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3月3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陳景祥 資深傳媒人>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一個研討會上發表講話,宣示「愛國者治港」的標準,以及完善選舉制度的5項原則,預告了香港政治體制將會來一次大修整,主要內容,相信是要「加強政權建設」。
「人大網」在2019年9月18日刊出文章〈新中國70年國家政權建設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經驗啟示〉,開宗明義就指出「政權問題,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能否建立起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國家制度體系與機制……是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全局性問題」。
中共治下 政權建設是頭等大事
香港跟內地雖有「兩制」之異,但在中共治下,不管什麼地方,政權建設從來都是頭等大事。政權建設,關鍵是權力掌握在什麼人手中:在大陸,制度體系是由黨領導下形成管理國家的制度,具體就是由黨委領導;香港因為行一國兩制,政權掌握在特區政府手中,中央政府則透過《基本法》賦予的權力間接介入特區政府的管治;這種體制,中共不能直接領導。
至於行政長官,主要是北京「信得過」的人,但由於不是經中共系統內培植、提拔,也不能以黨紀約束和監控,中共和特首之間的關係非常微妙。特首的問責方式是定期向中央領導人匯報,領導人循例表揚、勉勵,是形式多於實質。
理論上,行政長官和國家主席或總理之間是上下級關係(前者下級,後兩者上級),然而中央領導只能循基本法的框架介入港政,特區政府內部有很大部分權力都歸行政長官,中央只能透過其他方式發揮影響力(例如回歸初期中央領導人接見特首會特別「贈兩句」,像敦促特首「查找不足」,在輿論上向特首「施壓」)。
2003年50萬人上街之後,中央開始改變策略,到2008年提出「兩支管治隊伍」,第一支是特區政府班子,另一支則是中央、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主要是港澳辦、中聯辦,還包括中央部委涉及港澳工作的部門,是兩支平行而走的隊伍,表面上管治實權仍然操在特區政府手中,然而過去被視為敏感的警政、選舉等工作,內地的管治隊伍都設立了相應機構,「影子政府」的規模其實已經成形。
到去年5月人大公布立《港區國安法》,7月國安公署正式成立啟動,成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第四個派駐機構,可以合法地在香港蒐集國安情報,並「監督、指導、協調和支持」特區政府維護國安的工作;公署人員值勤時,不受特區政府管轄。
國安公署是第一個可以公開在香港執行職務的內地機構,但僅限於國家安全的範疇,到了夏寶龍提出「愛國者治港」,涉及的是整個香港特區政權,未來都會置於中央的管控之下,落實中央的「全面管治權」。
中央由間接變直接掌控特區政府
落實「愛國者治港」,對香港政局會有什麼影響?
先看京官對「愛國者」訂下的三大標準:一是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二是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特區的憲制秩序,不允許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三是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很明顯,未來治港的「愛國者」會以政治標準先行,以「紅」為主,「專」其次,先要過了「政治關」才具備資格成為特區政府一員。至於「政府」所指的範圍亦會擴大,包括行政機關中的問責班子、政府部門、公務員體系、行政會議、立法會、區議會、公營機構、司法機關等。決定誰是愛國者的甄選程序,中央有最終話事權;換言之,中央由以往間接控制,變成直接掌控特區政府,把「政權建設」推向一個新階段。回歸初期到2019年,特區政府仍勉強維持着高度自治、尚有一定自主性;從2020年開始,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真正的決策權已在中央手中,特區政府僅負責執行,情况一如殖民地年代的港英政府。
北京失仲裁人角色 全面管治直面矛盾
中央落實全面管治權之後,理論上北京應該可以放心,因為政權內全是「信得過」的愛國者。但從另一角度看,過去施政失誤、不得民心,港人的矛頭都指向特區政府,遇上矛盾無法協調時,中央在背後就負責協商、調停,擺平各方利益,地位比較超然,不會成為港人直接針對的目標。
愛國者治港、中央全面管治,意味着北京由幕後走向台前,赤膊上陣,特區施政的好壞,將直接跟北京掛鈎,屆時如果施政失誤,港人的矛頭將會直指中央,北京失去了最後仲裁人的角色,未來的矛盾也會直接在香港和中央之間產生。舉個例,香港土地問題長期懸而未決,港人過去歸咎於地產霸權、特區政府無能,以後港人直接向北京陳情,要求解決新界土地問題、要求在大陸水域填海支持香港,中央政府會如何處理?
反對派只能「上街」 政治衝突或更激烈
還有,愛國者治港就是要把「非我族類」全部逐出政治體制之外,以後反對派不管是溫和還是激進,都再沒有循議會路線爭取的空間,只能走上街頭作體制外的抗爭,政治衝突可能更加激烈。反對派雖然在議會消失,但他們的支持者是否願意把選票投給「愛國人士」?按過去選舉泛民建制得票六四比的「規律」,以後能夠參選的人如果只能代表四成選民,議會到底有多大代表性?香港政局會更穩定,還是埋下了衝突更激烈的禍根?
說到底,把反對派逐出議會之後,還需要爭取民心,實現人心回歸,否則愛國者即使成為治港主體,也解決不了香港最深層的政治問題。
港英年代幾座「大山」一一被「修理」
在宣揚愛國者治港之餘,「政權建設」的另一項工作,是要剷除港英年代的幾座「大山」,包括司法、媒體(特別是香港電台)、教育、公務員;這些被指為桀騖不馴的界別,都是一國兩制之下最能反映香港特色及兩制差異的範疇,有人雖然看不順眼,但它們卻是組成「香港特色」的重要部分,但如今正面臨一一被「修理」的命運。
最近高級公務員、剛獲晉升為食衛局常秘的劉利群遭《大公報》翻舊帳圍攻,指她長期放任「黑暴」文宣。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發文,指鋪天蓋地式的人身攻擊恍如「文革風暴」,令人擔憂。我不認識劉女士,只就事論事:按照現行體制,公務員聽命於問責局長,如果劉利群放任「黑暴」文宣,是她個人決定?她的上司(食衛局長)有沒有作出過任何指示?放任「黑暴」文宣是政治責任,理論上應由局長負責,為何要算到署長頭上(劉利群當時是食環署長)?
劉女士應該參加了宣誓效忠,表達了忠誠,為何仍然要受質疑?甚至牽上她丈夫是「黃絲」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很明顯,這是一條株連罪!
要「人人過關」 沒有「政治中立」
「文革風暴」令人留下慘痛回憶的,是在那個「極左」的政治狂熱年代要「人人過關」,對政治問題,每個人都需要公開表態、表忠,沒有「政治中立」這回事(《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列明,公務員隊伍應保持政治中立)。「愛國者治港」預示了香港政制將有一場大變,而在變的過程中,政治熱度也在急速升溫,令人擔憂,也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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