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7年12月18日 明報 筆陣版 撰文：林泉忠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韓國總統文在寅結束了為期4天的對華國事訪問，雖然韓國輿論整體看來對總統此行評價並不高，銷量最大的韓國《朝鮮日報》更刊出力數文總統在中國如何遭受冷遇的文章，不過能在中韓關係因韓國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風波而陷入自1992年建交以來谷底之際，成功完成了「破冰之旅」，開啓了恢復中韓正常經貿與人員交流的大門，已是難能可貴——別忘了當下還是實力主義先行的「中國崛起」高峰期。話說回來，就如曾經在歷史上維繫了超過2000年的宗屬關係，但中韓的外交關係卻「只有25年」一樣，兩國關係如何脆弱、微妙乃至詭譎，不言而喻。而這些「歷史問題」才是長期左右兩國關係的潛在因素。
筆者於今年9月造訪首爾一周，並受邀在國立外交院、東北亞歷史財團、高麗大學亞洲研究所發表演講。此行最多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如何打破薩德風波以來中韓關係的僵局，從中感受到韓國知識精英對此議題的高度重視，及不得其門而入的憂慮，也突顯了韓國缺乏應對中韓變局的經驗，與筆者在中日關係低潮時所目睹日本的處之泰然着實有天淵之別。
對此，筆者提出3點建言。其一，認真研究造成中韓關係急劇惡化的外交技巧上的「失誤」，及雙方關係的結構性問題——即不僅僅需研究檢討處理對華外交的技術問題，還包括涉及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因素，避免重蹈覆轍。
其二，此次中韓關係的挫折不會是最後一次，韓國應該以處變不驚的態度應對之，將兩國關係時有的矛盾、摩擦、衝突視為「常態」。
其三，處理類似薩德的問題，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因為日本處理中日關係問題的經驗豐富，包括在2012年因釣魚台「國有化」衝突而使兩國一度幾近戰爭邊緣，然而安倍政府卻能在兩年後與北京達成4項共識，成功扭轉了兩國關係處於谷底的危急局面。換言之，韓國可研究在不撤除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的同時，除了強調薩德並非針對中國，更應做出一些保證，努力消除薩德對中國產生的疑慮。
到了10月，在韓方提出就薩德問題的「三不」承諾，即不加碼部署薩德系統、不加入美國導彈防禦（MD）系統及不加入美日韓三國軍事聯盟，如此才讓北京勉強驗收，促成了12月文在寅總統訪華。
初次以總統身分訪華的文在寅為了此次訪華，還做足功課。其中最顯眼的莫過於大打「歷史牌」，而被部分韓國乃至日本媒體揶揄為「極盡討好中國之能事」。文在寅抵達北京當日的12月13日，恰巧為南京大屠殺80周年紀念日，文一方面讓韓國駐北京大使到南京出席相關儀式，免除必須前來接機的慣例，另一方面發表「對於中國人經歷的這起悲劇，韓國人也是感同身受」的言論，繼而又在15日北京大學演講時更進一步清晰地闡述「中國與韓國在近代史進程中曾經榮辱與共」的歷史觀。此番言論，顯然是要表達中韓兩國都在近代史上飽受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蹂躪，努力地在歷史上尋找中韓之間的連接點與相似經歷。
文在寅對微妙關係欠細膩理解
不過當文總統緊接着抵達重慶並造訪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將韓國人民在日本殖民主義壓迫下尋求獨立建國的歷史追源於此，他在感慨那一脈相承的民族獨立史及當年得到中國協助時，似乎擺錯了時空，也折射出他對那段歷史與「中國政府」關係的微妙，缺乏細膩理解。
一言以蔽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基本上與中共及之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無關係，且由始至終深受國民黨政府的扶持與影響，從國名採用「民國」已可見一斑。1919年4月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當時中共還沒有成立。直到抗戰爆發，隨着上海淪陷後，韓國臨時政府就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往重慶而跟着遷至陪都（而不是延安）。1943年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商議如何處理日本戰後領土問題，蔣雖然在此重大會議期間對琉球立場略顯曖昧，卻是由始至終旗幟鮮明地主張朝鮮獨立，是與會領袖中最積極的一位。當時冷戰還沒開始。
二戰結束，臨時政府國務委員會主席、被稱為「大韓民國國父」的金九，離開重慶前發表了《致中華民國朝野人士告別書》，稱：「抗戰八年來，敝國臨時政府隨國府遷渝，舉凡借撥政舍，供應軍備，以及維持僑民生活，均荷於經濟百度艱窘之秋，慨為河潤。」返國後，大韓民國於1948年成立，親中共的金日成等則於朝鮮半島北部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翌年中共建政，自然是承認朝鮮，大韓民國則繼續與播遷至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友好關係。韓國為何遲至1992年才與中華民國斷交，不僅僅彼此是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上的患難之交，更有獨立前國府包括在困難的抗戰時期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庇護與支持那段歷史情份。而這段情誼，是新建的重慶「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陳列館」解說員無法陳述清楚的部分。倘若文在寅總統是明白箇中之微妙，或許會有更得當的表述。
話說回來，「歷史牌」在民族主義都異常強烈的中韓兩國之間並不好打，一不小心可能惹出大禍。其實中韓之間在過去25年也並非只有薩德風波這個麻煩；讓人記憶猶新的，就有恰恰是涉及「歷史問題」的「高句麗歷史之爭」。2001年中國方面試圖透過「東北工程」計劃，將高句麗定位為中國歷史上的「地方政權」，將高句麗編入中國歷史，引發韓國強烈不滿。所幸當時中國政府願意讓步，並於2004年與韓國方面達成5項諒解協議，才使該爭議告一段落。
有了此次經驗，基於「顧大局」之原則，此後中國在處理與韓國之間的歷史問題上趨於謹慎，甚至在學術界都盡可能避免提及近代以前東亞在「朝貢體制」下中韓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其時中國君臨東亞2000多年，朝鮮國王一直接受中國皇帝冊封，並向中國朝貢，此一歷史許多韓國人也都視為民族恥辱。經過甲午一役，《馬關條約》簽署，朝鮮才正式脫離中國影響，並於1897年建立大韓帝國。在向中國朝貢的年代，朝鮮並沒有自主的外交，而是以「事大主義」貫之。說到現代韓國的外交，由於脫離中國影響後的朝鮮逐漸落入日本掌控之中，而戰後又追隨美國，難怪有韓國學者認為真正韓國的自主外交，當以時下始之，而薩德事件正是考驗韓國自主外交的重要起點。
中韓關係，尤其是歷史關係錯綜複雜，而對歷史的詮釋又是當下主權正當性的來源，加上兩國仍處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年代，一不小心，雙方在「歷史問題」上的衝突可能在中日之上。故無論是中國還是韓國，都不得不如履薄冰、謹慎以對。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