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7年5月2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彭嘉林 本土研究社成員>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年，在政府「主動遺忘」的社會工程下，香港不清楚「六七」的大有人在。很多人甚至簡單以為「六七」像雨傘運動一樣，只是市民走上街頭爭取訴求，而忽略了背後複雜的政治局勢。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這段50年前的歷史事件為香港帶來哪些政治後遺？除了「恐共」之外，六七暴動又如何有助我們理解當下的中港關係和香港的愛國陣營？
愛國左派的轉捩點
很多人視六七暴動為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註1），其實它更是香港愛國左派的重大轉捩點。在戰後國共「左右對壘」的冷戰地緣政治大格局下，香港蟄伏這樣一群「自成一派」的社群，他們有着自己的教育系統、工作機構、工會、電影和刊物，遙遙呼應「祖國」的政治風向，行動上又有所區分。他們在殖民地小島打着「愛國」的旗幟，營造基層社區溫情，既有統戰同胞認同「新中國」的現實需要，同時又有「左翼」某種激進、平等甚至反殖的理想主義面孔。
這群愛國左派偶爾罷工示威、反對英治，亦曾支援本地的木屋區火災問題，但在港英嚴防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之下，總體來說還是低調行事，直到六七暴動。在文革的熾熱氣氛下，這群香港社會的半地下社群集體「出櫃」動員，煽動民族主義，使香港一度陷入「城市恐怖主義」的境地。香港主流社會驚覺，大部分時間和平共存的愛國左派原來可以「去到好盡」，有如此嚴密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發起罷工和炸彈浪潮，癱瘓整個香港。自此，愛國左派失卻人心、受盡排擠，深耕細作建立的基礎工作不但毁於一旦，更令香港社會埋下「恐共」的意識。與此同時，真正自發提倡反殖、平等與激烈抗爭的左翼思潮與行動卻蒙上被污名化的陰影（註2）。
「繁榮穩定」的緊箍咒
今日我們經常聽到「繁榮穩定」，像是不可撼動的政治共識，其實它就是暴動後愛國左派與港英共謀的後遺。當1970年代港英祭出懷柔政策，愛國左派迅速轉向「去激進化」，失去反抗意識與力量。他們大體上放棄平等與反殖的追求，缺席本地眾多議題，回歸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維持現狀」政策，賺取外匯，實質已成港英管治的共謀。在長期的沉寂之後，愛國左派更逐漸「主流化」，吸納「根正苗紅」、基層社群以外的港人，教育系統上亦放棄共產主義式教育（作者按：當時左派學校杯葛升中試，稱港英教育為「奴化教育」），回歸到升學為主的常規教育（註3）。另一方面，暴動後香港中資機構亦在中國「走資」之前，於本地進行經濟和金融方面的嘗試（註4），參與資本主義遊戲，及後再北進建設，享受特殊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打響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槍。
其後中英談判期間，愛國左派將這種暴動後的「繁榮穩定」殖民發展主義大計與「愛國愛港」的統戰方針合二為一，發揚光大，由此定下香港政治的主旋律。此間中央廣泛籠絡香港工商界資本家和華人管治精英，「愛國」的定義不是有否參與或支持六七暴動，而是擁護中共對港的「一國兩制」方案。傳統的愛國左派與香港資本家實現「大和解」，香港中資充當港資北上發展龐大市場的「掮客」與「顧問」，一同組成左右香港前途大局的愛國建制陣營，以「繁榮穩定」之名維持香港殖民體制，「平穩過渡」到九七後成為管治階級，成為排拒民主參與和經濟平等政策的緊箍咒，遺害直至2017年的今天。
愛國動員的變與不變
除了「繁榮穩定」的緊箍咒，50年後「六七」的「愛國動員」幽魂同樣縈繞在香港社會，各種以「愛國」之名、動輒上綱上線到「敵我矛盾」和「外國勢力」的動員仍聲勢浩大。無論是「六七」的冒進行為，還是今日的強硬鬥爭路線，從來就不止是「左毒」的「非理性」的行為，而是有其現實主義的面向，當中產生的機制沒有根本的改變。
50年前的六七暴動，一直都有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時對港機構爆發權力鬥爭下，港澳工委為了自保，甚至是爭權奪利的冒進行為（註5）。而這展現了一種一直縈繞着中港關係的政治邏輯：當愛國左派不斷膨脹，淪為組織化和官僚化的體系，一旦捲入上層或地方派系的利益鬥爭，或者想爭取更大的政治權力和利益，「寧左勿右」的情况往往就會出現，其中的表現方式就有鬥爭思維主導的愛國動員。
「六七」如此，今日的香港亦是如此。近年就有愈來愈多「愛字頭」的組織「勇武愛國」，窮追猛打香港的公民運動。2014年周融發起的「反佔中簽名運動」、2016年梁頌恆游蕙禎宣誓事件過後的反辱華動員，就讓港人再一次看到愛國動員的盲動，彷彿看到「六七」放手群眾發起「人民戰爭」的影子，當中有團體更獲邀上北京見中央領導人。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從來都是中國政治的延伸，50年前的六七暴動既是港澳工委冒進所為，又是中央的決策所為，兩者必有互動，絕無可能只是「地方」單方面所為，今日的亂局亦當作如是觀。
與當年一樣，今日的愛國陣營在組織形態上一樣都是星羅棋佈，遍佈各行各界。愛國陣營如今身處建制，香港中資又不斷壯大，動員的資源和網絡遠遠多於當年。但現在被動員的「愛國群眾」已經不再像50年前一樣，是殖民地躁動不滿的學生、青年和工人，更多的是以「蛇齋餅糉」維繫的僑鄉、基層，甚至是從深圳共青團「調兵」南下的「義工隊」（註6），以及來港工作和讀書的「港漂」（註7）。
總括而言，儘管六七暴動過去50年，香港已由殖民地變成特區，但面對的中港關係仍是長期處於這種脆弱之中。鬥爭思維主導的愛國動員和強硬手法仍不時出現，而我們似乎還沒找到方法，有效應對這種反覆出現的戲碼。
註1：資深記者張家偉於著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提出此說法
註2：梁文道曾指出，「六七」「嚴重地扭曲了香港的政治光譜，生出瀰漫整個社會的恐左情緒。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套主張只要被貼上左的標籤，就會被排擠為不須理會的異物」；見《明報》，〈為香港的左派招魂〉，2006年5月17日
註3：相關討論見梁寶霖、梁寶龍〈愛國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劉翠珊〈國家權力與教育——戰後至回歸前親共愛國學校在香港的發展〉，收於《胸懷祖國：香港「愛國左派」運動》，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
註4：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歴史》，
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1年
註5：根據金堯如《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當時「革命領導小組」奪了中央外辦的權，直接指揮香港工作，新華社的「當權派」為了自保烏紗帽發起「反英抗暴」
註6：「端傳媒」，〈獨家調查：深圳義工隊赴港反港獨，包吃包玩遊西貢〉，2016年12月6日
註7：「端傳媒」，〈獨家調查：港漂社群壯大 建制新力量崛起？〉，2016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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