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12月17日 明報 加東版 港聞版>
改革開放以來，內地除了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另一重點就是用「法治」取代「人治」；不過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倡「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的同時，也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顯示「黨治」底色依然濃重。被尊稱「法治三老」的法學家李步雲、郭道暉、江平都認為，加強「黨的領導」不能以黨代政、代法，並呼籲設立違憲審查制度。
郭道暉：今只表面上有法 屬形式法治
3名年齡加起來達263歲的法學泰斗，自1949年中共建政就大力推動內地法治建設，郭道暉1979年進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李步雲在1980年代初曾短暫任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兩人均參與、見證現行「八二憲法」的起草和討論。曾任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的江平從事立法工作多年，參與制訂《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物權法》等，他亦為法學教育奉獻一生，八九民運中，他身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曾支持和保護學生，被稱為「永遠的校長」。
對於40年法治的發展，郭道暉指出，從無法無天到有法可依，是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還只是形式轉變，「『16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還是形式法治，表面上有法，但沒有考慮到什麼法，是保護人民、自由的法？還是損害公民權利的法？誰來制訂，誰來執行？」郭道暉說，法治的主體應該是人民，主要用於制約國家權力，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法治官、治權。
六四遭質疑執政 官方漸提「法治」
李步雲1978年發表〈堅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發出「政法界的第一聲吶喊」，翌年與人合寫〈論以法治國〉，開了「依法治國第一腔（普通話諧音槍）」。
10年後，六四令中共當局面臨執政合法性和人權方面的指摘，「法治」才開始較多出現在官方話語中，近年則呈現「依法治國」和「黨的領導」並舉之勢。
1989年9月，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向外媒表明不以黨代政，也不以黨代法，「我們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針」；1992年中共元老鄧小平「南巡」時也強調「要靠法制」；1997年中共十五大首次將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寫入憲法；2012年十八大報告提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2014年中共史上首次專題討論依法治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今年8月，習近平首次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會議中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
郭道暉表示，中國的現實是「黨領導一切」，「不要黨的領導很多事情行不通……但不能包辦、代替，不能以黨代政，黨政要分開」。他舉例稱，政法委變成集公安、檢察院、法院於一身的權力機關，「只有互相支持，沒有互相制約，這就違反法治精神」。
李步雲：違憲沒人管 憲法有權威嗎？
李步雲也認同，「在中國具體條件下，強調加強黨的領導也可以」，但關鍵是要建立違憲審查機制，「違反憲法都沒人管，憲法能有權威嗎？憲法沒有權威，法律怎麼能有權威呢？」他認為無必要擔心違憲審查威脅黨的領導。
郭道暉亦稱，現實中違憲事情很多，建立違憲審查機制很迫切，如憲法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但中國憲法不具可訴性，加上缺乏相應法律，法官若遇有關案件就無法例可援引。江平則稱，有憲法仍不足以防止憲法保護的權利受侵犯，因此還應有憲法保護的手段。
江平：黨缺乏監督 損民主自由
江平擔憂「如果過分強調黨對法治建設的領導，這實際上不會促進法治工作的完善，只可能造成法治工作的倒退」。他指出，「過分強調」一是黨的領導造成黨政不分，黨代替政府做決定，黨的機構又沒有人來監督，剝奪了公民憲法權利，因為若對政府決定不滿，可依《行政訴訟法》起訴，但無法針對黨的決定打官司；二是民主、自由不足，民主是權力制約的工具，民主不足，自由就受影響，「但我們現在還是過多強調政法工作的相互配合，而在相互監督方面是很不夠的，缺乏監督就容易造成冤假錯案，這是很根本的問題」。
「黨治可發展為法治 也可變人治」
江平對中國法治發展表示樂觀，但亦認為不會一帆風順，「有進有退，有時候是進兩步退一步，有時候是進一步退兩步，總之不是筆直的，而是曲折前進的」，「這些都是一種黨治的表現，中國實際上是黨治，黨治很可能發展成為法治，但也可能變成人治」。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被稱為「八二憲法」，並沿用至今。圖為鄧小平（左）、胡耀邦（中）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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