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7年6月1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林泉忠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蔡英文剛執政一年，隨即遭遇外交上的重大挫折。源自於清末、並延續中華民國整整106年國祚至今的「中華民國──巴拿馬」外交關係，終於在2017年6月13日畫下句點。
如何解讀「台巴斷交」效應？
毋庸置疑，此次「台巴」斷交，對蔡英文上台後所推動的「踏實外交」是一大重挫，未來蔡如何重新思考擴展台灣的外交空間，固然是既繞不過去又難以輕易克服的棘手難題。同時，在藍營炮火對準蔡無力改善兩岸政策，而獨派則藉此呼籲在外交上放棄「中華民國」國號，並正名為「台灣」的兩面夾擊下，蔡會否因此調整兩岸政策，放棄「不搞法理台獨」的「維持現狀」路線，則是未來的另一個觀察焦點。
另一方面，北京此次出重手，其目的自然不會只停留在對蔡英文的「懲罰」上，更希望藉此來「打擊台獨的氣焰」，從而迫使蔡「回到正確的軌道上來」，即承認「九二共識」或「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不難預測，台北面臨的這場「外交危機」很可能引發骨牌效應，事實上失去巴拿馬後，隨即傳出台灣5個外館在北京的壓力下被迫要求改名。
如今台灣社會已在議論未來「邦交國歸零」的可能性。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今年「兩會」期間，曾發出重話，警告「台獨之路走到盡頭就是統一」。不過，倘沿此思路，認為台北的「邦交國」歸零之日，就離兩岸統一之時不遠了；又或以為北京的如此進逼，最終必將迫使蔡英文接受「九二共識」，迫使台灣社會接受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則未免率爾操觚，對經歷了199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尤其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社會嚴重誤讀了。
戰後台灣的「國家化」與「中心化」
對北京而言，「中華民國──巴拿馬」外交關係如今才終止，是「遲來的正義」，其中所涉及的是一段1949年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代表權」之爭。
二戰結束後的國共內戰於1949年告一段落，中共於大陸成功建政，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則敗退台灣。此後形成國共於兩岸分治的局面，雙方互爭「正統」，各自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前22年，在東亞冷戰格局成形，美國轉而支持台灣的情勢下，失去大陸的蔣介石仍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之姿，成功地維持了在聯合國的席次及安理會「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從台灣本土社會的視角而言，此為過去被定位為「帝國邊陲」的台灣，戰後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所經歷的「國家化」與「中心化」的過程。
然而，其後台灣的國際地位急轉直下，遭遇挫折的「國家化」與「中心化」，甚至「中華民國」本身，隨着1990年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
經歷了1971年「退出聯合國」及1978年與美國「斷交」，當時仍堅持「漢賊不兩立」的中華民國所處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邦交國大量流失，整個1970年代，台灣的外交部一時成了「斷交部」。儘管放棄了「反攻大陸」，那個時候的蔣經國仍然強調自己「代表中國」的合法性，同時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國家發展方向。另一方面，為延續政權的合法性，蔣經國開始推動「本土化政策」，延攬本省籍菁英進入權力中樞。而更大的一批本土菁英，則以在野的「黨外」勢力迅速崛起。簡言之，整個1980年代是「中華民國」走向「本土化」的過渡期。在此期間，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思維仍未改變，儘管邦交國日益減少的趨勢不變，卻還有像南非、韓國等具有一定實力的國家與台北維持正常的外交關係。
從「正統中國」走向「告別中國」
1990年代是台灣在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發生重大變革的年代，對外關係也在此浪潮下，隨着對「中國」定義的重新理解，出現了新的思維。
隨着1987年戒嚴令的解除，台灣迎來了社會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時代。在經歷了「野百合學運」之後，李登輝啓動「憲政改革」，並於1991年廢除了凌駕於民主憲法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使1948年在中國全國選出的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院委員僅得以在台灣全面改選。此舉一方面意味着「中華民國」的本土化，另一方面也使中華民國進一步失去了「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換言之，兩岸爭奪「中國代表權」的年代終於宣告終結，此後台灣則逐漸走向了「告別中國」的年代。
除了「由上而下」的憲政本土化，1990年代更是台灣社會「由下而上」全面進入本土化的年代。此一時期，「台灣人」意識迅速增強，到了1990年代後期已超越原本佔主流的「中國人」意識，標誌着「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在此脈絡下「兩岸統一」不再成為台灣社會未來的主要選項，「中華民國」純粹只是台灣的國號，不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連接。儘管國民黨仍然抱持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但是由於北京一概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也使得國民黨的國家論述失去了現實意義，並逐漸被台灣社會，尤其是「太陽花學運」後崛起的「天然獨」世代所拋棄。
理解了上述台灣社會國家意識的變遷脈絡，相信就不會再天真地認為因「太陽花效應」而入主總統府的蔡英文會因與巴拿馬的斷交，而接受「九二共識」或「一個中國原則」。
「台巴斷交」是一把「雙刃劍」
誠然，當今「中國崛起」，北京憑藉其早已與台灣發生逆轉的經濟力量及國際影響力，是有足夠的能力讓台灣的邦交國數量歸零。不過這種憑藉財大氣粗的懲罰式舉措，充其量只產生對蔡英文政府的民望及政績的打擊效果，並不能改善台灣社會對大陸的離心力，甚至產生反效果。而台灣社會似乎也已做好「沒有邦交國」的心理準備，適逢這次及上次與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斷交之際，台灣民視《政經看民視》節目分別做了直播民調，「寧可歸零也不願砸錢」穩住邦交國數目的都佔了壓倒性的99.5%。甚至還有一些民衆表示樂見與巴拿馬斷交，「因為可以省了很多錢」。
失去巴拿馬之後，台灣僅剩下的20個邦交國中，都是一些國力人口都比台灣小，且除了梵蒂岡之外，都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國家，因此台灣一些輿論強調未來台灣應另尋出路，將重點放在強化與台灣友好、關係密切且具國際影響力的非邦交國家上，如美國、日本等。而前副總統呂秀蓮則強調推動「全民外交」，鼓勵台灣每一位國民都努力透過與海外的聯繫，提高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支持力量。而行政院前院長游錫堃則拋出，乾脆以「台灣」之名取代「中華民國」，重建對外關係的論調。現存的20個邦交國，台灣都是以「中華民國」名義維持雙方的外交關係，游的主張其實揭示了北京不承認含有「中國」意涵的「中華民國」，是造成台灣社會愈來愈「本土」、愈來愈「傾獨」的結構性原因之一。
近年來，一如既往、長年累月地將「統一」掛在嘴邊的北京強調「寄望於台灣人民」，筆者以為此一思路無比正確。然而，以懲罰式的姿態，來「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多年來已證實此舉無助於拉近與台灣人民之間的心理距離。
北京主導的「台巴斷交」戲碼，儼然已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起到打擊蔡英文政府威信的效果，另一方面卻也起到進一步失去台灣民心的反效果，折射出近70年來北京在有效爭取台灣人民歸心的議題上，一直陷於不得其門而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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