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和「賽先生」為什麼不來中國

<轉載自2019年5月9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鄧聿文 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一眨眼，五四運動過去一個世紀了。在慶祝它百周年的時候，一個常被提及的問題是：五四倡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為什麼百年後仍在中國落不了地？

一個公認的原因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五四的發生，直接動因是一戰巴黎和會列強拒絕中國作為戰勝國的地位，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移給日本。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救亡一直處於壓倒一切的位置。

中國在救亡中選擇了威權／極權道路

這個解釋似乎有道理，但實際經不起推敲。固然，整個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志士仁人前仆後繼解救中國於西方列強的壓迫；但抗戰勝利，尤其是中共建政後，「滅種」的問題解決了，可科學及民主依然不見蹤迹，反比之前更顯遙遙無期。因此，用「救亡壓倒啟蒙」來解釋「兩先生」不到中國來，說服力是不夠的。

與其強調「救亡壓倒啟蒙」，不如說中國在救亡中選擇了一條威權／極權道路，可能更接近事情的本質。五四後，特別是在國民黨政權名義上統一中國後，蔣介石欲在中國建立「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威權統治，極大阻礙了中國民主的發展。但國民黨的統治是脆弱的，所以在其統治下，雖無民主，自由還是有很大空間。故人們看到，即使在抗戰那樣極端艱難的條件下，仍然出現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以及眾多今天聽來名字響噹噹的學術大師。

和國民黨競爭國家政權的共產黨，在建黨原則和政權性質以及統治方式上，是「青出於藍勝於藍」。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民主和自由不是多少，而是有無的問題。文革之後，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的自由度有很大進展，可民主依然缺席。特別是進入新時代，已經取得的自由也在喪失。

與西方列強和蘇俄對華不同態度有關

故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在五四後，主導中國的這兩個在政治上互相對立的集團，在統治模式上卻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威權／極權體制？這裏是否有一種歷史必然性？

制度學派講究路徑依賴，即一旦初始條件決定了一種治理方式，以後要改變就很難。從五四前後中國社會的情况以及國共兩黨結構看，當時人們之所以傾向於接受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左翼社會主義，國共選擇以俄為師，與西方列強和蘇俄對中國的不同態度並從而影響了社會先進分子對它們的認知，有直接關係。

前面說了，中國近代的主題是救亡圖存，它經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兩個階段，直至甲午海戰失敗，終認識是我們的制度和思想不如人，也就有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激進思想的出場，要將統治中國2000年的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連根拔掉。在這個階段，各種西學和主義蜂擁而入，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紛紛放洋留學，如飢似渴學習西方的技藝和文化。

在20世紀前，馬克思主義只是零星進入中國，它以及其他左翼思想在中國得到傳播，是20世紀初的事情。尤其是五四前，隨着蘇俄建立，社會主義在歐洲成為一股強大思潮，從而也波及中國。但即使在此時，社會主義也只是眾多進入中國思想流派中的一種，雖有一定影響，然並未佔主導。促使當時的知識分子更多轉向社會主義的，是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態度讓他們失望，其中巴黎和會又是一轉折點。

巴黎和會英、法未主持公道，將德國佔領的山東歸還中國，而是私相授予日本，無異於是對當時懷抱熱切願望的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當頭棒喝，感覺受到西方列強欺騙，使他們體認到西方是靠不住的；而此時，新生的蘇俄適時表現出對中國的「善意」，從而把救國救民的目光轉向蘇俄。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不久，即以蘇俄政府名義兩次發表聲明，願放棄俄羅斯帝國時期對華簽署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及其權利，包括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列寧的做法與西方列強形成鮮明對比，讓堅決反共的孫中山都非常感激。孫接受蘇聯的幫助，按照蘇共模式改造國民黨，實行領袖獨裁制，建立黨軍，雖然有許多在他看來不得已的因素，但蘇聯和英法等國在對待中國態度上的迥異，是一大刺激因素。儘管蔣介石後來同蘇決裂，但這套威權體制卻沿襲下來，並進一步加固。

至於共產黨，直接是在蘇共扶持下建立的，它的一套組織模式和建黨思想，更是複製蘇共。

五四前後的這段歷史，使中國的兩大政黨都走向威權道路，並在競爭中國的統治權中被進一步固化。以今日眼光看，1945年抗戰勝利後如果國共不打內戰，1948年共產黨於勝利在望下能夠與國民黨坐下和談，中國還是有很大可能轉向民主的。但可惜國共在自己實力佔優下都不願同對方妥協。民主既取決於不同政治勢力的旗鼓相當，誰也消滅不了誰，也取決於不同力量的代表人物的眼光和氣度，能否有共享權力的觀念。否則，就只能你死我活、獨享權力、贏家通吃，而這是不可能催生民主的。

威權體制下 科學難得到發展

民主和科學具有很大程度相關性，因為民主內在地包含自由，民主總是容忍一定的自由度的，而科學是建立在自由基礎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德先生」，便不可能有「賽先生」。中國近代科學和教育的發展，出了一批後世景仰的大師，跟社會和政治體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有關，也即雖然政治是威權體制，但其程度尚未到極權地步，還留有一定的自由空間。退一步，即使在極權體制下，如蘇聯，在某些項目和領域，特別是應用領域，科學也會得到快速發展。然而總的來說，在威權特別是極權體制下，尤其是蘇聯式的極權，整體而言，科學很難得到發展，因為這樣的體制會扼殺科學思維和科學常識。辯證法作為一種認識論，既肯定又否定的思維模式，與科學所要求的確定性是不相容的。因此在辯證法指導下的科學，難以取得原創成果。蘇聯在這方面就鬧過笑話。

中國科學的落後，不僅指的是具體的科技進步（雖然近年來在這方面有改觀），更指的是科學的思維方式、認識方式，全民的科學常識缺乏。除了專制歷史過長，一個重要因素還是傳統文化的阻礙。以儒家為主的傳統文化注重的是人倫關係，是人間倫理而非自然。宋儒雖然對儒家學說有很大改造，強調「格物致知」，但「格物」的目的是修身，依然是人倫。在這樣的文化之下，是不大可能發育出近代科學的，也難以接受科學，養成科學思維。再加上科學為政治服務，這種情况一直到現在尚未有根本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