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成就 與中國政治體制有關

<轉載自2017年10月1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到即將召開的十九大，中國經歷39年的改革開放歷程，其成就是舉世矚目、史無前例、空前絕後。這一點，現在連西方主流媒體都不敢也不能否認。近5年整個世界認真研究中國問題的人也多起來，只是偶爾還散布「中國崩潰論」，把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待克服的問題當作無法解決的障礙；把中國自行調整的高速發展，成為中高速平穩發展，說成找不到新增長點，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把中國目前仍位居世界前列的發展速度，以為已經或即將被印度超越，陷入「L型危機」；把西方國家近年所謂民主政治的困境以及內部社會鬥爭、金融危機，誤解為西方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尤其可笑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本來是在現行不斷完善的政治體制的基礎上取得的，但卻解讀為中國只有走西化的道路，脫離中等收入陷阱，才能繼續穩定發展。在香港，該等胡說八道也有人相信。當然世界上，尤其是香港，總有一些人不管中國發生什麼發展變化，只要好的，一概採用不承認的態度；只要不好的，不論真假總要放大、顯微來說。因此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還是要經常說、生動地說。

中國已開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

中國的扶貧為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稱道。全世界扶貧事業的成就有三分之二歸功於中國。聯合國計劃在2030年消滅世界各國的貧困人口，中國是2020年，比聯合國要早。內地扶貧指的是對溫飽問題的絕對貧困人口，不是香港指的在貧困線下的人口。1978年內地需要扶貧的人口有2.5億；到1985年減到1.25億；到2000年，減到0.95億；到2010年，減到0.29億；到2020年，內地將消滅貧困人口。早期中國的扶貧標準是根據國力調整的，明顯偏低。但到2011年中國實施《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開始採用人均每天1.8美元的標準，比世界銀行2008年制定的每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標準要高。這樣使當年內地的貧困人口又上升到1.28億。國家自行提高扶貧責任，把更多低收入人口納入扶貧範圍，任務依然艱巨。

這意味着中國在消滅絕對貧困人口的同時，已經開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是高收入國家和社會的工作目標，香港也是近年才開始有關工作。內地還處在中等收入階段就開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這也是國際社會視中國為世界扶貧減貧範例的原因。世界各國應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關係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先發展後分配，另一種是邊發展邊分配。前者是總體收入達到一定水平政府才出頭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後者是在經濟增長同時就通過制度和政策作出調整。中國採用了後者。

當然這是與國家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國家財力的豐厚分不開的。這樣就不能不提到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排名。GDP雖不是衡量綜合國力唯一指標，但世界各國都有，也常用，便於比較。1990年中國GDP名列世界第11；1995年排名第8，超越加拿大、西班牙；2000年排名第6，超越意大利；2009年排名第3，超越法國、英國和德國；2010年排名第2，超越日本。不到18年間就超越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和日本。中國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超越美國，但目前中國對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是30%，已超越美國。

中國GDP雖排名世界第2，但人口眾多，用人均GDP衡量就顯得微不足道。為此，可以考慮用「翻一番」的時間來比較，對此世界各國有快有慢。一國兩制的設計師鄧小平生前經常說「翻一番」、「翻兩番」，有時指GDP，有時指人均GDP。「翻一番」是2倍，「翻兩番」是4倍，依次類推。在人均GDP「翻一番」問題上，世界上較好的紀錄是：英國用了58年；美國用了47年；日本用了34年；南韓用了11年。中國改革開放後到2011年，人均GDP連續「翻四番」用了33年，每「翻一番」都少於9年，「第一翻」用了9年（1978-1987）；「第二翻」用了8年（1987-1995）；「第三翻」用了9年（1995-2004）；「第四翻」用了7年（2004-2011）。到2020年中國實現小康、消滅絕對貧困時，還要「翻一番」。

對環境污染 採「先治理後發展」方針

有人說中國的GDP「翻番」是以犧牲環境作為代價。這並不正確。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與支持，巴黎氣候公約是不可能達成的，而世界碳排放量極大的美國還揚言退出。近幾年國家大力治理有關城市的污染問題，並有了改善。對環境污染，西方國家開始時是採用「先發展先污染後治理」，中國現在開始採用「預防為主」、「先治理後發展」的方針。

雖然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狀况不可能一一比較，但GDP卻可以。世界銀行曾統計世界各國1980至2011年間的平均GDP，中國不論與任何類別經濟體相比較都是最優的，中國是唯一有雙位數增長（10%）的國家，其他經濟體是：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分別為6.2%、6.8%、4.9%；日本、美國、英國分別是2.1%、2.7%、2.3%；南非、巴西、印度分別是2.3%、2.6%、6.2%；俄羅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分別是0.4%、1.7%、1.0%。如果統計從1979年開始，到今年為止，中國還是世界第一，儘管可能未必達到雙位數增長，但情况基本一樣。這是世界奇蹟，令人思考到底是什麼因素、與什麼有關係，促使中國如此穩定高速增長。

政治體制適應經濟發展需要

中國目前還沒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但也沒有什麼。中國的經濟學界也有了不起的人物，他們在中國特色的環境下也真能解決「老大難」問題，這取決於3個因素。一是改革開放因素。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發展深入，沒有動搖。不管是科技創新，還是「互聯網＋」，還是製造業升級，還是供應側改革，都屬於改革開放的因素。二是政治體制因素。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有100多種；國家憲法規定的基本制度有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全國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卻可能是唯一的。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適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需要。三是有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才能讓中國政治體制有效運作，才能制定改革開放及其深化的各項政策並得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