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業靠父幹 慎防輸兩代

<轉載自2017年9月30日 明報 社評>

樓價高企置業艱難，買樓「靠父幹」愈益普遍。很多「慈父良母」不惜耗盡積蓄，又或將自住單位加按，協助子女支付首期「上車」，盼望子女「有樓在手」，可以安享中產生活，一旦低估樓市風險高估還款能力，有可能兩代齊輸。「父幹」加上發展商提供高成數按揭，成為不少年輕人「上車」的希望，可是這塊踏腳石其實未必如想像穩陣，置業夢隨時變成債務陷阱。政府有責任提醒市民風險，若有需要更應針對高成數按揭出招。

父母協助子女置業 不應勉強孤注一擲

本港私人住宅售價指數連升17個月，連續10個月「破頂」，今年以來樓價累積升幅一成，中小型單位樓價升幅加快。樓價不斷上升，加上近年金管局多次收緊按揭，年輕人單靠「苦幹」儲夠首期上車愈益困難，唯有靠「父幹」幫忙。新近調查顯示，本港有45%未置業人士擬靠「父幹」上車，當中超過六成計劃購買600萬元以下住宅單位，估計「靠父幹」買家比例只會有增無減。金管局最新發表的半年報告亦認為，年輕人依靠父母「打本」置業，已變得愈益普遍。

港人重視買樓置業，意識根深柢固。很多中產家庭父母也樂見子女置業，延續中產階級地位。買樓置業應該量力而為，不過本港樓價實在太瘋狂，年輕人難靠自身力量買樓，父母手上若有充裕資金，出錢協助子女置業，當然無可厚非。父母希望幫助子女，乃人之常情，惟必須仔細考慮自己和子女的財政能力，更應該提醒子女注意風險。子女也不應該勉力而為，如果只是因為眼見樓價飈升，擔心錯過「上車」機會，勉強「靠父幹」置業，風險其實相當高。金管局對「置業靠父幹」表示關注，一大原因正是目前很多年輕人買樓用的資金，都是靠父母將自住物業加按套現得來。

由於金管局對銀行加按有相當嚴格的規管，銀行業因此面對的系統風險並不高，真正風險在於家庭和社會層面﹕靠父母借貸和充當擔保人幫子女置業，將削弱整個家庭抵禦收入衝擊的能力，尤其是父母輩可能快將退休，再無收入，一旦本港經濟環境惡化，子女財困無能力供樓，不僅可能輸掉積蓄，還會連累父母，兩代家庭同時遭殃，樓市爆煲對社會穩定的衝擊和破壞也將更大。樓市何時轉勢，誰都沒有水晶球，不過花無百日紅，低估樓市風險，有可能損失慘重。政府難以控制父母協助子女買樓現象，然而適時提醒市民留意「靠父幹」的風險，實乃基本責任。

關注高成數按揭 慎防變糖衣毒藥

今年5月，金管局針對「靠父幹」上車，收緊按揭規定，申請人如果仍有按揭未供完，又或有擔保其他按揭，新申請的按揭成數上限將降低一成。措施理論上可增加父母加按幫子女買樓的難度，惟實際成效有限，原因是「慈父」的物業已接近供完，加按套現難度不高，加上近年發展商為了催谷一手樓銷情，提供高達八、九成按揭，即使父母加按借貸所得金額少了，也足夠子女首期「上車」。

發展商的高成數按揭，驟眼看來相當吸引。為了吸引買家，有些發展商還會提供特別供款安排，例如首3年只供利息，不用供本金，不過這些高成數按揭的利率，往往遠高於傳統銀行。早前消委會指出， 一個約850萬元的單位，以25年按揭計算，發展商按揭比起銀行按揭，有可能要多付逾500萬元利息。年輕人「靠父幹」上車，倘若高估還款能力，除了自己身陷窘境，也可能連累家人。發展商高成數按揭的資金，一般由公司自身或財務公司提供，毋須依靠銀行，政府和金管局應積極考慮應對措施，包括提高貸款予發展商的利率及資本要求，控制風險。

「置業靠父幹」是樓市狂潮下又一不健康不正常現象，政府要治本，長遠仍是盡快覓地建屋，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壓下樓價，減輕年輕人置業壓力之餘，也可令公眾從新認識到買樓穩賺不賠只是迷思。社會整體同時更應反思「萬般皆下品，唯有置業高」的觀念。如果子女有靠譜的創新意念，為人父母者用同一筆錢鼓勵子女創業打拼，也許更有價值。今天本港需要的，是多一分企業家精神，少一分炒賣投機心理。

公投「真民主」惹質疑

<轉載自2017年9月28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世局解碼 撰文：周宏量 明報記者>

庫爾德和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不受本國中央政府和國際社會歡迎，但在部分評論眼中，公投本身就是民主的體現，其中美籍印度裔學者卡納（Parag Khanna）在The World Post撰文，盛讚這兩場公投正好體現到「真正地方民主（local democracy）的最前線」。也有評論提出質疑，指公投只是政治手段，無論是庫爾德還是加泰隆尼亞，都有公投搞手被批評強行「拖人落水」，甚至排斥打壓反對獨立者。

卡納認為，這兩場獨立公投提醒，權力下放（devolution）而非民主仍然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他強調理論上只有支持在所有層面都有民主才是真正支持民主。他認為地方一旦獨立成功後必定會尋求與鄰國合作，有機會引領和平潮流，世界不一定會因內戰和分離主義而崩潰，長遠反而可因眾多國家和城市聯繫結成的網絡，令世界變得更緊密更和平。

排斥打壓「統派」遭詬病

不過在自決的口號背後，也有評論認為有其陰暗面。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堅持將不屬自治區範圍，卻是庫族民兵在反擊ISIS的戰鬥中收復的產油重鎮基爾庫克納入公投範圍，平添不少爭議，例如是抗拒加入庫爾德建國行列的土庫曼人便大為不滿。

在加泰隆尼亞也相似，巴塞隆拿國際研究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卡拉基安尼斯（Yannis Karagiannis）投書《金融時報》，批評這場公投絕非純粹的「民主自由」，他稱遇過的每一名分離主義者都諷刺地拒絕加泰隆尼亞的非分離主義地區有同樣的自決權。今年3月，巴塞隆拿自治大學有反獨立組織的學生在校內紮營，隨即被更大群「獨派」學生包圍，大喊「法西斯主義滾出這大學」，掛在營幕上的西班牙國旗被縱火焚燒。

統獨啟示錄 學者：國際法「自決」非為建國開路

<轉載自2017年9月28日 明報 國際版 欄名：世局解碼 撰文：周宏量 明報記者>

「獨立公投」最近成為國際社會其一最重要議題——先有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在周一（9月25日）順利舉行公投，下周日（10月1日）則輪到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公投，不過後者在馬德里打壓下未知能否如期舉行。歷史數據顯示，過去近200年，公投通過後實現和平獨立的例子約佔五成，庫族和加泰隆尼亞的命運如何還待觀望。不過，有學者指出，國際法對自決原則的普遍解讀並非支持建立新的國家，一個地區能否獨立，實際上更多是出於所在國和國際社會是否願意承認的政治考慮。

庫爾德稱92%選票撐獨立

對庫爾德人和加泰隆尼亞人而言，舉行獨立公投本身就阻力重重。庫爾德自治區堅持去馬，促使土耳其和伊朗兩大強鄰與伊拉克中央政府站在同一陣線抗衡。自治區主席巴爾札尼前晚宣布「獨派」獲勝，敦促巴格達應與埃爾比勒認真對話，同時呼籲國際社會「尊重數百萬庫爾德人的意願」。昨晚當地政府更傳出有92%選票支持獨立。外界相信，巴爾札尼亦認為獨立並非坦途，只是利用公投爭取政治談判籌碼。

加泰隆尼亞則連公投能否順利舉行也成疑問。西班牙中央政府以強硬手段打擊公投部署，拘捕官員和接管當地警隊，派員沒收宣傳單張和選票的影印本，又準備看守原定票站，以阻投票。

基爾大學國際關係講師理查茲（Rebecca Richards）在The Conversation撰文，指出國際法確有「自決」（self-determination）概念，但其普遍解讀只限於在現存國家內作出受何種管治和由誰人統治的抉擇，而非為建立全新國家來開路。她解釋，自決相關法律大多寫於二戰後的解殖年代，列強無力維繫自身帝國，只好放任殖民地獨立，此外這會有違反有關領土完整的法律和慣例之虞。1993年《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對自決原則的說明，便列明這不應被理解為授權或鼓勵會完全或部分地分割，或損害主權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或政治團結的任何行動。

過去200年 公投後和平獨立佔半

舉行公投不等於獨立必然成真。BBC整理數據，指全球自19世紀初起共有54次獨立公投，當中有43次通過，但和平發生的只有22次，其餘要不最終無發生，要不經歷暴力的陣痛才出現。部分評論如今憂慮庫爾德地區會否擦槍走火，重演巴爾幹半島的血腥歷史——19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便是起源自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以公投決定獨立，但貝爾格萊德拒絕承認和出兵阻止。

承認公投多為政治交易

理查茲則以東帝汶、南蘇丹和厄立特里亞為例，說明印尼、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當年願意承認其獨立公投，共通點在於想化解某種問題，換取某些國際上的好處，其承認「更多是政治行動，而非按法律定義的過程」。巴塞隆拿龐培法布拉大學現代史專家烏塞萊-達卡爾（Enrique Ucelay-Da Cal）更向Euronews直言，自決「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律，（實際上）永遠是有賴於列強共識」，即聯合國安理會的一致投票贊成。

美國拒支持 難有實質改變

對上一次受國際矚目的獨立公投發生於2014年的蘇格蘭，英國政府當時同意舉行公投，過程大致和平順利，無論國內外政治上都未有構成問題，但庫爾德和加泰隆尼亞顯然不是這回事。

以美國為例，華府明言庫族公投會弄巧成拙，總統特朗普則迎接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到訪，強調不喜歡加泰隆尼亞脫離西班牙。在缺乏國際社會承認下，這兩場公投大概難以帶來任何實質的改變。

15個邦交國發信 撐台灣入聯合國

<轉載自2017年9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長年被聯合國拒諸門外的台灣，今年再獲10多個邦交國家聯署發信，要求把台灣納入聯合國提上議程。伯利茲(Belize)駐聯合國常任代表Lois Michele Young在紐約表示，台灣護照獲165個聯合國成員國免簽證待遇，質疑「既然容許台灣人入境，為什麼連參觀聯合國總部的權利都被奪走？」

聯合國大會全體辯論日前結束，台灣政府繼續為加入聯合國努力。12個台灣邦交國家周二聯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nio Guterres)，要求聯合國把中華民國納入其體系內。當中10國代表獲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穆罕默德(Amina J. Mohammed)親自接見。

有份參與會面的伯利茲(Belize)駐聯合國常任代表Lois Michele Young會後向記者形容，穆罕默德態度正面；Lois Michele Young引述對方指，她會了解及跟進有關議題，特別是持台灣護照者禁止進入聯合國紐約總部大樓的爭議，並答應把信件轉交秘書長古特雷斯。

多次聲援台灣加入聯合國的Lois Michele Young說，台灣護照獲全球165個國家免簽證待遇，有關國家同時是聯合國成員，「既然容許台灣人入境，為什麼持有台灣護照，卻不許進入聯合國總部呢？」她續指，台灣是全球第22大經濟體，不明白為何把台灣拒於聯合國大門外。

除進入聯合國總部爭議外，聯署信亦提到台灣在應付天災、氣候變化上貢獻，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吻合。

另一名有份參與會面的聖文森特(Saint Vincent)駐聯合國外交官Sehon Marshall表示，台灣政府願意與其他國家分享防災技術，聯合國把2,300萬台灣人口排除在外是「不公平及不公義，分化必須停止」；Sehon Marshall補充，聖文森特會把握不同機會，向聯合國爭取把台灣納入議程中。

回應賴清德 國台辦：搞分裂將食惡果

<轉載自2017年9月28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馬曉光稱，決不允許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搞「台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

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前日稱，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務實的台獨主義者。賴清德說﹕「我們已經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不會另行宣布台灣獨立。」馬曉光昨回應賴的言論表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也不是「一中一台」，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馬曉光警告，大陸方面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言行，決不允許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搞「台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

近期不少輿論認為，中共十九大後，大陸可能將解決兩岸課題擺上議事日程，甚至為了統一不排除使用武力。對於十九大後對台政策，馬曉光並未提及統一時間表及統一方式的問題，他重申將繼續堅持「九二共識」，希望在兩岸攜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來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針對民進黨日前召開全代會，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稱要形成新的政策論述，並尋找和對岸互動的新模式，馬曉光稱，民進黨只有放棄「台獨」立場，才能在兩岸關係上找到出路。

李明哲妻申赴陸探監無果

另據中央社，李明哲妻子李凈瑜昨日上午在台灣立法院舉行記者會表示，她自從14日返台後，就請海基會替她向大陸申請每周赴大陸探監，認為「自古以來探監是囚犯與家屬天生的權利，不可剝奪」，呼籲給她探視李明哲的權利，「直到李明哲自由返台的那天」，但海基會和陸委會都沒回應。民進黨前黨工李明哲因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目前在大陸關押。陸委會其後表示，已向大陸方面轉達要求，期望可獲正面回覆。

台灣擴建南海太平島 月底軍演

<轉載自2017年9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蔡英文政府近期低調啟動針對南沙太平島的擴建，海岸巡防署已展開對太平島沿岸船隻停泊、基建鞏固工程等細項作評估，並展開招標。

《聯合報》報道，太平島目前的碼頭設計已具備容納海軍1000至3000噸艦艇的停泊作業能力，但萬噸級以上的艦艇，例如旭海號登陸艦這類重型補給後勤或兩棲登陸艦，至今只能採用拋錨的方式停泊在太平島外海。海巡署對太平島碼頭改善名義上叫加固，但實際上也包括延長碼頭、增加港區浚深、加固防波堤等擴建項目。太平島位於南沙群島北部，是該區域內最大的天然島嶼，目前由台灣實際控制，前總統馬英九曾多次登島宣誓主權。本月底，台灣國防部與海巡署將派出艦艇編組前往太平島，實施「衛疆操演」；10月初則由海巡署擔綱，繼續在當地海域實施人道救援的「南援操演」。

台行政院長：我主張台獨 國台辦回應：搞台獨必自食惡果

<轉載自2017年9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台灣行政院長賴清德昨日在立法院表示，「我是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曾提過的「親中愛台」是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大陸伸出友誼的手、表達親善態度。他還稱，會請相關單位好好辦理「中國新歌聲」台大衝突事件，給社會交代。

賴清德上午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並接受質詢，親民黨籍立法委員陳怡潔、國民黨籍立委王惠美先後問到有關兩岸關係問題。賴清德答詢說，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兩岸是互不隸屬的關係。

陳怡潔追問，過去賴清德曾提「親中愛台」；賴清德說，以台灣為核心，向中國伸出友誼的手、表達親善態度，希望藉交流增進彼此了解、理解、和解、諒解，並和平發展，就是親中愛台的根本意思。

賴清德還說，兩岸有共同目標與共同敵人，應互相合作，共同敵人包括颱風、地震與愛滋病等，增進兩岸人民福祉是共同目標，如果北京當局能了解這點，相信很多事都可解決。陳怡潔則認為，大陸國台辦對賴清德沒期待，賴是「不被期待的人」。

賴清德回應表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目標是追求人民最高福祉，不必在強權畫的圈子中打轉，不用在乎「有些人的一些話」。

另外，大陸選秀節目「中國新歌聲」在台大校園舉辦活動引發衝突，賴表示，幫派分子公然在光天化日下持棍棒毆打台大學生，事情非常嚴重，他會請法務部和警政署等相關單位一定要好好辦理，給社會交代。

賴清德表示，已看到台北市政府在檢討，包括值班警員記過、所長調職，台北市文化局長提出未來會檢討改進，台大也公開說明未來校園不再出租或租借給類似活動，「遇到事情，事後做好檢討改進，避免同樣事情再發生，這樣的發展方向是好的」。

針對賴清德的言論，大陸國台辦周三(27日)上午舉行例行記者會時，發言人馬曉光表示，民進黨只有放棄「台獨」立場，兩岸關係才有出路，馬曉光指出，「台灣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

他又指「大陸方面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言行，決不允許國家分裂的歷史悲劇重演，搞『台獨』分裂必將自食惡果。」

美國該拿出解決朝鮮問題的善意

<轉載自2017年9月27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何志平 中華能源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前局長>

朝鮮無視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進行第六次核試，遭到聯合國安理會一致的譴責和制裁。平壤的責任是有目共睹的，也已為此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作為朝核問題關鍵方的美國，尤其是總統特朗普，上台後老是將責任推給中國，認為北京並未發揮影響力阻止平壤，這是什麼道理呢？

只有美國掌握朝核問題關鍵鑰匙

一直以來，中國均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東北亞地區穩定的大方針，致力斡旋美朝雙方和平解決問題。這絕非空洞的外交說辭，而是中國和區內大部分國家的共同利益所在。朝鮮之所以發展核武，主要是要回應美國對其政權安全的威脅。解鈴還須繫鈴人，只有美國才掌握朝核問題的關鍵鑰匙。

在西方主流傳媒眼中，半島安全問題的惡化，完全是朝鮮單方面挑釁引起的。然而，一隻巴掌拍不響。在平壤眼中，每次導彈試射，都應被視作對美韓敵對行為的一種回應。只是平壤選擇以軍事手段取代外交渠道發放信號，也算是在國際孤立下的一種特殊溝通方式。因此，近期朝核問題的螺旋式升級，實際是美朝各不相讓互相激化的結果，美國理應承擔一半責任。

就以軍演為例，儘管冷戰早已結束多時，然而美韓從未間斷進行實彈演習，對平壤造成一定威脅。為了防止軍演變成實戰，朝方每次都會動員大量軍民進入戰備狀態，調動軍隊加強佈防。

早於2015年，平壤便已通過相關渠道再三向華盛頓表達了反對美韓軍演的立場，願意以停止核試作為交換條件。2016年，朝鮮外務相李洙墉在紐約首次接受西方媒體專訪，再次公開表明假如美韓不再舉行聯合軍演，朝鮮也應該停止核試。然而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並不買帳。

相反，美韓更繼而舉行了歷來最大規模的「關鍵決斷」聯合軍演。據說動員超過30萬名韓國士兵和1.7萬名美軍參與，還出動了航母戰鬥群和戰略轟炸機，將「斬首行動」列為演練內容。為了回應這次美韓軍演，朝鮮5次試射舞水端導彈。

2016年6月初，美國財政部將朝鮮列為「頭號洗錢機構」，並於7月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列入制裁名單。作為「回禮」，朝鮮又試射了數枚短程導彈。

同年8月22日，美韓再次啟動「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兩日後，朝鮮隨即向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一枚潛射導彈（SLBM），顯示了其戰略力量已取得突破進展。到了9月9日，朝鮮進行了第五次核試。

外交談判 步履維艱

可以說，這兩年來每次美韓在朝鮮門前舉行軍演，朝鮮便在日韓門前試射導彈及核試。這是朝美特殊的「對話」方式，也可以說只有朝美兩方才可意會對方的信息。

特朗普上任後，儘管國務卿蒂勒森的「四不政策」某程度上釋放了善意，但卻與三軍統帥的發言大異其趣。更甚者，特朗普為了爭取談判高位，竟與平壤玩起了「誰先眨眼」的遊戲（brinkmanship），將本已繃緊的美朝關係推向極致。今年9月3日，朝鮮終於進行了第六次核試。

事實證明，持續的制裁和施壓並不能遏止朝鮮擁核的決心；而軍事手段觸發的嚴重後果，更是不堪設想。但是被寄予厚望的外交談判，卻步履維艱。

美國一直堅持朝鮮須首先以「全面可驗證和不可逆轉」（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ement, CVID）的方式棄核，美國才會考慮與朝簽訂和平協定。而朝鮮擁核的前提，正是基於對其安全保障沒有信心。

雙方願踏第一步 堅冰都有融化日

因此中國建議「雙軌並進」，也就是將朝鮮棄核談判跟和平協定談判同時進行，希望打破美朝雙方互設前提的僵局。不過基於當前美朝雙方缺乏基本互信，要求雙方坐在一起舉行正式會談，無異於癡人說夢。為此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今年3月兩會時就曾建議，作為第一步，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也暫停大規模軍演，通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前。

其實「雙暫停」方案要做的，只是還原基本步，先透過相互戰略保證（mutual strategic reassurance），逐小建立起談判必要的互信。歷史證明只要雙方願意踏出第一步，無論多厚的堅冰，都有融化的一天。

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國和蘇聯都深刻認識到國際政治上沒有絕對的安全；追求絕對安全只會進一步刺激對手，捲入沒完沒了的軍備競賽。於是1963年6月10日美國總統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發表了一篇對冷戰有深遠影響的演說，後稱「和平演說」。甘迺迪代表美國單方面承諾，將停止一切大氣層核試，直至其他國家進行類似活動為止。信息傳出後，克里姆林宮雖然並未高調回應，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已然明白相關信息，決定在國營報章上全文刊登甘迺迪的演辭，並容許國民收聽「美國之音」的報道。6月20日，美蘇兩國在瑞士日內瓦簽署備忘錄，設立著名的「美蘇熱線」，避免冷戰持續升級。

尼克遜上任後，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更將「互相克制，共存合作」發展成「緩和政策」（Détente），透過與莫斯科互相釋放善意，最終促成了戰略武器限制談判（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 SALT），成功凍結兩國的彈道導彈彈頭數目，並為往後一連串包括限制和裁減核武數量談判打下互信基礎。

特朗普該展現更多領袖風範

特朗普靈活和善於談判的特質，經常被輿論拿來跟尼克遜做比較。作為超級大國的總統，特朗普不應再耗費精力於無謂的口水戰，或指摘中國未盡責任，而是該展現更多領袖風範，以更大誠意和勇氣為朝鮮重返談判桌創造條件。又或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的作為不全是為了解開這死結，而是別有用心，但這是後話。

朝鮮將進入10月秋收季節，據說今年是農作物豐收之年，預計農產量或超出1000萬噸，當局已下令軍民全力收割儲糧。也就是說，由10月至今年底，朝鮮很可能不會再作出核試或之類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假如美國善用這個戰略窗口緩和局勢，半島危機是可以避免的。

全繫領袖一念之間

甘迺迪在1963年的「和平演說」中拒絕了「戰爭不可避免」的失敗主義觀點。他說：「我們的問題是人造成的，因此可以由人來解決。」（our problems are manmade——therefore, they can be solved by man）

「一念一世界」，很多看似難以解決的國際問題，全繫於領袖的一念之間。1972年一位美國總統抵達北京，為中美建交以至改變冷戰格局奠下基礎；2016年另一位美國總統歷史性訪問古巴，最終結束了兩國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敵對關係。朝鮮問題也是人造成的，特朗普願意踏出第一步嗎？

一「撞」激起千層浪 車禍揭深層問題

<轉載自2017年9月27日 明報 社評>

一「撞」激起千層浪，一宗嚴重巴士車禍，折射不少深層次問題。巴士車長工時過長勞累不堪，成為道路安全隱患，單單降低工時上限，不正視人手不足，始終無法解決問題。車長不足與薪酬偏低有關，不過政府交通政策向鐵路傾斜，巴士公司嚴控成本，爭取加薪並不容易。就算資方妥協，高薪招聘車長，惟香港人口老化，總體勞動力下降，其他運輸行業司機荒可能變本加厲。連串問題緊扣相連，頭痛醫頭難解困局，需要通盤思考。

工時過長屬表徵 薪酬偏低成禍源

上周五深水埗城巴車禍造成3死30傷，事發前肇事車長連續數天工作逾13小時，各界關注車禍原因會否與車長疲勞過度有關。城巴一邊強調涉事車長工作時數符合運輸署指引，一邊表示車長加班工作13小時並非普遍現象，大部分車長平均每日工作10小時。然而即使只有少數車長會帶着勞累身軀勉強加班，已足以為道路安全埋下計時炸彈。

運輸署指引列明，巴士車長每日工時最長不應超過14小時，城巴和肇事車長的確沒有違反指引，可是車長身心精神狀况關乎人命，只有10小時的公餘和休息時間，是否足夠，實屬疑問。運輸署現行指引未免太過寬鬆，工時上限必須降低。

巴士車長工時過長，情况必須正視，不過這其實只是問題的表徵，若非薪酬微薄不足養家餬口，也不會有車長甘願透支精力勉強加班。現時陸路運輸業界的平均工資約為1.9萬元，相比之下，新入職巴士車長底薪加基本津貼，月入只有大約1.5萬元，必須靠加班工作超時補水，才能達到月入2萬元左右的水平。

香港生活成本之高，位居全球前列，有家室的車長要養妻活兒，不得不拚命加班；與此同時，薪酬偏低也成為巴士公司招聘司機和「留人」的絆腳石，加劇人手不足問題，巴士公司不想縮減班次影響服務，自然樂意接受車長加班。一方想多掙點錢養家，一方則要控制成本，導致車長嚴重加班現象，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運輸署所制定的工時上限，在部分司機眼中反而成為了拚命加班的極限，情况諷刺，令人感慨。

單是降低工時上限，解決不了車長收入不足問題。就算當局修訂指引，不准車長拚命加班，部分車長為了幫補生計，可能會另覓兼職，結果一樣精力透支，成為安全隱患。

改善車長薪酬待遇，關乎道路安全和公眾利益，「市場決定」不應成為政府撒手不理的藉口。然而車長薪酬偏低，也不能簡單歸咎巴士公司「刻薄」。政府交通政策偏重鐵路系統，雖然3間巴士公司都有上億元的盈利，可是也要面對相當大的競爭。由於加價必然會惹來市民反彈，也可能削弱市場競爭能力，巴士公司自然傾向先控制成本。政府應當積極關注車長薪酬待遇偏低的問題，更有需要檢討現時公共運輸政策是否過度向鐵路傾斜，衍生意料之外的道路安全後遺症。

不過即使巴士公司願意顯著改善車長薪酬，也不代表所有問題迎刃而解。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下降，困擾不少行業，運輸行業正是其中之一。由於薪酬水平和前景平平，近年愈來愈少年輕人願意投身職業司機行列，司機老年化趨勢嚴重，的士業和小巴業情况尤其明顯。假如巴士公司願意高薪挖人，結果可能是小巴和的士司機等買少見少，要靠年邁司機充數撐場。雖說不少長者仍然老當益壯，可是部分年長職業司機身體狀况其實未必適合長時間駕駛，有可能成為道路安全隱患。

人力不足成隱憂 解決難有萬靈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城巴車禍，談到人力不足問題困擾香港，直接影響很多民生議題，當局會看看能否從創新科技入手，解決問題。對於職業司機人手不足，不少人都會即時聯想到自動化駕駛。誠然，近年無人車發展方興未艾，被視為未來發展新趨勢，可是香港科技發展緩慢，高樓林立環境擠迫，也可能不利引入自動化駕駛。

引入合資格外勞職業司機，理論上似乎值得考慮，然而職業司機的工作性質，與家庭傭工等有別，如何確保他們能夠短時間內適應本港複雜的交通環境，是一大難題。今次城巴車禍折射的深層問題相當複雜，難有一服立即見效的靈丹妙藥，政府需與商界和工會認真研究，同時多管齊下處理。

Deep-rooted problems revealed by crash

ONE "collision" has raised thousands of waves. A bus crash has exposed myriad deep-rooted problems. Bus captains who have worked long hours are unbearably tired. That potentially threatens road safety. This problem cannot possibly be solved simply by lowering the upper limit of their working hours. It is necessary to face squarely short-handedness. Those problems are interlinked. The difficulty can hardly be overcome just by taking stopgap measures. The situation must be looked at globally.

It is costlier to live in Hong Kong than in most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To provide for his wife and children, a bus captain who has family cannot but work over-time (OT) for all he is worth. Bus captains' pay is on the low side. That makes it hard for bus operators to hire and keep drivers and aggravates short-handedness. Reluctant to cut their services, bus operators are naturally happy that bus captains want to work OT. Bus captains' wish to work OT and bus operators' need to keep their costs down have conspired to turn bus drivers' heavy OT work into a structural problem. The upper limit on working hours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has set is in some bus captains' eyes a restriction on their desperate OT. The irony is lamentable.

It does not follow from bus operators' willingness to pay bus captains much more that all problems can readily be solved. As Hong Kong's population is ageing, its workforce is shrinking. Because professional drivers are poorly paid and have dim prospects, the number of young people willing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m has in recent years kept diminishing. There is a strong tendency towards drivers being aged, especially in the taxi and minibus industries. If bus operators lure drivers with high pay, there may be fewer and fewer taxi and minibus drivers, and drivers advanced in years may have to be employed. Though many old people are strong, some old drivers may not be so constituted as to be fit to drive long hours. Their presence may potentially threaten road safety.

In talking about the Citybus crash,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said manpower shortage troubled Hong Kong and directly affected many matters concerning people's lives, add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would look at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the problem by means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Automated driving occurs to many as soon as it comes to the scarcity of professional drivers. Driverless cars have just come out. It is true that many consider them representative of a future tendency. However, in the SA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is slow, high-rises stand in large numbers, and many places are terribly crowded. Such factors may not conduc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utomated driving.

It is theoretically worth considering to import qualified professional drivers. However, what professional drivers do is different in nature from what domestic helpers do. It is a grave difficulty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quickly adapt themselves to the complicated traffic situation in the SAR. The deep-rooted problems the Citybus crash has revealed are quite complicated. It is hard to find an instant cure for any of them. The government must seriously look at them together with bus operators and drivers' un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find a multi-pronged approach to handling them.

一「撞」激起千層浪 車禍揭深層問題

一「撞」激起千層浪，一宗嚴重巴士車禍，折射不少深層次問題。巴士車長工時過長勞累不堪，成為道路安全隱患，單單降低工時上限，不正視人手不足，始終無法解決問題。連串問題緊扣相連，頭痛醫頭難解困局，需要通盤思考。

香港生活成本之高，位居全球前列，有家室的車長要養妻活兒，不得不拚命加班；與此同時，薪酬偏低也成為巴士公司招聘司機和「留人」的絆腳石，加劇人手不足問題，巴士公司不想縮減班次影響服務，自然樂意接受車長加班。一方想多掙點錢養家，一方則要控制成本，導致車長嚴重加班現象，成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運輸署所制定的工時上限，在部分司機眼中反而成為了拚命加班的極限，情况諷刺，令人感慨。

即使巴士公司願意顯著改善車長薪酬，也不代表所有問題迎刃而解。香港人口老化，勞動力下降，困擾不少行業，運輸行業正是其中之一。由於薪酬水平和前景平平，近年愈來愈少年輕人願意投身職業司機行列，司機老年化趨勢嚴重，的士業和小巴業情况尤其明顯。假如巴士公司願意高薪挖人，結果可能是小巴和的士司機等買少見少，要靠年邁司機充數撐場。雖說不少長者仍然老當益壯，可是部分年長職業司機身體狀况其實未必適合長時間駕駛，有可能成為道路安全隱患。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城巴車禍，談到人力不足問題困擾香港，直接影響很多民生議題，當局會看看能否從創新科技入手，解決問題。對於職業司機人手不足，不少人都會即時聯想到自動化駕駛。誠然，近年無人車發展方興未艾，被視為未來發展新趨勢，可是香港科技發展緩慢，高樓林立環境擠迫，也可能不利引入自動化駕駛。

引入合資格外勞職業司機，理論上似乎值得考慮，然而職業司機的工作性質，與家庭傭工等有別，如何確保他們能夠短時間內適應本港複雜的交通環境，是一大難題。今次城巴車禍折射的深層問題相當複雜，難有一服立即見效的靈丹妙藥，政府需與商界和工會認真研究，同時多管齊下處理。

民之所欲為先 利之所在為後

<轉載自2017年9月26日 明報 社評>

觀塘重建計劃「走樣」，市建局誠信再受質疑。局方千方百計解畫，一邊為「溝通失誤」致歉，一邊否認「走數」，可是不管有心還是無意，兩大地標「鵝蛋」和「梯田」無聲無息消失於規劃之中，是鐵一般的事實，不存在半點誤會，市民完全有理由覺得局方「走數」欺騙，並非一句「溝通誤會」可以了事。局方昧於民情，思維需要檢討。旺角波鞋街重建「貨不對辦」前車可鑑，市建局若要修訂觀塘重建規劃，也應該以民之所欲為先，利之所在為後，即使可能要犧牲總樓面面積，亦必須信守承諾，保留「鵝蛋」建築和「梯田」水景公園。

昧於民情必須檢討 市建局應信守承諾

市建局解釋事件來龍去脈，指出2007年初局方展示的「構想圖」，融入了公眾諮詢多項建議，惟並沒有可行性研究和具體數據支持。換言之，「構想圖」某程度只是向市民推銷的願景；真正包含了規劃參數的，是後來制定的「規劃總綱圖」。總綱定出規劃框架，之後再填上每個細部的建築設計，不過一些技術問題和變化，有可能影響建築設計的可行性，導致要調整規劃。局方聲稱，觀塘重建規劃需要大幅修訂，就是由於裕民坊第5發展區有逆權侵佔官司，可能嚴重影響重建進度，故此要將原本連在一起的第4和第5發展區分開重建，導致「鵝蛋」地標和「梯田」公園設計不再適用。

一個發展項目由構思到落實建築設計，面對大大小小技術挑戰，需要修訂原先規劃設計，本屬正常，然而觀塘重建規劃修改規模之大，可說是面目全非，令人難以接受。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承認，局方向城規會提交修訂之前，與區議會溝通不足，願意就失誤致歉，又說局方會再了解原先設計的可行性，爭取政府支持，希望亡羊補牢，不過公眾最關心的，仍然是觀塘重建會否像旺角波鞋街一樣嚴重「走樣」。

市民最大的疑惑，是為何非要犧牲「鵝蛋」和「梯田」不可。規劃總綱圖最初已包括「鵝蛋」和「梯田」，說明局方認為可行性不成問題。就算由於官司問題，必須將第4和第5重建區分開處理，也不代表要一切推倒重來，完全拋棄「鵝蛋」和「梯田」，情形一如波鞋街重建項目，城規會制定了新的樓宇高度限制，不代表市建局一定要刪走原先兩層的「康體文娛場所」遷就，而不去選擇減少住宅樓層；巿建局可以少賺一點錢，保留重建項目神髓。

市建局表示，修訂規劃並沒有「走數」或欺騙公眾之意，規劃團隊一直努力落實原圖則的重要元素，諸如改善行人通道連接等，惟對於修訂規劃後所導致的設計變化，並沒有做好全面解釋和溝通工作，導致與市民期望出現落差。誠然，修訂建議並沒有改變人車分隔等設計概念，亦不求增加樓面面積，公眾休憩及綠化空間比例更是有增無減，不過公共休憩及綠化空間不是純粹「斷斤秤」的量化概念，設計意念「形」與「實」同樣重要。

當年觀塘居民接受重建方案，一大原因是「構想圖」勾勒的社區願景相當吸引，現在大幅修訂，市建局可堅稱無心欺騙，惟從居民角度來說，絕對是「走數」。不管局方團隊如何用心貫徹規劃重要元素，當設計外觀徹底大變，沒有了「鵝蛋」和「梯田」，市民覺得被騙實是理所當然。局方代表多次出席區議會會議匯報重建進展，卻搔不着癢處，沒提放棄「鵝蛋」，只談局方認為最重要的事項，未談市民和議員最關心的問題。即使局方沒有欺瞞之意，也肯定是昧於民情，不知民之所欲，自然容易閉門造車。局方不改變這種「離地」精英思維，類似的「走數」風波未來還有可能一再上演。

保留鵝蛋梯田設計 樓面面積可以犧牲

汲取今次教訓，市建局考慮未來先聘請顧問做初步研究，確保了可行性，才向公眾展示「構想圖」願景，以免市民的期望與現實發展出現太大落差，這是較為務實的做法。舊區重建旨在改善居民生活，必須以民為先。如果市建局認為一定需要修訂觀塘重建規劃，將第4和第5發展區分開重建，也應保留「鵝蛋」地標和「梯田」公園設計，即使可能因此縮減商廈總樓面面積，影響造價和收益，亦應信守對居民的承諾；如果局方認為修訂規劃後無法再有「鵝蛋」和「梯田」，就必須重新諮詢公眾，絕對不應該做成既定事實，然後「強迫」巿民在再無選擇之下接受。

People's wishes should come before the profitability of a project

THE Kwun Tong redevelopment plan has been altered beyond recognition, with the credibility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URA) once again undermined. The authority has left no stone unturned to explain what has happened, issuing an apology for a "communication problem" but at the same time denying that it has gone back on its word. No matter whether it did that on purpose or by accident, it remains an ironclad fact that the oval-shaped building and the terraced park have been removed silently from the plan.

Trying to explain the whys and wherefores of the matter, the URA said that while the "concept plan" displayed by the authority in early 2007 incorporated many suggestions from public consultation, it did not include a feasibility study. It was not supported by concrete statistics either. In other words, the "concept plan" was, to a certain extent, used only to present to citizens the vision of the plan. It was the "masterplan" that included the planning parameters. In the masterplan, the framework of the plan was laid out, which was then filled up with detailed architectural designs of each component.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technical problems or changes that could affec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designs, which would necessitate alterations to the plan. The URA claims that the Kwun Tong redevelopment plan needed to be revised radically because of an adverse possession lawsuit involving the fifth development zone of Yue Man Square. As the lawsuit could seriously affect the progress of redevelopment, it wa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fourth and fifth development zones, which were to be linked together in the original design, separately. As a result, the oval-shaped building and terraced park were no longer there.

It is normal for a development plan to encounter all sorts of technical challenges, big or small, between when it is conceived and when an architectural plan is confirmed. It is normal to revise an initial construction plan. But the Kwun Tong redevelopment plan has been altered on such a scale that it is now beyond recognition. This is unacceptable. Wai Chi-sing, the URA's managing director, admitted that there was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District Council when the URA was about to submit the revisions to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Wai said he was willing to apologise for the mistake, adding that the URA would revisit the original design, study its feasibility and strive for the government's support in order to undo the mistake. What the public is most concerned about, however, is whether the Kwun Tong redevelopment plan would be dra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plan — just like the "Sneakers Street" in Mong Kok.

What bewilders the public most is why the oval-shaped building and terraced park must go. In fact, both were included in the initial master plan, showing that the URA did not think there was a feasibility problem at first. Even if the lawsuit in question requires the separate developments of the fourth and fifth development zon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everything must be redesigned from scratch and that the oval-shaped building and terraced park must be abandoned completely. Likewise, in the Sneakers Street redevelopment plan, the URA did not have to remove the fitness and leisure facilities on the two highest levels from the plan to accommodate the new requirements on building height set by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 it could have chose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levels of the residential flat instead. The URA could have chosen to be less profitable and keep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redevelopment plan.

Learning from the mistake, the URA will consider commissioning an initial study before presenting to the public the vision of the plan through a "master plan" in order to ensure feasibility and prevent the public's expectations from being vastly different from reality. This is a practical move. The redevelopment of old districts should be aimed at enhancing people's living. Such being the case, the wishe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valued above anything else. Even if the URA deems it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Kwun Tong redevelopment plan and redevelop the fourth and fifth development zones separately, it should still keep the oval-shaped building and terraced park in the design.

民之所欲為先 利之所在為後

觀塘重建計劃「走樣」，市建局誠信再受質疑。局方千方百計解畫，一邊為「溝通失誤」致歉，一邊否認「走數」，可是不管有心還是無意，兩大地標「鵝蛋」和「梯田」無聲無息消失於規劃之中，是鐵一般的事實。

市建局解釋事件來龍去脈，指出2007年初局方展示的「構想圖」，融入了公眾諮詢多項建議，惟並沒有可行性研究和具體數據支持。換言之，「構想圖」某程度只是向市民推銷的願景；真正包含了規劃參數的，是後來制定的「規劃總綱圖」。總綱定出規劃框架，之後再填上每個細部的建築設計，不過一些技術問題和變化，有可能影響建築設計的可行性，導致要調整規劃。局方聲稱，觀塘重建規劃需要大幅修訂，就是由於裕民坊第5發展區有逆權侵佔官司，可能嚴重影響重建進度，故此要將原本連在一起的第4和第5發展區分開重建，導致「鵝蛋」地標和「梯田」公園設計不再適用。

一個發展項目由構思到落實建築設計，面對大大小小技術挑戰，需要修訂原先規劃設計，本屬正常，然而觀塘重建規劃修改規模之大，可說是面目全非，令人難以接受。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承認，局方向城規會提交修訂之前，與區議會溝通不足，願意就失誤致歉，又說局方會再了解原先設計的可行性，爭取政府支持，希望亡羊補牢，不過公眾最關心的，仍然是觀塘重建會否像旺角波鞋街一樣嚴重「走樣」。

市民最大的疑惑，是為何非要犧牲「鵝蛋」和「梯田」不可。規劃總綱圖最初已包括「鵝蛋」和「梯田」，說明局方認為可行性不成問題。就算由於官司問題，必須將第4和第5重建區分開處理，也不代表要一切推倒重來，完全拋棄「鵝蛋」和「梯田」，情形一如波鞋街重建項目，城規會制定了新的樓宇高度限制，不代表市建局一定要刪走原先兩層的「康體文娛場所」遷就，而不去選擇減少住宅樓層；巿建局可以少賺一點錢，保留重建項目神髓。

汲取今次教訓，市建局考慮未來先聘請顧問做初步研究，確保了可行性，才向公眾展示「構想圖」願景，以免市民的期望與現實發展出現太大落差，這是較為務實的做法。舊區重建旨在改善居民生活，必須以民為先。如果市建局認為一定需要修訂觀塘重建規劃，將第4和第5發展區分開重建，也應保留「鵝蛋」地標和「梯田」公園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