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8年5月28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適值兩岸關係再度緊張之際，筆者造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這裏是北京研究對台政策的最重要研究機構及智庫。此次訪問，有機會與該所4名領導之一的所長助理彭維學先生等人，彼此就當前及今後的兩岸關係交換了意見。彭先生對兩岸關係有一套清晰明快的論述，一些內容的要點剛好在日前召開的首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時公開發表。觀之內容，不僅有新意，也令人側目，因為這是一個近年來極為罕見地論及兩岸統一後北京治理台灣方針的最新論述，更首次在台灣議題上直接使用「必須確保統一後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治理原則。
1980年代初鄧小平就收回香港後的治理模式，提出「一國兩制」的新概念。這個被視為極具前瞻性與創造力的新思維，被一般理解為為了「垂範台灣」，而「一國兩制」原本就是為了統一台灣而構想的新國家體系概念。1980年代北京一方面着手透過與英國談判，確定香港回歸的日程與方針，繼而制定香港《基本法》及籌備主權移交等工作，另一方面也就統一台灣後「一國兩制」在台灣實施提出一些較為具體的方針，包括對台的「一國兩制」將比香港更為寬鬆、台灣可擁有自己的軍隊、台灣的領導人可以到北京擔任第二把手等。之後雖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迄今仍是北京對台政策的基本原則，然而，尤其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基本上就不再論及台灣統一後的治理問題了。
究竟彭維學的統一後治理台灣新論述出爐的背景為何？有關「必須確保統一後中央全面管治權」說，又具有如何的深層意涵？
這個意外地沒有獲得台灣媒體與輿論應有關注的論述，在論及未來北京統一台灣及治理模式部分，有四大重點。本文嘗試解讀與分析每一部分的背景意涵，望有助於理解北京最新對台政策的真意。
其一，「未來30年是國家統一戰略環境的深刻質變期和統一進程換檔提速的關鍵期」。此句的3個關鍵詞是「30年」、「質變」、「換檔提速」。首先，為什麽是「30年」？去年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習近平新時代」，該時代的國家發展所揭櫫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推進的時程上則有「兩個百年」的提出，即中共建黨百年的2022年及中共建政百年的2049年。後者距今約30年，因此「30年說」顯然是意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百年的日程。換言之，統一台灣的進程是「建國百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不過，這「30年」並非確實的時間表，只是強調在此期間，不再是過去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40年來流於口號，兩岸關係維持「分治」的狀態，而是兩岸關係在本質上將因統一的進程發生「質變」，在時間上則是「換檔提速」，加快部署推進統一的時程。
其二，「今後要通過『融合促統』把本應在國家統一後對台治理提前實踐，推進實質統一」。這裏也有3個關鍵詞，即「融合促統」、「提前實踐」及「實質統一」。儘管經過2016年大選後民進黨重新執政，台灣的政治與「國家」認同取向似乎朝着北京不願意看到的方向繼續發展，但是北京卻已改變了過去在統一議題上偏重「寄望於台灣人民」、關注台灣民意、倚重島內統派勢力，以及與台灣透過談判尋求統一之道的傳統思維；也不再像過去馬英九主政時期，將對台工作的重點放在「反獨」方面。取而代之的是不管台灣方面如何思考，只根據北京自己設定的目標、方法、日程來推進兩岸的統一。推動的模式也已更換為「融合」，目標則跨越「反獨」而直接進入「促統」，並在30年內達至「實質統一」。不過，「提前實踐」的「實質統一」內涵有待釐清，究竟要達到什麼程度才算「實質統一」？筆者的解讀是：台灣的政治形式上仍是自主，但實際上台灣在各方面的發展已嚴重受到北京的制約，因此台灣選民也不得不選出北京認可的總統。
其三，「統一」後的治台底線：「必須確保統一後中央全面管治權」。「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提法是這兩年北京在香港佔中運動後展示強勢姿態、強調「一國」優先於「兩制」的新提法，如今已開始悄悄地用在統一台灣後的治台原則上了。經過佔中一役後，北京意識到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上出現局部「走樣」，香港部分勢力藉「兩制」的寬鬆空間企圖撼動「一國」的地位、挑戰中央權威。有了香港的教訓，未來統一台灣後，必須先確保「中央全面管治權」此一基本底線，並在此框架下討論「台版一國兩制」的實施細節。
其四，「台灣問題愈來愈接近解決，台灣在兩岸統一談判所獲必將大幅縮水」，建議台灣「在尚有優勢的時候盡可能爭取最有利的統一路徑與模式」。此一呼籲所強調的是，中國崛起後兩岸的力量對比日益懸殊，台灣的「議價空間」將愈來愈窄。這裏所突顯的，是習近平時代北京應對境外問題時的「實力主義」傾向的思維特徵。北京近年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也經常展現如此思維，也與習近平主席去年出席香港回歸20年慶典活動時所提及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有異曲同工之妙。
整體而言，彭維學就台灣及兩岸關係的發言，尤其是就統一台灣後治理方針的論述，所彰顯的是「習近平新時代」國家治理的自信。這種自信，尤其是用在統一台灣議題上，因輕視1990年代以來台灣公民社會發展的力量，以及在「國家認同」方面所凝聚的意志，或許在台灣社會容易被解讀為「過度自信」，乃至於被指「異想天開」；而如何透過「融合」過渡到「實質統一」，再走向「形式統一」，不僅論述上存在模糊的部分，論述與現實之間究竟存在多少落差，也仍是一大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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