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7年7月24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中國經緯 撰文: 陳慶年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 / 鄭凱鏵 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
中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由2014年開始，計劃在2020年完成）主要有三大方面，分別是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三者當中，以第三者最為重要，是整個改革的「重中之重」。
事權劃分不清 官僚推諉責任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並未觸動各級政府的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沿用了改革開放初期以來的劃分辦法，劃分範圍並不全面。
近年來，地方政府的事權不斷擴展，特別是與民生有關的基本公共服務都不斷增加，但在一些如教育、醫療、農業等方面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卻沒有明確的劃分，多採取「一事一議」的做法，引發出不少事權劃分不清晰和不合理的問題，形成內地所謂「上下一般粗」的格局，即大量事項名義上是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但實際上卻無人問責的局面。
省以下的事權劃分亦沒有法規典章予以明確界定，權責模糊，導致地方各級政府互相推諉責任。在義務教育、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公共衞生等共同財政事權的領域，情況尤其嚴重。事權出現層層下壓，令縣級政府承受極大的財政壓力。
成熟市場經濟體的經驗顯示，政府間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基本上都以界外效應（externality）、信息複雜程度（Information
complexity）和激勵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等3個原則進行劃分。
中央依3原則 改革事權分配
具體地，界外效應發生在甚麼地方，相關的職能就應給予當地；信息複雜程度愈低，愈適合由基層來管理；而符合激勵相容的制度，就是指在這制度下，各級政府都依據所劃分的職責盡其所能，在他們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可以使全社會利益最大化（常用的指標包括全國GDP、收入分配和環境友善等）。
中央現正計劃按照以上三項原則來改革現時不合理的事權分配。例如，具有跨境界外效應和高度收入分配效應，如國防、司法、海關等事務，日後將由中央管理。跨流域的河道治理自不待言。
在食品藥品安全方面，地方政府為保稅收和就業，往往執法不嚴，或處處包庇違規企業，以致相關安全事故頻生，危害全國民眾身體安全，這就是激勵不相容，故此亦需要由中央集中管理。
此外，中國的養老社會保障以前是由縣市政府統籌，後來改為各省政府統籌，但使用上仍受地域限制，顯然不適合中國當前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城市化進程，故需要由中央政府集中上來負責，以確保統一市場，公平公正。
義務教育具一定地域性界外效應，而且小學教育信息管理相當複雜，應由地方政府管，中央政府提供資金幫助。
財政體制改革 地方抗拒配合
財稅體制改革即將步入第5年，但現時3個方面的改革進展並不順利。預算改革是本輪改革中推進最快。不過，稅制改革卻走了一半，而央地財政體制的改革更進展緩慢，尚處於研究層面，並非如官方所說的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由於中央與地方財政體制沒有定案，其他的稅制改革也舉步維艱。例如，中央提出營業稅改為增值稅，以期加快推動以服務業為主導的轉型。這原本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改革，但卻遇上地方政府的阻力，主要的原因是，營業稅本來是地方首要的稅源（約佔30%地方稅收），不少地方政府都擔心，改革後將會失去主體稅源，在事權和支出責任沒有改變下，他們的財赤將會更為嚴重。故此，地方對營改增改革大都採取不積極配合甚或至抗拒（當然還有既得利益部門反抗）的態度。由於央地財政體制改革滯後，營改增也無法全速改革。在別無他法下，中央惟有暫時以增值稅收入中央地方五五分帳，作為期2至3年的過渡方案。
中央與地方現時的財政關係，由於改革沒有明顯的突破，成了整個財稅體制改革的樽頸，窒礙中國經濟再平衡和其他社會改革（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開放戶籍限制）的進程，因此，中央必須加速中央與地方的財權及事權的改革，而今明兩年就顯得相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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