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12月3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再度逆轉台灣政治版圖的2018年「九合一」選舉的衝擊，並不因選舉的塵埃落定而停止。當民進黨仍在錯愕沮喪、國民黨一時士氣大振，而北京則老神在在之際，選後關注的方向，已匯聚在2020年總統大選藍綠的可能佈局及兩岸關係的新走向上。
時下台灣政壇的「當紅炸子雞」韓國瑜的「韓流效應」，在選後仍在持續，「高雄經濟新氣象」話題此起彼伏。一方面是郭台銘乃至來自香港的經濟界大佬「投資高雄」蠢蠢欲動的新聞，另一方面是海峽對岸頻頻拋出「兩岸城市經貿新時代」的橄欖枝，甚至島內綠營一枝獨秀的桃園市長鄭文燦也提出與高雄合作的「北進南出」／「南進北出」方案。在韓國瑜的「有錢大家賺」的口號下，以高雄為中心的振興台灣經濟的熱潮似乎正在掀起。
其實，韓國瑜所設定的選戰訴求，正是以緊扣民生的經濟議題為主軸。儘管表面上改善兩岸關係並非訴求的重點，然而就如極具形象化的「十大金句」之一「貨賣得出去，人進得來」一樣，韓國瑜的振興高雄經濟，相當程度上就是期待透過強化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來改變「又老又窮」的高雄現狀。值得關注的是，如此訴求的效應，不僅使韓國瑜拿下「不可能」的高雄市長寶座，甚至外溢到其他縣市長乃至縣市議會的選舉結果，突顯了這場選舉中台灣選民對「拼經濟」的高度重視。
毋須贅言，在和平的環境下，發展經濟向來是古今中外民意最容易聚集的普遍議題。儘管當下的世界經貿情勢聚焦正在上演的中美貿易大戰，但是「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經濟力量對周邊乃至世界的吸盤效應仍在發酵。與中國大陸毗鄰的台灣與香港，其實是最早參與「改革開放」的重要地區，台資、港資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也貢獻良多。台灣社會也因此在較早時期就意識到中國大陸市場對台灣的重要，中研院的一份1991年調查顯示，56.5%的台灣民眾對兩岸的經濟往來持正面的態度。
另一方面，隨著台灣1990年代的民主化及本土化浪潮的興起，台灣民眾也在追求台灣的「主體性」，因而在自我身分認同方面，逐漸強化自己的「台灣人」身分，且無論是對「中華民國」的效忠，還是對「台灣」的堅持，都傾向於認為自己是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國家」。這些台灣意識的高漲乃至於政治化，也反映在台灣的3次政黨輪替。
換言之，「經濟」與「認同」是反映後民主化時代台灣政治變遷及左右台灣歷次大選結果的關鍵詞。
事實上，在結束超過半個世紀的國民黨長期統治後，2000年陳水扁的民進黨首次執政，強調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主體性，然而卻導致兩岸關係跌至谷底。2008年馬英九帶領國民黨奪回政權，提倡透過改善兩岸關係來尋求台灣的經濟發展；然而馬的「兩岸經濟一體化」戰略，卻導致台灣社會對北京藉經濟力量來改變台灣政治自主的疑慮，不僅引發「太陽花學運」，更促成主張「台灣價值」的蔡英文民進黨在2016年的總統及立法院選舉獲得全勝。
尤其進入21世紀後，歷次民調顯示「台灣人」認同愈來愈強，「中國人」認同則愈來愈弱。然而，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崛起態勢卻日趨明顯，加上台灣經濟一直低迷，使連接中國大陸的經濟因素一直成為台灣社會熱議的話題。
針對「經濟」與「認同」這兩個左右台灣民眾投票行為及對兩岸關係態度的關鍵詞，究竟台灣社會如何取捨？從1980年代開始研究台灣民眾政治意識的社會學者吳乃德教授，在2005年題為〈愛情與麵包：初探台灣民眾民族認同的變動〉的論文中，將「經濟」與「認同」這組概念比喻為「麵包」與「愛情」，並分析經濟因素對台灣民眾政治意識與認同變遷的影響。他在2013年發表的論文〈媽祖與腹肚之間：台灣政治競爭的中國效應〉，也根據中央研究院的調查數據，指出絕大多數（61.5%）民眾認為，兩岸的經濟交往，會讓台灣政治現狀的維持更困難，也使統一更為容易（60.1%），且連續兩年「這種兩難的態度並沒有改變」。連接中國大陸的經濟因素對台灣政治及兩岸關係的影響，在台灣民眾的認知上緊密相連，不言而喻。
儘管理解了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從引發台灣政黨輪替效應的3次台灣大選中台灣人民的抉擇來看，台灣選民一直在「經濟」與「認同」之間搖擺，即時而選擇亘古原理的「經濟」利益，時而強調尊嚴與「認同」相對於「經濟動物」的重要性。此次「九合一」選舉結果，也明確彰顯台灣人民又一次將「經濟」重新擺上第一位。
重點是近20年來徘徊於「經濟」與「認同」之間的台灣人民，是否會在2020年的大選中，根據慣例形成的法則，延續「九合一」選舉所作出的抉擇？還是因其他因素，而推翻此次選舉對「經濟」的取捨？
此外，如上所述，影響2016年總統大選的「太陽花學運」之所以爆發，是擔心「兩岸經濟一體化」導致北京干預台灣的政治自主。倘若北京明白了箇中道理，避免明顯干預台灣政治的動作，或許有助於延續「經濟」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力，也有助於減少台灣民眾對北京疑慮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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