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3月1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張炳良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3月11日通過決定，修理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強調要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並授權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二，訂定細節。
中央今次動政制大手術，承接2019年7月以來「止暴制亂」、訂立《港區國安法》、貫徹「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政權保衛戰」路徑，有迹可尋。香港各方應心中有數，特別是經常把「攬炒」掛在嘴邊、呼喚「天下圍中」的極端抗爭派，更應早有預計。觀乎泛民的反應，今次落得如此結果、「弄假成真」，超出其之前抗爭的想像。北京出手之凌厲，也超出部分建制派的預期。
一切都因2019年而起，但為何一個修例爭議，竟會演變成為中央認定勾結外力、企圖顛覆政權的「顏色革命」？相信從北京的角度看，除了有反對派中人「反中亂港」外，還存在特區政府和建制陣營駕馭乏力、團結不了社會、危機處理失當的責任。搞到要由中央出手才能遏止危機壞下去，那麼回歸多年來他們是如何去履行「愛國者治港」呢？借用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5日出席內蒙人大代表團審議時的說法：「這個帳總是要算的」。
中央進場平亂，重塑特區政治秩序，背後的現實是，中央失去對香港的信任和耐性。
回歸20多年的路徑依賴終結
雖然維持基本法中雙普選的最終目標不變，但回歸以來的政制發展路徑已告中斷。過去的「路徑依賴」，是由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提名和選舉行政長官，以及（除早期外）立法會地區直選和功能選舉各半，逐步擴大普選基礎。不少港人長期爭取落實雙普選，這條改革路徑，以前中央從未否定，爭持只在於如何循序漸進，以及確保中央對行政長官的產生安心和本地社會的利益均衡。
過去曾有兩次重大突破：一是2007年底中央給出雙普選的路線圖和時間表，最快可於2017年按基本法規定的提名機制普選行政長官，之後便可考慮如何全面普選立法會；另一是2010年中央接受了民主黨建議，增設「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普選議席。若循此路徑前進，在北京能接受的框架內，應可實現雙普選，這在「一國兩制」下具不容小覷的特色。
俱往矣。泛民內部不斷激進化，虛妄冲昏了腦袋，先有2014年「佔中」攤牌，後有自決和分離主義氾濫，2015年政改拉倒，至2019年反修例異化為「反中」，令一切回不了頭。北京自2003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失敗後，已質疑港人的國家觀念，至2012年發生反國民教育科及其後「佔中」等運動，更警惕本土自決思潮之威脅。
2019年「七一」抗爭者攻入立法會議事廳，塗污特區區徽、揮舞港英殖民地旗，又衝擊中聯辦及中資機構，抗爭全面暴力化，矛頭指向國家，泛民原有的「和理非」路線屈服於勇武暴力路線，乃主要的引爆點（tipping point）。北京對泛民完全失去信任，原來的政改路徑，被視為只會助長泛民坐大奪權，再加上「35+」圖謀，其終結乃勢所必然，令人唏噓。
舊的路徑不再依賴，新路徑的起點大為調整，未來如何才可達到普選終點，增添新變數。
泛民將來為何參政，可當怎樣的少數派
新選舉制度下，由選委會選出擴大的立法會部分議席（盛傳起碼三分之一）及主宰所有立法會候選人的提名，地區直選議席比例大減，若加上由比例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及取消超級區議會議席，必大挫泛民在議會的勢力，去掉其長期三分之一強的關鍵少數地位。
將來能夠通過資格審查門檻的泛民人士，必然便是承認既有憲政程序的體制內（亦即「忠誠」）反對派了。泛民政黨在考慮能否入閘前，要先釐清理念為何參選，及能否取得支持者的認同，挑戰非小。社會上相當部分認同泛民，能入閘的泛民，應可贏得一些議席，故泛民定有政治空間，其實力最終反映於直選得票的全民佔比。
但必有言論指在新制度下走入體制，屬政治臣服及只能起花瓶作用，主張杯葛選舉。輕言放棄易，但日後究竟可在特區政治起怎樣作用，新一代泛民須好好反思，並檢討過去20多年民主路的得失對錯，最終要回答：在「一國兩制」下作為體制內反對派，為何可為？能否為市民帶來希望，及能以怎樣的務實問政改造政治生態？
建制派若不轉型則失掉角色
中央現視泛民為威脅，但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泛民，而在於支持泛民的民眾和選票，佔大約六成，過去兩年全面激進。泛民並非執政力量，缺乏利益和資源可以派發，反而建制派對政府有較大影響力，但為何爭取不了這些民眾選票？為何民心未回歸，反愈加疏離？這才是中央在香港亂後求治最應深入探討的問題，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都解決不了。
北京當然期望建制派能砥柱中流，建制派政團能否轉型自強？將來所有體制內參政者，包括泛民入局者，都是「愛國者」，而當泛民成為議會極少數，並在議事規則大修改下，難隨意「拉布」衝擊行政，其「破壞力」有限，只好更着意以問政水平去比併，那建制派會否也要提升向行政問責的表現，從而淡化原有制衡泛民、支持政府的角色？還是更靠近政府？
若行政長官願與之組成共進退的政治聯盟，建制派在決策上分享實權，且有人參與執政團隊，便再不能泛泛而談，其政綱主張若成政策，會受到社會現實的考驗。他們既有票有權，就須重新定位，作為議會多數派備受市民政治問責，再無法置身事外、只批判官員；政府的成敗就是建制派的榮辱，兩者成為連體嬰。
選委會雖「造王」，但或尾大不掉
新選舉制度擴大選委會權力，置於特區政制的「造王者」地位，並加入「人大、政協、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別，以照顧國家利益。有人期望選委會能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強化行政主導，或屬一廂情願，不明現實政治操作。選委會並非有機有綱領的政治組織，而是鬆散的1500人組合，若停留在聯誼會層次，則作為有限，易淪為討個人或小群利益、向行政長官和議員「尋租」的平台。
除非成為變相的黨團式組織，但它有條件嗎？政治倫理和實際操作如何？若要高度組織起來，誰才可擔當統籌角色——行政長官？中聯辦？港澳辦？選委會成員所代表的理念和利益紛雜，處理不善反會成為尾大不掉的包袱，政府的權力會進一步掏空，離行政主導更遠。
如何擇優治港
無論如何改動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仍須「擇優治港」。有內地智庫學者也指出，不是任何愛國者都具治理能力；若只講愛國，須提防一些愛國的空心老官，但求上位尋利，謀取公職權位。「愛國者治港」雖是應有之義，但只能是底線，鑑別賢能不能靠是否愛國，擇優唯有靠開放和競爭，靠實踐去鍛煉、汰弱留強。
近來批判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成為一些圈子的主調。公務員系統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九七回歸前後，人們的確把政務官捧得太高、神化了。對公務員制度，應是其是、非其非；回歸以來，因種種原因，未有好好改革。要求公務人員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及對政府負責之同時，慎防全面懷疑公務員的忠誠，甚至視公務員為制度威脅。
今時今日香港舉步維艱，高級公務員和政務官縱有不足，仍是相對較具保證的能者隊伍，若失去他們的向心力，又未能取得民心，那麼特區施政能量又從何重建起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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