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表示，爭取出席二零一四年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袖會議，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高峰會，創造歷史。他指出，APEC是經濟體領袖會議，會面雙方壓力都較小。他指出與胡錦濤時代相比，習近平更有緊迫感，希望盡快展開政治談判，不要讓政治問題一代一代傳下去。他指出兩岸若簽和平協議，台灣需公投獲民意授權。
歷經最近政治風暴的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十二月十九日接受亞洲週刊獨家專訪時表示，他爭取在二零一四年秋天於北京舉行的APEC（亞太經合會議），前赴北京參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推動兩岸關係的突破，創造歷史。
這是馬英九第一次公開具體說出這意願，要實現這項被視為「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並且要克服種種障礙，落實各方認為北京不可能同意的兩岸高峰會。
對於兩岸領袖在APEC會面，較早時中國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曾經表示：兩岸領導人會面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事，不需要藉助國際會議場合」。這似乎顯示北京方面早已排除在APEC的場合由習近平與馬英九會面的可能性。
但客觀形勢的發展，又不能完全否定這項可能性。由於馬英九的任期只剩下兩年多，而下一任的總統大選，綠營的贏面較高。北京如果拒絕和藍營的馬英九會面，就表示可能要面對綠營的談判對手，而面對的障礙會更多。兩岸問題曠日持久，對北京更不利，對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也不利。尤其馬英九在任內落實兩岸直航、爭取台商權益、開放陸生來台，都被選民和北京普遍肯定，但如果民進黨的候選人在二零一六年獲勝，這些政策是否會倒退，或是停滯不前，都是各方關切的話題。
對馬英九來說，如果在APEC的場合上與習近平見面，不牽涉簽「和平協議」，就可以超越公投和立法院的限制，也可扭轉他當前低迷的民望，並且為他自己的歷史定位，有正面的意義。
在中共三中全會上，習近平於內政與外交都有重要決斷，對兩岸問題也顯示出突破的緊迫性，不再被昔日的思維所束縛。
昔日的束縛，就是兩岸在國號上糾纏，陷入意識形態之爭。但馬英九看到了APEC的機會，可以擺脫政治上種種的限制。他指出「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政治現實，而雙方互設辦事處，落實兩岸人民權益，都受到兩岸民意支持。
馬英九被問及他對習近平的最新觀察。他說與胡錦濤時代比較，習近平更有緊迫感，希望盡快展開政治談判，「不要將政治問題一代代傳下去」，而這句話正是習近平月前在峇厘島的APEC會見台灣代表蕭萬長時講的。
馬英九高度讚揚APEC的彈性，最適合兩岸領導人的會晤。他說：「在APEC不是專門與大陸接觸，雙方的壓力都會小，稱呼都是領導人，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順便進行。」他強調，「不管APEC在哪裏，如果能去，我都願意去」。
對於APEC以外的兩岸高峰會，馬英九指出，他必須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赴會，而不能用國民黨主席的身份，避免與習近平只是國共兩黨的接觸，而會被詬病。同時，他指出若兩岸高峰會簽和平協議，必須要全台灣舉辦公投，獲得民意的授權，才可以進行。但這樣的條件，在現實政治中，都難以實現，而他在任內要落實兩岸關係的突破，就只有看二零一四年在北京舉行的APEC會議了。
馬英九強調：「其實我上任時，並未刻意迴避政治性的議題，例如在我上任第二年時，兩岸即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司法與打擊犯罪都是公權力最明顯的象徵，可是雙方都沒有迴避，現在與大陸談互設機構也是如此。」這也使兩岸公權力粉碎了台灣的電話詐欺集團，阻止了他們在大陸打電話回台灣進行電話詐欺的罪行。
二零一三年六月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吳習會」使用一個中國架構定位兩岸關係，一般的解讀是台灣將以一中架構取代行之有年的九二共識。但馬英九重申：「『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迄今都未改變，因為『九二共識』的內涵即是雙方以口頭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一直遵守當初的協議，沒有改變。」
至於外界相當關注的兩岸和平協議，在馬英九吸納綠營主張，由公投決定。這幾乎就註定在他任期不可能推動，理由很簡單，台灣公投通過的門檻極高，被稱為「鳥籠公投」，除非修改公投法。
和平協議是馬英九連任總統時率先拋出的議題，最先得到民意高度響應，但在綠營以公投的「神主牌」回應時，一些民眾開始疑慮，馬因應的策略就是拿民進黨的主張當擋箭牌來化解。
目前還「躺」在立法院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綠營蓄意拖延之下，本會期通過的機會渺茫。反服貿團體常舉美韓重新談判FTA（自由貿易協定）為例，要求台灣比照。但遭馬英九回絕，他說，當時是美方主動提出重新談判要求，並非韓國提出，「美國的份量與我們不同」。
對於中國大陸國防部長常萬全首度拋出以調整軍事部署交換美方停止對台軍售，馬英九顯得一派樂觀。他認為，這牽涉到美方的亞太布局，他堅信美會信守對台的「六項保證」。
五都選舉啟動，由於馬英九民調低迷，國民黨選情並不樂觀，目前看起來國民黨比較穩的是北台灣，南台灣仍是綠營天下，台中市成了決勝關鍵。但國民黨中央對是否支持台中市長胡志強連任，態度曖昧，按照胡的說法，黨中央沒要他選，也沒要他不選。但馬不以為然，「談了不只一次」。
馬英九、王金平政爭引發最高檢察總長黃世銘洩密案，對於黃的去留，檢察官評鑑委員會日前已經做出撤職的決議，但他有任期保障，並不理會，除非監察院再彈劾，之前一次彈劾未過。馬英九的態度很清楚，就是力挺黃世銘到底。同時他也不後悔當時對立法院長王金平關說的處置方式。
在談到陸生來台政策，「我們的基本態度就是逐年增加（名額），現在反而是大陸開始變得保守，只准哪幾個省或市開放，以便控制」。他強調，「三限六不」逐漸在鬆綁。
當問到歷史定位問題，馬英九強調自己不僅在兩岸直航、對美免簽證等問題上迭有突破，在各方批評最多的內政部分，他也自認推動很多改革，包括中央、地方政府改造、退休制度、能源政策等，「我相信將來都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這才是最重要留給台灣的一些建設」。
馬英九最後與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回憶起當年他們一起保釣的歲月時強調：「我並沒有失去當初的理想。」以下是訪談紀要：
APEC二零一四年將在北京舉行，主觀上你有沒有意願參加呢？
主觀上當然有意願，台灣成為APEC的成員時，他們的設計上已經想到這些敏感的問題，APEC不稱高峰會，而稱經濟體的領袖會議，參加的不稱國家，頭銜也不稱總統、元首，而稱領袖。
其實APEC在成立時就已經為這種可能性預作考量了。因為APEC不可能排除台灣，台灣是亞太重要的經濟體。如果走APEC路線，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這樣想呢？因為理所當然，在國際人多的場合，不是專門與大陸接觸，雙方的壓力都會小，稱呼都是領導人，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順便進行。事實上，台灣和許多國家的領袖在那邊見面，也是透過APEC場合，也不過三、四天，會開完就開完了，並沒有任何其他複雜的狀況。因此，我當然願意去。不管APEC在哪裏，如果能去，我都願意去。
APEC是亞太地區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合作組織，台灣一開始就是成員，同時在裏面很有貢獻，我們有數位機會中心（Digital Opportunity Center，DOC），是電腦資訊教育，正式名稱為ADOC，有些國家這方面的發展比較慢。台灣此方面的硬體、軟體都很強，不論在哪個國家都非常受到歡迎。換句話說，台灣對這個組織是資產，不是負債，去參加時，很多國家都願意和我們談。同樣地，如果說我們的領袖能夠去與他們的領導人會面，都是以經濟體的領袖，而不是以國家的主席或總統，這樣一來就沒有這個問題。至於與對岸領導人會面，仍需要創造一些條件，目前還在創造條件的過程中。
創造條件並非單方面的創造，台灣要如何創造呢？
因為國內民眾當然希望本人與大陸任何人見面都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但在雙方都互相不承認的情況下，這有一定的困難。所以為什麼會有人想到是在APEC，因為APEC是設計好的。
是否期待透過馬習會來創造自己的歷史定位，例如獲得諾貝爾獎？
我在很多場合都提到，我們沒有一定要將馬習會排除，但必須在「國家有需要」及「人民願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行，才能夠真正地解決問題。兩岸之間目前進展不慢，但仍有許多問題存在，需要逐步克服。
陸委會主委王郁琦明年將到大陸訪問，大家認為這是兩岸發展劃時代的一步，你對他此次的訪問是否賦予任何特別任務？
因為國台辦與陸委會為主管兩岸關係的機關，雙方負責人能見面會談，我認為是兩岸關係進步的象徵，因此雙方都樂觀其成。
你認為是否可在任內完成兩岸互設辦事處之目標？
我們當然希望越快越好，兩岸互設機構是由海基會及海協會負責，目的純粹就是服務兩岸人民，我方特別強調，互設辦事處在政治上很敏感，但性質上應是中性的，然而目前問題在於大陸始終沒有同意海基會派駐人員未來可探視在大陸監獄的台灣人。
我覺得這一點蠻令人意外，因為這是人情之常，台灣人在大陸坐牢，我們去探望表示關心，不知為何他們不同意。國內兩黨對這一部分也高度期待，倘若無法做到，兩岸互設辦事處的協議就很難簽成，因為這一部分都無法克服，還談什麼政治協商。
你先前主張利用全民公投表決是否簽署兩岸和平協議，然而公投通過門檻過高，被稱為「鳥籠公投」，是否會讓對岸認為台灣方面沒有誠意？
透過公投方式才是真正展現誠意，因為這樣做之後，才能成功，否則不管民意，兩岸領導人自行簽署和平協議，結果民眾不贊成，用公投將它廢掉，那時多難看。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不能在沒有獲得多數民意支持的情況下，進行與多數民意不同意見的行為，之後到一個比較成熟的時候，方能水到渠成。
若洽談兩岸和平協議，台灣的主體為何？
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大陸分別成立海基會及海協會，透過這兩個機構簽署協議，就可避免敏感問題，否則雙方不承認對方是一個國家，在這個情況下，若要洽談協議，勢必得迴避敏感問題，且又能達成安排雙方互動的目標。在二十年前，我們成立海基會，也是基於這樣的想法，目前均運作良好，如果沒有這兩個機構，雙方怎麼能簽署十九項協議，而十九項協議中，從未出現雙方國家或政府名稱，但一樣能運作。
一三年六月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於「吳習會」中提到「透過一中架構去定位兩岸關係」，是否意謂台灣未來將以「一中架構」取代「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迄今都未改變，因為「九二共識」的內涵即是雙方以口頭方式表達「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一直遵守當初的協議，沒有改變。
一九九二年達成「九二共識」後，一九九三年即舉辦「辜汪會談」，除簽訂四項協議，也建立制度化的協商管道，可惜後來兩岸關係不斷惡化，以致於變成「兩國論」及雙方兵戎相見的局面，我認為最大的關鍵在於互信不足。
我在今年（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辜汪會談紀念二十週年大會」中即公開表示，根據中華民國憲法，不論在國內或國外，我方都不會推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因為這是我國憲法所不允許的，而「一中各表」也不會表述到上述三種情況，換言之，也不需有新模式出現，國內民眾已逐漸接受「九二共識」及「一中各表」。
在野黨質疑政府「一中各表」未能清楚闡明「一中」係指中華民國，而且台灣的代表在大陸從未講出這一點，你的看法為何？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是指中華民國，我們希望大陸承認中華民國，並提過「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原則，中國大陸還是中華民國憲法上的領土，我們不可能在自己的領土上承認另一個國家的存在，這是最基本的邏輯，因此在避開這項問題後，我們可以不要否認對方是一個統治當局，否則雙方怎麼打交道，而六年前我競選總統時，即提出此一論述，因為只有這個方式才能解決雙方沒有辦法相互承認下的困境，而五年來這條路走通了，儘管大陸當局沒有公開接受「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論述，但實際上，我們仍依據這個論述在走。
你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的兩岸政策，與過去胡錦濤時代有何不同？
我認為他更有緊迫感，希望盡快展開政治談判，不要將政治問題一代代傳下去。其實我上任時，並未刻意迴避政治性的議題，例如在我上任第二年時，兩岸即簽訂《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司法與打擊犯罪都是公權力最明顯的象徵，可是雙方都沒有迴避，現在與大陸談互設機構也是如此，我們都沒有迴避，那什麼時候與大陸談這些議題？就是有迫切性的時候。例如我上任後不久發現，有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的詐欺犯到中國大陸打電話回台灣進行電話詐欺，如果沒有雙方合作，根本沒有辦法處理這些案件。兩岸合作之後情況就立刻改善，到目前為止，雙方逮捕的罪犯已超過五千人，由此可知效果有多大，這對雙方都有利，而且也沒有因為這樣雙方就彼此承認（主權），所以政治議題是可以迴避而達到真正的目的，所以我想現在應該是最適合的方式。
你是否感受到對岸要求政治談判的壓力？
一開始大陸很希望談，但我剛說過，我們沒有刻意迴避，但也沒有刻意挑這個議題來談，主要是看雙方在兩岸關係的運作中是否有迫切性。就像詐騙犯這麼多，不共同打擊犯罪怎麼行？又例如兩年前日本福島核災後，兩岸簽訂關於核電安全及緊急事故通報的協議，這原來也不在議程表上，可是發生這樣大的事，台灣面對大陸沿海有六座（核電）機組，所以我們認為有此必要，這就是所謂的優先順序；大陸是希望「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我們加了一個「先急後緩」，只要有急迫性就可以提到議程表上來，我認為這樣反而更務實，不單是看議題的性質，性質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急迫性就可以談。例如最近為了防空識別區的問題，大陸宣布防空識別區，結果跟我們的重疊，因此我公開主張，雙方應該來談重疊區該如何解決，這就不是經濟議題。
那雙方面將如何談？
他們目前沒有回應，重疊區有二萬三千平方公里，三分之二個台灣大。
中華民國的防空識別區並沒有涵蓋釣魚台列嶼，這方面保釣人士蠻震驚的，你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釣魚台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一九七零年，我們劃設防空識別區是一九五三年，當時尚未發生釣魚台事件，釣魚台還在美軍託管下。無論是韓國、日本、台灣或菲律賓，防空識別區都是在與美方商量下所劃設，因此雙方的防空識別區是密合的。
那你認為我們的防空識別區有無重新劃設的必要？因為日本的防空識別區涵蓋釣魚台列嶼，而我們宣稱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卻未將其劃設在我國防空識別區內？
防空識別區並無主權的涵義，是為空域的預警及識別所用而設的區域，並不表示宣布防空識別區，即具有領土主權。且如要擴大，釣魚台的位置較為特殊，目前我國防空識別區最東的縣市為東經一百二十三度，要增加二度才能將釣魚台列嶼劃入，而劃入的目的為何？凡有任何國家的飛機經過釣魚台列嶼上空，我們都要起飛攔截，是否有此必要？所以我認為大家可能誤解，認為這是主張宣布領土主權，其實並非如此。就如同我剛說過，只是識別與預警所用，能做的是當其他國家飛機入境進行不明飛行時，可以做預警的動作。過去蘇聯TU-95飛機經常從海參崴飛到越南金蘭灣，我國軍機均會起飛監控一路隨同，直到離開我國防空識別區為止，已有幾十年。同樣地，現在的俄羅斯航機，從歐洲飛到加拿大、美國到古巴的哈瓦那，美國的飛機也升空，一起飛至美國防空識別區外為止。
台灣認為有必要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美方卻批評台灣在此議題的態度消極，你認為美國為何有此錯誤認知？
這真是很大的錯誤，因為我國別無選擇，非加入不可，因我國週邊貿易夥伴都已加入，如果我國被獨立於外，將如何與其他國家競爭？這是很現實的。某方面是因世界貿易組織（WTO）本身功能不彰，過去每隔一段時間會進行多邊貿易談判，早期從甘迺迪回合、東京回合及烏拉圭回合等，都可以達到全世界同時降稅的目標，但從二零零一年開始，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就停滯不前。最近在峇厘島的進展雖有突破，但範圍很小，各國還是透過雙邊及區域經濟整合，來促進貿易的自由化。但台灣從二零零零至零八年，在這方面幾乎交了白卷，亦即在主要貿易對手方面都沒有簽訂任何貿易協定。我上台後與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與紐西蘭及新加坡也簽訂了貿易協議，讓人感受到我們力爭上游，不願被邊緣化，下一步在這個區域，主要有兩大區塊，一是TPP，一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因為RCEP規定在二零一五年之前，不再跟新的會員探討此問題，所以我們即使想加入，也要在二零一五年後。TPP倒是無此規定，目前我們與TPP成員中，包括紐西蘭及新加坡都簽訂了兩個高品質的經濟合作協議，增加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因此我希望盡快做好準備。這幾週我已要求行政院上緊發條，在各部會成立專案小組，通盤檢討與盤點，有哪些項目會構成障礙，應想辦法加以消除，我認為我們非常積極。
就此議題，你認為我們的障礙為何？如何克服？
基本上有兩項：市場開放與法規鬆綁，各種不同行業都有此問題，我們與新加坡及紐西蘭談判時，已經做了一些努力，與大陸談判，無論是服務貿易協議或先前的ECFA時，也都做了一些努力，我們與大陸談《貨品貿易協議》，目前已進行三分之二，也做了一些開放，這都是有利的，但顯然還是不夠，所以我兩年前提出的方向，一是要掃除障礙，二要調整心態，換言之我們想加入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我們自己要準備好，不能說我把產品賣給你，但你送來的我不收，不可能這樣子，這是一個互惠的過程，即使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人無法接受，我們這個要保護、那個要保護，保護當然不是壞事，但是保護之後，你永遠沒有辦法面對競爭，就會逐漸萎縮。這已不是警告，而是事實，我們在北美、大陸、歐盟及東南亞的市場都慢慢在萎縮，這是因為我們過去這些年來沒有做好準備的關係。這個問題非常迫切，所以我要求明年（二零一四年）二月底之前，把這些盤點好，然後一項項想辦法去向TPP方面叩關，再不做就來不及了。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立法院尚未進行實質審核，且反彈聲音仍大，有沒有其他腹案或重新談判的可能性？
不可能，全世界沒有這樣的例子，大陸也不會接受。反對服貿的人士常常提出美韓FTA曾經重新談判，但這不是由韓國提出來的，而是美國，美國的份量與我們不同，而且提出來之後是更開放而不是更緊縮，尤其現在反對服貿的意見很難成立，例如服貿開放會讓大陸勞工搶我們的工作機會，但我們根本沒有開放大陸勞工，怎麼會搶工作機會呢？
所以很多是誤會？
我現在發現這不是誤會，而是刻意這樣講。我們的市場小而開放，服務業其實相當程度已經飽和，尤其服務業佔我們GDP的七成，大陸只佔四成五左右，所以他們的發展空間仍大，大陸的十二五計劃也把服務業發展列入重點，因此現在正是台灣去大陸開發最好的時候。但我們這裏因為意識型態的關係，逢陸必反，政府和紐西蘭與新加坡簽經濟合作協議時民進黨沒反對，但與大陸簽就要反對，這是很奇怪的，對我們有利的事為什麼要反對呢？大陸對台灣開放八十個服務業項目，很多都超過「世界貿易組織」的標準（WTO Plus），也超過大陸與香港簽署的CEPA，今年十月CEPA經過修正後，我們原來超過十多項，現在只超過三項，所以我們的先機在喪失當中。同樣地，韓國現在也要與大陸簽FTA，一旦簽署後，情況會更嚴重。
我們自己因為延誤或延宕而斷送生機，對誰有好處呢？這是不管哪一黨執政都要面對的問題。如果服貿協議是在立法院審議時產生爭議也罷，然而現在還在開公聽會，當時朝野協商決定審議前召開十六場公聽會，國民黨與民進黨各八次，國民黨的八次兩個禮拜就開完，民進黨卻兩個禮拜才開一次，目前才開第五次，還剩三次約六個禮拜才能開完，在本會期前顯然無法達成，平白浪費很多時間。我為什麼說浪費呢？因為他們在開會時所討論的內容與最初並無不同，都是談我們勞工會失業、產業會萎縮，這都不是事實。例如我們開放大陸餐飲業來台已經好多年，一共來了十六家，最近只剩八家，我們自己有十一萬家，擔心什麼呢？根本不會構成威脅，而且大陸也沒有意願來開餐館，席捲台灣的餐飲業。
為什麼包括陸委會的民調都是反對服貿協議的比例大於支持？
其實差別不是很大。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服務業是什麼，我們到大陸成功的服務業很多，例如寶島眼鏡、麗嬰房，以及五十多個餐飲業的品牌在大陸共開設二千多家分店，都做得不錯，雖然不是每一家都成功，至少在那裏是蠻有機會的。可是大陸來台投資的產業一共四百多家，只帶來二百五十三位員工，而且都是管理階層，創造了七千零七個就業機會。換句話說，每一個「陸幹」到台灣來，就創造了近三十個就業機會，對台灣來說絕對不是壞事，卻被扭曲成他們有國營事業做後盾，會橫掃台灣市場，這根本不可能，也沒必要。台灣市場不大，而且已經相當飽和，大陸人士來台開美容院，資本額至少要二十萬美金（六百萬台幣），而且一次只能帶兩個人來，增加一個人要增加五十萬美金，你想想看，開一家美容院要這樣的規模，不是大陸人都願意做的事情。
我們很多的行業開放，大陸都沒什麼人來，例如中藥材批發業，開放四年只有四家申請，兩家核准，我們自己的中藥材批發業有四百六十餘家，根本沒有影響。像這種數字我們都講了很多遍，但民進黨開公聽會還是說大陸勞工來台就慘了，什麼都垮了，就和我們當初簽ECFA一樣，當時蔡英文女士說會有四百萬人受影響，台灣經濟就完了，包括兩岸直航後會有戰鬥機一起飛過來，這種匪夷所思的理論都出現。現在發現都是不對的，但他們也不承認，還繼續講，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問題是，真話講了被認為是假的，渲染和扭曲的話卻不斷傳播。又如我們開放第二類電信業，只是在專業範圍內實施，不是入口網站，還是有人講，而且在服貿協議裏還有一些緊急的條款及國安的限制，所以不會發生問題。我覺得我們要宏觀地看，台灣到大陸的產業至今已有七到八萬家，投資額達新台幣一千五百至二千億元，人口約一百萬，但大陸來台的很少，大家都說失衡，可是當我們要開放時又說不行，怕他們把我們吃掉，如果這種心態不改，怎麼參加區域經濟整合？我覺得最大問題在此。
中華民國政府對陸生的政策有何新的措施？
我在台北市長任內就主張開放陸生來台，擔任總統後就逐步開放，包括學位生（全修生）及交換生（研修生）。以交換生為例，我上任之前僅有八百二十餘人，現在有將近兩萬人，學位生剛開始完全沒有，三年前才開放，目前大約有三千人，今年又開放「專升本」，即大陸學生念完五專後，來台念二技，由於才剛開放，人數不多，預計明年會更多。我們的基本態度就是逐年增加，現在反而是大陸開始變得保守，只准哪幾個省或市開放，以便控制，理由是我們有「三限六不」，但現在三限已經放寬了，大陸學生赴台採認學歷的學校，從原來的九八五工程大學（四十一所），擴大到二一一工程的學校（約一百一十一所），數量增加很多了，至於不允許陸生打工及加入健保，有些需要立法，我們正在努力，包括研究生兼任助理獲得報酬的問題，也在想辦法克服中。
政府的政策是希望擴大開放，因為學生的交流對雙方都有幫助。大陸的高考（即我方的大學聯考）錄取率不到一半，甚至只有三、四成，相較我國大學錄取率近九成，很多學校面臨招生困難，我們有相當多的資源可運用。我上任就提出將台灣打造成亞太高等教育重鎮，現在印尼、印度、泰國及越南等國家都派人來台灣的技職大學研究所就讀，採公費留學的方式，以訓練相關領域的老師，印尼更將台灣的科技大學視為技職教育的第一品牌，所以我們是有競爭力的。東南亞的國家可以來，為什麼大陸不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即使有些學校一時無法招收太多學生，但透過在暑假辦理夏令營，依舊非常受歡迎，例如文化大學辦理的夏令營，有三千多人參加。
我一向主張陸生大幅度開放，但要穩健前進，不能躁進，因為大陸學生對來台是有興趣的，回到大陸後，有人已經寫了十幾本書，可見這對他們而言是嶄新的經驗。台灣與大陸同樣是中華文化與炎黃子孫，但發展過程卻如此不一樣，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最近網路上有一個大陸人寫的台灣六十個讓他怵目驚心的事項，我覺得寫得非常有意思，他覺得台灣太奇怪了，公車及捷運這麼乾淨，如果是老弱馬上就會有人讓座，即使是生意很好排隊的餐館，也會有人說「不要緊，我很快就吃完了」，他覺得這個社會有一種不同的規範與倫理，這也是一種很重要的軟實力與價值，那我們為什麼不多開放呢？
關於美中兩國國防部長會談時，大陸國防部長常萬全提出如果美方停止對台軍售，中方可以考慮調整軍事部署，對此，台灣有何因應對策？
我覺得中共會一直提出，是因為中共覺得美國軍售對台灣很重要，但是美國不會接受，因為這關係到美國對整個亞太的布局，也就是說，美國對中華民國有所謂的「六項保證」，是在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七日「八一七公報」之後所提出。第一、對台灣的軍售沒有訂定截止期限；第二、軍售之前不會與中共諮商；第三、不會在兩岸之間扮演調人角色；第四、不會修正《台灣關係法》；第五、不會要求台灣與中共談判；第六、不會改變對台灣地位的看法。這個「六項保證」是在「八一七公報」之後就正式向我們表達，已經三十多年了。
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坎培爾（Kurt Campbell）去年在國會中還談了「六項保證」，為什麼三十年來美國還是非常堅持呢？因為這不但對維護中華民國與美國的關係非常重要，對維護亞太的平衡也非常重要，是希望中華民國在這個地方保有自己所有的一切，但為什麼美國又贊成我們和大陸往來呢？因為美國覺得這樣可以降低我們與大陸的緊張關係，至少兩任美國政府都高度肯定我們與大陸改善關係，但是當大陸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美方的態度一貫是不會跟大陸談這個問題，而美國有沒有人這樣主張呢？有，但是是少數，不會構成學術界或公務界主流的想法。
五都選舉已經啟動，你支不支持新北市長朱立倫與台中市長胡志強競選連任呢？
我們在提名的步驟上分好多個梯次，而每個地方選情不同，我們都會根據選情來設計提名方式，但是最後都是由初選來決定。只有在不辦理初選的情況下，才會採取其他的方法。
你究竟支不支持他們連任？
我剛剛談到，不管他要怎麼做，都還是要與我們整個設計配合。
所以你的意思是，即使他們是現任的，還是要參加初選嗎？
如果有人要參加，當然也要參加初選。像我自己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我要競選連任，因為沒有人報名，那當然就是我了；那如果還有人報名，還是要進行初選，不然就不公平。
台中市從民調看起來，胡志強的民調還落後，你會不會擔心？
有些民調是在前面，要看什麼人。
你現在還是支持胡志強當市長嗎？
這個我們會跟他好好商量。
他說中央一直沒有跟他談這個事情。
不止一次。
所以你是希望他連任嗎？
我們會去跟他談，這個還沒有到掀鍋蓋的地步，但我們一定會找到一個最好的辦法，讓台中市能夠勝選。
你現在民望已經跌到歷史很低的點？
現在情況已經在改變當中。
你有沒有後悔在（立法院長）王金平事件的處理方式？
完全沒有。
你對你當時的決策並沒有任何後悔？
你從最近檢評會的結論來看，確實是有關說。這與香港不同，在香港這種行為已經構成了妨害司法公正，是要判很重的，在台灣目前這還不是犯罪，即使在立法院立法委員行為法中，規定不可以請託關說，但是並沒有罰則，所以在台灣也許就有人覺得這沒有什麼，但在先進國家，關說司法個案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檢評會要求黃世銘撤職，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覺得主要要看是什麼原因，這個問題現在應該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我們就看司法如何解決。
在歷經王金平事件與丟鞋事件後，你希望將來歷史如何記住你呢？有哪些事情是希望未來兩年任期內能夠完成呢？
我覺得兩年還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在國內，我們目前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透過這個設計能提升台灣經濟貿易的自由化，對台灣而言非常重要，而且這個政策在地方上也很受歡迎，會使廠商有更多市場開放的機會。同樣地，這個也需要民眾能夠改變心態，不要只希望別人開放，自己卻不開放。換句話說，台灣要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在這方面還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不光是民眾、企業，我們政府本身也是如此。
另外，就是創造機會參加TPP及RCEP。如果能夠加入，未來幾十年，台灣在經貿方面就有一個比較公平競爭的環境，否則的話，光靠WTO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動作太慢了，小規模的反而比較有機會。我們與紐西蘭、新加坡簽署後，自己也信心大增，對於高品質的FTA，我們比較不會那麼害怕。這些觀念慢慢在傳播，但是一旦碰到國內的政治惡鬥，很多事情就會拖下來。
有關你的歷史定位部分，能不能再說明一下？
大家常談到我的強項是改善兩岸關係與增進國際關係，其實我們也推動許多國內的改革，包括中央政府改造、地方政府改造、退休制度及能源政策，這些我相信將來都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這才是最重要留給台灣的一些建設，包括桃園航空城、花東鐵路建設及蘇花改也是。我覺得能源政策尤其重要，是未來四、五十年都可能會受到影響的，這些都會留下來讓後人評斷。
亞洲週刊是全球華人的刊物，你可否談談台灣軟實力在全球華人社會的定位？
以藝文影視而言，包括電影、流行音樂，在華人圈子都相當受到重視，而且方興未艾，我覺得這是好現象，尤其最近國片很紅，表示有更多導演、演藝人員走入這個領域。其實我們還有其他的文化創意，都可以在華人世界展現不同的風貌，這與最近三十年來國家的自由化與民主化有很大的關係。
這麼多人追著你丟鞋，你是否感到委屈？
這些人用這樣的方法表達意見，已經不是一個民主社會應該有的了。
會不會因為太容忍才助長這種現象？
這種話你們講，比較會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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