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新論「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的時代意義

<轉載自2018年7月23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筆者在本專欄已多次論述習近平新時代對台政策思維的特徵——「實力主義」。該思維值得進一步關注的特點之一，就是不再停留在胡錦濤時代延續下來的「反獨」過渡期，而是將主題直接進入如何「促統」的階段。

在「實力主義」趨勢的脈絡下，有關「促統」的三階段論也隨之呼之欲出，即「融合——實質統一 ——形式統一」。姑且不論「實質統一」如何走向「形式統一」的高難度問題，現階段值得討論的重點，顯然是關於北京將如何促進兩岸融合的具體部署。此外，由於十九大已提出「兩個百年」的時間概念，因此不難理解為第二個百年的2049年，至少是「融合發展」已大致成功，並進入「實質統一」的第二階段。換言之，如何邁向「實質統一」的議題，自然地也在討論兩岸融合的過程中突顯出來。這也是為什麼近期中國大陸就如何「促統」的相關討論逐漸增多的原因所在。

譬如，先是5月在武漢舉行了首屆以「國家統一」為主題的「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繼而到了6月，矚目的「京台學者共研會」也有密度極高的相關討論。有關前者，筆者已就彭維學提出的對台「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在本專欄評述（〈北京啟動統一後治台新論述〉，《明報》，2018年5月28日）。至於後者，筆者以為最受矚目的，是一篇由中國人民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王英津發表的〈論複合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以下稱「台灣模式」）。

與「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一副咄咄逼人的鷹派論調比較，〈論複合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無疑是一篇充斥著包容與溫情的統一構想論述。筆者與作者王英津教授10年前相識於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當時王教授勇敢地提出需要面對並妥善處理「中華民國」這個概念的觀點，印象頗深。然而，其後相似的主張在中國大陸的學者之間並不多見，尤其是在中國大陸崛起態勢日趨明顯，特別是「實力主義」對台思維成為主流的當下，論述一國兩制在台灣實施的具體構想，內容甚至包括兩岸統一後台灣可以共享主權與外交權等突破觀點，更是近年來北京涉台學術界難得一見。

王英津教授於「京台學者共研會」發表的會議論文〈論複合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原文長達1.7萬字，後經縮減至7000字刊登於中評網，是近年來一篇不可多得的就兩岸統一後台灣版的「一國兩制」如何實施的重要論述。本文僅就中評社版本之內容，尤其是該論文所涉及的幾個備受矚目的論點評述。

統一後的兩岸關係：中央與準中央關係

首先，該論文之所以提出有別於「港澳模式」的「台灣模式」，是建立在承認台灣具有一定的「國家外觀」及台灣人民持有強烈的「國家意識」的認知，即長久以來擁有自己的「中央政府」架構，包括「憲法」、「國旗」、「國徽」和「國歌」等一整套「國家」符號，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國家認同」。

因此，在台灣模式的「一國兩制」下，台灣享有的並非像港澳那樣的「授權性自治權」，而是「分權性自治權」，因此未來統一後台灣的領導人不必像港澳的行政長官一樣每逢年底都必須到北京向中央政府述職，以示對中央政府負責。此外，在此模式下，統一後在台灣實施的「基本法」（名稱未定）並非由中央政府制定，「而應由台灣人民自己制定」。

該構想雖然否定聯邦制，但卻引進聯邦分權原則。在此架構下，未來的大陸與台灣關係，「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而是一種中央與準中央的關係」，因此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與台灣立法院之間的關係，近似聯邦議會與州議會的關係；國務院與台灣特別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也近似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的關係。根據這種關係的設定，「由於台灣基本法並非由全國人大制定，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並不擁有對台灣基本法的解釋權及監督權」。此外，「台灣的領導人毋須經過中央政府來任命，僅僅由自選舉產生即生效」。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適用範圍，在港澳地區「憲法是原則性適用」；而在台灣地區「憲法僅部分事項適用」。

近年來香港社會與北京之間此起彼伏的摩擦，大多圍繞在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絕對權力的原則下如何行使與運用的問題。由於台灣模式不再沿用港澳地區的做法，因此諸如在香港發生的人大釋法及全國憲法是否適用於香港的爭議，理應不會在統一後的台灣發生。

統一後的名稱、國號均有商量餘地

「台灣模式」還就棘手的統一後台灣的稱呼、統一後的國號問題、「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存留問題、台灣的國際空間進行了論述。

首先，就兩岸統一後的台灣政府的名稱是否可以保留「國」的稱呼，作者認為「並非是一個不可以討論的問題」。不過，即使「考慮到台灣2300萬人民的政治習慣和對某種政治符號的感情，而允許台灣政權經改造後保留『國』之字樣」，這裏的「國」也只能是「中國」內部的成員單位意義上的「國」（即「state」）。

其次，有關兩岸統一後的國家名稱，作者贊同汪道涵過去的主張，即「可以通過修改國號的方式，來體現兩岸共同走向統一」，因此大陸不再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也不再使用「中華民國」，以避免讓台灣民眾感到被「併吞」。至於未來具體如何稱謂，需要雙方協商。但在國際場合不用改變兩岸統一之後的國名，可仍用「中國」（「China」）。

以上僅就〈論複合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中比較可能受到台灣社會關注的兩岸統一後的安排構想部分進行梳理與評述。就構想的內容而言，不僅詳細、具體，確實比較能到位地考慮到台灣的現實狀，尤其在中國大陸對台政策趨於「實力主義」的當下，頗難能可貴。然而，經過1990年代的本土化與民主化洗禮之後，台灣主流社會已不再就兩岸統一的可能性進行討論。連戰在2000年大選時，還提出邦聯制的統一構想，然而其後包括馬英九兩度競選總統時，都不再提統一，甚至在其主政期間的兩岸關係政策上，提出「不統」。

或許北京期待的兩岸和平統一已失去最好的時機，然而中國大陸崛起下的「實力主義」時代卻也充滿變數。富理性與包容，同時仍強調北京優越地位的〈論複合式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在評估台灣民的接受程度之前，恐怕要先確認該「台灣模式」的統一構想是否還能在「實力主義」時代得到官方持久的認可，並在涉台系統與大陸輿論獲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