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卻因當時台灣政治氛圍而遭到擱置。這一步錯失內地進一步開放與經濟轉型的機遇，沒能趕上內地新經濟的列車。
在經濟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這些看似僅關上「大陸之門」的做法，最終讓台灣錯失了相當一部分的全球市場，整個開放政策開始扭曲。明眼人深知其中利害，並為之扼腕。
講究風水的中國人，一向將代表流動和開放的水視作財富的象徵。面對全球化這一洪流，疏而非堵，是發展經濟的不二之選。雖然韓國瑜此行提出讓更多貨出去、更多遊客進來，訴求簡單而明確，卻是對經濟規律的尊重。以此為開端，更多可能值得期待。
其實，在發展中有疑慮的情况並不少見。近年來，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便源於一些國家的疑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疑慮、反思奉行多年的全球化，是正常的。但縱橫比較後，人們最終會認識到廓清疑慮、為發展清障的重要。中美給了貿易協商「加時賽」，為兩國更好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空間。中歐也因不斷增進互信，開始為增加雙方合作的穩定而努力。
反觀內地改革開放40年，隨着各個領域的逐步開放，對於不確定性的疑慮和爭論也時有發生；但爭論過後，開放的大方向始終未變。剛剛通過的《外商投資法》便是明證。這一堅持開放的勢頭，必將增添未來內地發展活力，也為全球經濟增加確定性。
各方對韓應予更多寬容保護
誠如筆者所言，韓國瑜此行更可理解為一種嘗試。既然是嘗試，各方對之就應予更多寬容和保護。筆者觀察到，內地官媒對此報道僅限於事實層面，並無過多解讀，態度冷靜。輿論的冷靜將予此行以一定空間，為主角們減少了不必要的負擔。這樣的空間，或讓這一可貴的嘗試成長出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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