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大公報》副總編，並創辦《新晚報》的本港老牌報人羅孚，於上周四晚逝世，享年93歲。
羅孚回憶錄值得推介
有關羅孚的生平，以及晚年因間諜罪而被軟禁於北京，獲釋後的覺悟，甚至為六七暴動作出公開道歉，成了愛國陣營第一人，這幾天都有報章報道過，我與羅孚先生素昧平生，亦沒有親身經歷可以補充，但幾年前當其兒子羅海雷替他出版回憶錄《我的父親羅孚》時，我曾第一時間買來讀過，這裏也想向讀者推介。
比起一些本地愛國陣營大老類似的回憶錄，這本書不會只文過飾非，一味往自己臉上貼金，書中不單對以往想法過左和犯過的錯誤作出反省，它甚至坦白交代父親羅孚和作者幾兄弟，都有在六七暴動中，在街上放置過假「菠蘿」（即炸彈）。而書中亦介紹了早年共產黨在香港運作的點滴，以及戰後早年香港的一些掌故，增添了不少閱讀趣味。
北京駐港最高代表曾獲英王授勳？
例如，大家可知道，原來香港曾經有過新華社社長（九七前職銜，相等於九七後中聯辦主任一職，為北京駐港最高代表），獲英王頒授過勳章呢！這在今天聽來已經匪夷所思，更何在當年冷戰正酣的時候？原來當事人更是唯一一位土生土長的新華社社長，曾就讀皇仁書院，他的名字叫黃作梅。
話說抗戰期間，中共八路軍曾在華南成立東江縱隊抗日，當中的港九大隊更參與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的工作，建立了很多功勳，到了戰後，1947年，為了表揚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所作的貢獻，便向當時的負責人黃作梅頒發勳章，在請示過周恩來之後，相信是出於方便日後打宣傳戰的考慮，黃飛往英國接受勳章。黃返港後，港英政府曾想拉攏他，甚至以首席華人代表作為利誘，但他不為所動，反而在1949年接喬冠華班，當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為何「老愛國」記性特別好？
又例如，我曾聽說過，本地的「老愛國」記性特別好，最初也不以為意，後來讀到本書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工作上的需要以及日子有功的結果。
話說，當年香港幹部要匯報、聽取指示，當然不會蠢到打電話或寄信給國內，為了保密，他們得親自返國內開會。當時共產黨規定，香港幹部到國內參加會議，聽取指示時，一律不能以紙筆作紀錄，否則的話，萬一返港經過海關時，遭港英人員搜獲，那就大事不妙（當然，大家若然翻查震驚全港的「曾昭科事件」，便明白為何要如此了）。所以只能記在心上，寧願忘了三四成，也好過被海關人「贓」並獲，而當中又以金堯如的記憶最驚人，一般記得九成以上。
愛國報章原來當年分工極細
本港曾經同時有過很多份愛國報章，除了《大公報》和《文匯報》兩份老招牌之外，還有今天仍在出版的《香港商報》，以及如今已經停刊的《新晚報》和《晶報》，大家或許會問，小小一個香港，是否需要有那麼多份，如此架疊屋，重複以至浪費資源呢？這本回憶錄便有提供大家一個答案。
話說，《新晚報》是作為《大公報》的子報於1950年10月創刊，其實這與當年爆發的韓戰，有密切關係。因為，若要報道韓戰，難免要觸及一些敏感消息，例如美軍收復漢城（今譯名改作首爾）之類的消息，因為《文》、《大》可以於國內發行，如果正常處理，如實報道，難免會惹來國內（尤其是東北）同胞的不安；但如果付諸闕如，卻很難讓香港的讀者接受。結果折衷方案是，兩報盡量少登這類新聞，另外再多辦一份低調一點的報紙，來挽回這些可能流失的香港讀者，並更貼近本地市民的日常需要。於是《新晚報》便應運而生，並且因為這樣的原因，而不叫作《大公晚報》，雖然大部分的創報班底都是來自《大公報》的精英，包括羅孚自己。
此外，在後來政治形勢日趨緊張，愛國陣營與港英政府鬥爭日趨尖銳時，愛國報章有機會被取締時，亦有必要有一份報章以中間偏左姿態出現，但卻不參加本地任何反港英政府、反美鬥爭，一定要做到合法，以便在緊要關頭仍能保至少一個輿論陣地，於是便成立了《香港商報》。
為何當年《中大學生報》由《晶報》代印？
還有一份《晶報》，它除了也走中間路線之外，還有一個特別任務，它就是要面向在香港、台灣、海外的國民黨人員。說開又說，30年前，我是中大學生組織中人，我記得當時的《中大學生報》便是由《晶報》代為印刷，當時也沒有深究原因，如今想起來，怕且是因為當時中大的親台背景，因而成了《晶報》要負責分工統戰的對象吧！
從中可見，中共當年在香港打輿論戰的思慮是如何綿密，考慮是如何周詳。
說回羅孚及他所創辦的《新晚報》，因為分工上是要吸納更多的中間讀者，因此《新晚報》的辦報方針是「知識性和趣味性」，於是便大力發展副刊。因此，早期《新晚報》副刊方面，可謂人才輩出，陣容鼎盛。有所謂「唐宋金梁」。唐就是筆名唐人的嚴慶澍，宋是筆名宋喬的周榆瑞，前兩者大家可能會覺得陌生，但後兩者的名字卻一定如雷貫耳，金就是筆名金庸的查良鏞，梁就是筆名梁羽生的陳文統。
金庸就是在《新晚報》寫武俠小說起家的。最先是梁羽生，後來由金庸接力，兩人得到羅孚這個伯樂所賞識，在《新晚報》為現代武俠小說開創了先河，寫出一片天空，而且背後還有一段奇聞軼事。
一場比武開創了香港武俠小說熱潮
話說，1950年代初，香港的大報都不太刊登武俠小說，認為難登大雅之堂。但當時香港卻發生了一件「武林盛事」，改變了這個局面。1954年，白鶴拳的陳克夫師父向吳派太極拳掌門吳公儀挑戰，要在擂台比武，震動武林，但當時港英政府是不容許武師之間私鬥，以免惹來幫派糾紛，冤冤相報，腥風血雨。於是兩人相約到澳門比武，並由「澳門王」何賢（即澳門前特首何厚鏵的父親）主持，擺設擂台。想不到，比武之事卻在香港惹起哄動，據說專程乘船往觀武的港人在5000以上，香港各大報章大版報道，而且被搶購一空。
這場比武後來卻有點虎頭蛇尾，比武不到3分鐘，太極掌門便一拳打得白鶴掌門鼻子流血，兩人因此亦動了真格，為免搞出人命，何賢立即鳴鐘把比武叫停。雖然如此，但這場比武的「蝴蝶效應」，就是催生了梁羽生和金庸兩位曠世武俠小說家。
話說當時《新晚報》高層市場觸覺的確十分敏銳，眼看這場比武在街頭巷尾都惹來議論紛紛，津津樂道，《新晚報》便在第3天，推出由梁羽生撰寫的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之連載，意圖迎合這股「好武」熱潮。也好一個梁羽生，只是醞釀了一天，便提筆上陣。結果大受歡迎，讓《新晚報》銷路勁升。
羅孚是金庸和梁羽生的伯樂
而《大公報》見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大受歡迎，便見獵心起，急急要他也為娘家撰寫類似的連載。梁羽生難以一心二用，但既本來為「大公人」，也只好捨子報而就母報，班師回朝了。
那麼《新晚報》又怎樣？梁羽生遂向羅孚推薦金庸，而後者其實亦早已躍躍欲試，於是也就當仁不讓，處女作就是《書劍恩仇錄》，於1955年推出。金庸的武俠小說旋即捲起一陣旋風，比原本預料更受歡迎，讓報紙銷路倍增，洛陽紙貴。
金庸的代表作不用筆者多費唇舌。至於梁羽生，較為年輕一輩熟悉，近年又改拍過電影的，包括《七劍下天山》及《白髮魔女傳》，而他認為最滿意，屬於自己三大代表作的，則是《萍蹤俠影錄》、《雲海玉弓緣》，以及《女帝奇英傳》。
於是，如此這般，一次原本虎頭蛇尾的比武，無意中開發了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熱潮，梁羽生和金庸兩位「新晚人」，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兩位開山祖師，引發後來武俠小說家湧現。因為當時大陸和台灣政府都打壓這種文學體裁，反而香港的自由創作環境，卻讓它可以開花結果，開創了香港往後一個武俠小說的黃金盛世，作品和影響直達全球華人地區，為香港建立了巨大的軟實力，直到1980年代才告終。
順帶一提，前面提到《新晚報》「唐宋金梁」四大才子，「金」、「梁」擅長的是武俠小說，至於「唐」當時在海內外轟動一時的，則是歷史小說《金陵春夢》。這部小說長達230萬字，在《新晚報》連載達7年之久，寫蔣介石的崛起到覆滅，金陵（即南京，蔣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王朝，就只像一場春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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