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7年6月8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周日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大會宣布有11萬人出席。這不單與2012及2014年的高峰18萬人有一段距離，且已經是連續第3年出現人數持續下滑。會後媒體上不乏擔憂悼念六四將在港日漸式微的報道，記者亦紛紛緊張地問支聯會還可做些什麼來力挽狂瀾呢？
我相信這些擔憂和緊張都是出於好意，但我卻認為有兩點值得搞清楚的地方。
悼念人數是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
首先，悼念人數是否一直萎縮？還是有起有跌、有高有低呢？
如果走勢是，打從首次六四燭光晚會，集會人數已經是頂峰，之後27年拾級而下，人數一年比一年少，那當然可以說，六四悼念在港日漸萎縮。但事實上，走勢又非如此。
以支聯會官方公布數字而論，不錯，在頭3年集會人數確是達到15萬、10萬、8萬這些高位（見表）；但在之後十多二十年間，除了在「逢五逢十」的特別紀念年份人數會稍高之外，其實集會人數長期維持在4萬至5萬人左右。因此，4萬至5萬人其實才是六四燭光晚會的「基本盤」。
集會人數持續下滑責任全在支聯會？
2009年是一個轉捩點，集會人數突然從4萬至5萬的「基本盤」，一下子急升了兩倍至15萬。之後幾年集會人數居高不下，維持在10萬以上。
所以，看過這些數字後，大家便明白，雖然近幾年集會人數持續下滑，說不上是高峰，但卻也絕對不是低谷。正如前述，其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六四燭光晚會只有4萬至5萬人，較如今還要少很多。
第二，近幾年集會人數持續下滑，是否責任全在支聯會？是否因為他們領導無方、因循守舊、行禮如儀所致？是否支聯會多做一些事，就可以扭轉這個局面？
正如之前提到，2009年是一個轉捩點，集會人數突然以倍數急升，突破10萬大關，達到15萬人。這年剛好是六四20周年，大家原本以為純粹也是因為「逢五逢十」效應。但後來大家發現，之後幾年集會人數居高不下，維持在10萬人以上，更在2012和2014年達到18萬人的高峰，這已經不是可以用「逢五逢十」效應來解釋，而是出現了一些結構性轉變。
回看那幾年，支聯會並沒有做過什麼石破天驚的大事，集會形式也沒有作出過怎樣脫胎換骨的轉變。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結構性轉變呢？
2009年實行新高中學制，中學引入通識教育成為必修科目，青年人從此順理成章地關注時事。而根據我自己現場所見，燭光晚會從此多了很多青年人，甚至有身穿校服的學生，這其實也是很多人提出過的觀察。我一直相信，這是集會人數出現重大突破的一大原因。
相反，2014年在達到18萬人的高峰之後便無以為繼，連續3年出現人數持續下滑。我相信，這也不是因為支聯會有何行差踏錯，而是出於整體政治氣候的改變。2014年有何大事發生？那就是眾所周知的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並沒有能夠迫使北京在政改上讓步，以失敗告終。這讓很多曾經全情投入運動的年輕人，感到極度失落和沮喪。他們因而對中國產生一種強烈的厭惡情緒，對北京未能奈何，便轉而對中國杯葛、抵制、疏離和切割，與中國距離愈來愈遠。於是大家有目共睹，在隨後兩年，就是這段時期本土主義甚至港獨主張急速蔓延和擴張。慢慢發展下去，這種切割甚至延伸到對中國民運和六四的態度。
政治大氣候對出席人數影響遠大於支聯會
這裏我想指出的是，無論是始於2009年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人數上升軌，還是始於2014年的下降軌，背後都是因為一個新的政治大氣候之形成。有多少人參與悼念，更重要的是政治大氣候之影響；支聯會可以做的，其實十分有限。
况且，28年來，支聯會可以試的都試過，包括：有人認為集會不應止於哀悼，於是支聯會就在晚會前舉辦連串論壇；有人認為集會不應來來去去都是由那些老人家所主導，於是支聯會近年刻意找來很多年輕面孔在台上發言；有人認為集會太過「老餅」，支聯會就在《江河水》等二胡哀樂之外，加入現場樂隊演奏，甚至播出Beyond的《抗戰二十年》等。
不再悼念六四對北京是喜是憂？
最後，我想講的是，過去10多年，我常常向一些南下了解香港政情的國內朋友認真地說，北京一直把支聯會視作眼中釘，當年特首董建華甚至叫司徒華不要再辦六四維園燭光晚會、解散支聯會；但他們到底有沒有想過，港人會去維園，是因為他們仍着緊中國。如果一天再沒有人去，那是中國對他們來說已經變成「關人咩事」；肯去維園的，起碼還視自己為一個中國人。若然一天連他們也不去，原因未必是因為轉而擁戴中共，反而更有可能是，哀莫大於心死，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日趨淡薄、日趨疏離。
觀乎近年局勢的發展，看來我真的不幸言中。那麼，目睹這幾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出席人數持續下滑，北京應該沾沾自喜還是有所警惕呢？他們的香港代理人，應該是予以獎勵還是責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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