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3月1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這是大陸每年兩會開會的時節。新聞上，官方傳媒循例根據中央指令，大事宣傳國家的成就和計劃。當中如有困難，也都是完全在領導掌控之中。除了官方文告式的新聞，有時也包括代表們的評議。評議也者，其實都是附和演繹之聲，鮮有什麼獨特的見解。
誰來評論中國
香港傳媒的表現雖然也有單一化的趨向，但目前仍算較為多樣。從屬黨國的香港傳媒當然也是以主旋律為重，就算是找港人代表訪問，其意見也多是引伸式的個人感言。商辦而政治已歸邊的傳媒則大體上以「客觀」新聞報道的形式帶出主旋律，頂多是作一些「建設性」的補充意見。政治獨立的傳媒的選擇則相對較多，它們可以從中港兩地找對中國有識之士作評論。問題是這些有識之士還有多少可供選擇？香港對中國有深厚認識的評論人年紀偏大，加上部分已為傳媒所避忌，真正可供選擇的新鮮面孔不多。本來，大陸能充當評論的人可謂人才濟濟。不過，由於中國嚴格控制意識形態，持不同意見者動輒得咎，是以甘願冒險公開接受傳媒採訪的獨立人士屈指可數。所以，新聞上誰來評論中國一直是個難題。
無聲的抗議
在這買少見少的情况下，兩會期內發生了一起小新聞，戲劇性地突出問題的嚴重性。胡星斗是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在今年3月7日宣布，因為國內輿論的監管不斷縮緊，他不會再接受採訪。胡星斗一向關注中國的問題，包括戶籍制度、勞教制度、弱勢社群經濟、管理方法、表達自由等。他是近年願意接受海外傳媒採訪的少數學者。如果不是遇到重大壓力，很難想像他會自動放棄他的「話語權」。在他的郵件聲明中，他說「在這個時代，幾乎沒有任何對立思想存在的空間和縫隙，連討論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科技思想問題的文章都會被刪除，評論中國經濟、批評國有企業都可能惹來麻煩」。雖然我們未必贊同胡星斗各方面的分析，但對於像他那樣一個關注中國的學者來說，說中國已經容不下獨立思考，這可是一個標誌性的判斷，也是一種無聲的抗議。
官方或其附和者很有可能認為這是言過其實的說法，甚至認為這是抹黑中國的言論。不過，如果我們看看周遭的實際情况，再看看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愈收愈緊的趨勢，那個判斷並不為過，至少是有預警的作用的。
數碼時代的一言堂
大學理應是思想最自由的地方。不過，眾所周知的是2013年中央發出文件，要求高校教師「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和公民社會。實施下來，大學的老師確實「收斂」了，再難以聽到有關的論述，遑論公開出版。如果有，只是批判之聲而已。課堂上，老師講課是小心翼翼的，因為有些學生扮演「通訊員」的角色，會把老師出位的言論上報，為老師帶來政治上的麻煩。有些被認為是敏感的老師，他們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不會獲得大學邀請演講。胡舒立是國內受人尊敬的新聞及教育工作者，但是由於她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推崇，一些大學的黑名單竟也有她的份兒。有以研究馬列主義新聞觀著稱的學者，幾年前還可以談談馬列二人之間的取向差異，如今也淪為避忌的題目。港澳台及海外的學者一向享有較大的言論自由，不過，近幾年，他們在內地一旦觸及海外的社會運動、新聞自由等當局認為敏感議題，也曾遭受被叫停的命運。
思想言論的控制與收緊當然並非限於教育界，而是全方位的。這裏我們沒有篇幅來展開，只能概要的說一下。大陸新聞宣傳系統廣泛設限，使什麼要鼓吹的、什麼要屏蔽的，可以層層下達。雖然大陸的互聯網及新媒體甚為發達，傳播渠道大增，但是監控手段也同步邁進，使龐大的虛擬空間大體上保持輿論一律。法律規定和組織紀律上，黨國都有足夠的權力和方法調動資源、任命人事、獎懲行為，使新聞人員以至民眾都懂得自我審查，知道不能踰越言論的邊界。結果，一個數碼時代的一言堂在中國儼然已經成形。
社會的進步需要正反反饋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中共痛定思痛，所強調的是解放思想，要打破文革時期的一言堂作風，改變千報一面和萬馬齊瘖的局面。沒有當年的思想解放，不會出現如今重新抖擻的中國。無論是教育程度、經濟水平，以至國家的開放程度，今天的中國與1970年代的中國已不可同日而語。隨着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社會愈趨分化、多元，如何有效處理國家內部差異已經上升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說明，一言堂並不切合一個現代龐雜社會的需要。如果強求輿論一律，當中積累的張力終有一天會變得不可控，為社會帶來更大的衝擊。事實上，從系統論的角度看，每個社會系統的生存發展都必須反饋的信息。沒有真實的反饋，社會系統遲早變得僵化、停滯，甚至崩壞。無論是領導或是公民，他們都需要真實的反饋，才能對周遭環境以至世界有一真確的認識，作出符合現實的判斷和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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