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設東海鑽井船 日本提抗議

<轉載自2018年6月30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日本官方昨日證實，中國在東海逐步開採天然氣油田，並在中日中間線附近新設移動式鑽井船，可能為建造新的油氣田挖掘設施而作試驗性開採。日本外務大臣河野洋平表示，這無助於中日的親善友好，日本嚴正抗議。

停於中日界線附近

日本《產經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政府相關人士稱，日本政府6月下旬確認，中國的移動式鑽油船停在東海的中日中間線附近。外務省負責的課長級官員立即向中方表示，「(中方)繼續單方面開發的行為令人極其遺憾」。據悉，這次中國新設的移動式鑽井船「KANTAN4號」，有別於過去所用的淺海用裝置，而是可在深海探鑽的半潛水型鑽井船。日本政府首度確認中國設立此種鑽井船，可能連結新的海洋平台，當局高度關注動向。

針對中國新設移動式鑽井船，外務大臣河野太郎昨日在內閣會議後例行記者會中確認此事，他表示在海洋的界線還沒劃定的情下，這無助於中日的友好親善，日本嚴正抗議。官房長官菅義偉也在記者會上強調稱，「將繼續強烈要求早日重啟基於2008年共識的磋商。」

中日兩國政府2008年就共同開發油氣田達成共識，但在2010年9月釣魚島發生撞船事件之後陷入中斷。中國在中間線的中方一側海域共建造16座油氣田開採設施，推進單獨開發。日方反覆要求中方停止上述行為，但中方並未予回應。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5月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談時確認了堅持2008年共識，但談判何時重啟尚難預料。

禮頓非「大到不能碰」 政府切勿口硬手軟

<轉載自2018年6月27日 明報 社評>

沙中線紅磡站月台剪短鋼筋事件，政府在限期屆滿前，終於收到承建商禮頓建築（亞洲）的報告。政府表示，若有足夠資料，會考慮是否需要採取規管行動，不會不了了之。當局是否說到做到，仍需拭目以待。紅磡站月台安全成疑，倘若「5000短筋」說法屬實，事態可能更嚴重，全面拆除石屎檢驗，才是安全第一、負責任的做法。「剪筋門」曝光以來，禮頓一直拒絕公開交代，態度並不合作。目前禮頓承接政府多個工程項目，總值數百億元，然而當局不能因此口硬手軟淪為紙老虎，而應考慮先暫停禮頓投標工務工程，直至真相水落石出。

全面鑿開月台石屎 查證五千短筋真偽

沙中線工程問題接二連三，繼紅磡站「剪筋門」後，會展站挖掘工程又未依照圖則安裝工字鐵支撐連續牆，兩項工程均牽涉禮頓。港鐵表示，紅磡站駐地盤人員先後5次發現鋼筋有問題，短筋數量少於20多支，惟有議員引述消息指，剪短鋼筋可能多達5000支，相當於總數兩成。有關說法是耶非耶難以判斷，最穩妥的做法是大規模鑿開混凝土，逐一詳細檢驗。「剪筋門」事態嚴重，已不可能單靠負載安全測試了事。

政府要求禮頓最遲本周二（昨天）呈交報告，解釋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政務司長張建宗表示，如果承建商不在限期前交報告，發展局會「嚴肅處理」。最終禮頓有依時提交報告，不過內容究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是蜻蜓點水虛與委蛇，外界不得而知。政府僅表示盡快按機制程序審視報告，再決定下一步行動，至於是否公開資料，還須審視資料性質，徵詢法律意見後才決定。

沙中線工程問題曝光以來，禮頓從未公開交代，就連港鐵方面亦頗有微言。港鐵主席馬時亨透露，他們曾要求禮頓出來交代，可是不得要領。有記者問港鐵是否對禮頓「無符」，馬時亨直言「同意有關說法」。分判商中科興業更聲稱，有人「警告」他們不得違反與承建商簽署的保密協議，早前中科代表向港鐵作供，又有人多次以「超出保密協議條款」為由，打斷中科人員作供。

禮頓建築於1962年成立，是澳洲禮頓控股旗下的全資子公司，1975年起涉足亞洲建築工程業務。面對跨國大企業，特區政府和港鐵均顯得甚為窩囊。港鐵未能要求禮頓交代事件，禮頓在「剪筋門」和會展站問題的表現，亦不令人覺得對港鐵有足夠尊重。

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港鐵要向政府提交報告，然而禮頓並未配合，臨近最後關頭，才派地盤管理人員向港鐵解釋，以及提交工程文件。至於會展站挖掘工程不依圖則安裝工字鐵，情况也相當離譜。港鐵駐地盤人員發現問題後，向承建商「禮頓—中建聯營」發出「不合格報告」，然而承建商並未理會，沒有按港鐵要求提交修正方案，反而繼續挖掘，事件拖延一個月，挖掘工程才叫停。

暫停禮頓投標工程 政府須有從嚴決心

目前禮頓承接了多個港鐵和政府工程項目，合約總額近600億元，政府和港鐵高層是否因此敢怒不敢言，惹來不少懷疑。近日政府態度轉趨強硬，除了委任終審法院前法官夏正民領導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便日後運用法定權力傳召禮頓高層作供，當局還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視現時禮頓承建的7項政府工務工程。政府表示，跨部門小組暫未發現工程結構或質量有問題。政府加強監察當然是好事，可是「剪筋門」已清楚說明，單靠檢視文件和走馬看花巡查，根本不可能發現問題。沙中線工程問題叢生，市民對政府監督能力大感懷疑，當局有必要以實際行動，證明跨部門小組不是裝裝門面走過場。

禮頓是少數有能力競投本港各類大型公共工程的承建商，惟亦非只此一家，不是「大到不能碰」，政府至少還有10多家大型承建商可以選擇，如果有承建商態度不合作，工程質量也引來公眾懷疑，政府沒理由投鼠忌器。「剪筋門」事態嚴重，禮頓表現惹來社會普遍不滿，誠信受到質疑，政府單是考慮到民情憂慮，就應該即時暫停禮頓投標工務工程，直至「剪筋門」獨立調查有結論為止，假如調查結果證明有人蓄意造假，政府應該更嚴正地嚴肅處理。

近日政府官員表示會詳細審視禮頓的報告，若不滿意禮頓的解釋，又或認為禮頓有問題，將會採取規管行動，不排除暫停禮頓投標政府工程，甚或除牌，云云，然而當局是否有決心從嚴處理，公眾始終欠缺信心。市民最擔心的就是政府口硬手軟，即使發現承建商有問題，懲罰也不過是投標扣分，從輕發落，形同無牙老虎。

Will the government be tough on Leighton?

AT long last, the government received a report from Leighton Asia, the main contractor, on the "shortened steel bars" incident in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project at Hung Hom station of the Sha Tin-Central link before the deadline.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it will consider taking regulatory action if there is sufficient information. It will not leave the matter unresolved forever.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a Tin-Central link have been exposed one after another. The "shortened steel bars" saga was followed by the revelation that, during a digging operation, I-beams were not installed to support the slurry wal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sign. Leighton is involved in both projects. The MTR claims that officers stationed at Hung Hom station five times discovered problems with the steel bars, but fewer than 20 of them were problematic. However, a lawmaker has quoted someone with inside knowledge as saying that as many as 5,000 steel bars, or 20% of the total, were shortened.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the veracity of the claim. The most prudent thing to do is to carry out a large-scale inspection by cracking open the concrete and examining the steel bars one by one.

The government had ordered Leighton to submit a report no later than Tuesday (yesterday) to explain the shortened steel bars in Hung Hom station. Matthew Cheung,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had said that the Development Bureau would handle the matter "seriously" if the contractor did not hand in the report on time. Though Leighton did submit the report at last, those on the outside cannot possibly know whether the report will provide the full details of the incident or it will just be superficial and perfunctory. The government has only said that it will inspect the repo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chanism and determine what to do next. It will examine the nature of the report and seek legal advice before deciding whether to make the report public.

Leighton has never given a public explanation of what has happened since problems with the Sha Tin-Central link came to light. Even the MTR has been irritated. Frederick Ma, chairman of the MTR, disclosed that the company once demanded Leighton make an explanation to the public but to no avail. When asked by a reporter whether the MTR was at its wits' end facing Leighton, Ma said candidly that he "agrees with such a view". China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imited, a subcontractor, even claimed that someone cautioned them not to violate th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signed with the contractor. When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echnology gave the MTR a testimony earlier, they were interrupted multiple times by someone warning them not to "overstep the limits imposed by the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Founded in 1962, Leighton Asia i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CIMIC Group, an Australian company. It ventured into construction in Asia in 1975. Facing such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SAR government and the MTR have been quite ineffectual. The MTR has failed to get Leighton to explain the matter. The way Leighton has dealt with the "shortened steel bars" incident and the problems facing Exhibition Centre station shows that it has little respect for the MTR.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recently said that they will examine Leighton's report in detail and will take regulatory action if they are not happy with Leighton's explanation or think Leighton is to blame. The government says it will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barring Leighton from bidding for government projects or even revoking its license. But the public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the determination to be hard on Leighton.

禮頓非「大到不能碰」 政府切勿口硬手軟

沙中線紅磡站月台剪短鋼筋事件，政府在限期屆滿前，終於收到承建商禮頓建築（亞洲）的報告。政府表示，若有足夠資料，會考慮是否需要採取規管行動，不會不了了之。

沙中線工程問題接二連三，繼紅磡站「剪筋門」後，會展站挖掘工程又未依照圖則安裝工字鐵支撐連續牆，兩項工程均牽涉禮頓。港鐵表示，紅磡站駐地盤人員先後5次發現鋼筋有問題，短筋數量少於20多支，惟有議員引述消息指，剪短鋼筋可能多達5000支，相當於總數兩成。有關說法是耶非耶難以判斷，最穩妥的做法是大規模鑿開混凝土，逐一詳細檢驗。

政府要求禮頓最遲本周二（昨天）呈交報告，解釋紅磡站剪短鋼筋事件，政務司長張建宗表示，如果承建商不在限期前交報告，發展局會「嚴肅處理」。最終禮頓有依時提交報告，不過內容究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還是蜻蜓點水虛與委蛇，外界不得而知。政府僅表示盡快按機制程序審視報告，再決定下一步行動，至於是否公開資料，還須審視資料性質，徵詢法律意見後才決定。

沙中線工程問題曝光以來，禮頓從未公開交代，就連港鐵方面亦頗有微言。港鐵主席馬時亨透露，他們曾要求禮頓出來交代，可是不得要領。有記者問港鐵是否對禮頓「無符」，馬時亨直言「同意有關說法」。分判商中科興業更聲稱，有人「警告」他們不得違反與承建商簽署的保密協議，早前中科代表向港鐵作供，又有人多次以「超出保密協議條款」為由，打斷中科人員作供。

禮頓建築於1962年成立，是澳洲禮頓控股旗下的全資子公司，1975年起涉足亞洲建築工程業務。面對跨國大企業，特區政府和港鐵均顯得甚為窩囊。港鐵未能要求禮頓交代事件，禮頓在「剪筋門」和會展站問題的表現，亦不令人覺得對港鐵有足夠尊重。

近日政府官員表示會詳細審視禮頓的報告，若不滿意禮頓的解釋，又或認為禮頓有問題，將會採取規管行動，不排除暫停禮頓投標政府工程，甚或除牌，云云，然而當局是否有決心從嚴處理，公眾始終欠缺信心。

只在簡體網標示中國台灣 官媒轟日航企

<轉載自2018年6月27日 明報 加東版 中國版>

中國大陸民航部門日前致函44間外國航空公司，要求糾正對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地區的錯誤標註，惟日本航空、全日空公司被揭只在簡體中文網站作出修改，其他語言的網站仍將台灣列為國家。

大陸官媒昨日刊文狠批做法是「兩面派」，直言「中國政府和民眾會接受這種『小伎倆』嗎？答案顯然是『不』。」

大陸官媒記者前日登入有關航空公司的官網查看，發現簡體版官網已將「台灣」改稱「中國台灣」，但面向台灣用戶繁體版，以及日文、英文等頁面，「台灣」仍與「中國」並列。

大陸民航專家張寶鑫指出，隨著大陸民航部門訂下的期限快將臨近，陸方可制訂措施督促相關航空公司執行，例如可依據航權對等原則，調整外國航空公司飛往大陸的航班數量，或者對其在大陸運營的網站、App等，提出整改措施。

已經無嘢可以阻止樓價上升

<轉載自2018年6月26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記者喜歡找名人評論樓市走勢，近年樓價爆升，名人紛紛變「燈神」。近日野村證券發表報告，警告香港是全世界最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的經濟體。在他們的預報系統，關於香港的60個風險指標之中，有52個已亮起紅燈。報告指出香港在企業與家庭債務比率和實際樓價兩個範疇，都有潛在危機。

關於這一類經濟和金融危機預警系統，解釋已發生的危機還好，但預測未來危機，向來成功率偏低，誤鳴率甚高，因此為人詬病。話雖如此，他們所使用的風險指標，往往反映經濟體的穩健性，所以值得了解一下。

首先關於企業和家庭的債務比率方面，香港在世界各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其實並不出奇。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中心，跨國企業在香港融資，造成企業信貸比率高、國際資產在香港活動頻繁等，是離岸金融中心的一大特色。大行報告做的是國際統計，不會為香港度身訂做自己一套準則，因此債務方面，似乎問題不大。

香港的樓價太高，不容置疑。必須指出，在經濟學模型，樓價升幅長遠和經濟增長是1：1的。這個原因很顯而易見：若樓價升幅一直高於經濟增長，最後房地產相對其他商品的價格趨於無限，生產其他商品變得毫無價值。2003到2017年，樓價升幅是5.84倍（註1），本地生產總值升幅只有2.12倍。

長期影響樓價的因素

當然，上述理論並沒有考慮人口流動等問題。譬如世界大城市樓價升幅，一般都很高，原因是地小人多，中心地段更買少見少，供求關係帶動樓價上漲。香港與很多大城市的分別是，其他大城市的人，若負擔不起在中心地段居住，可搬到周邊地區；但香港的周邊地區，就是深圳，搬到深圳居住的人畢竟不多，而且香港的樓價統計不包括深圳。根據Demographia的數字，新加坡的樓價相對於入息中位數為4.8倍，東京－橫濱是4.8倍，香港是19.4倍。由此可見，即使只看大城市的樓價，香港也是數一數二，外地來港工作的人，無不怨聲載道。

從上述觀點看，一個城市的樓價，長遠來說，代表着居民對那片土地的信心。有3點值得留意。第一，樓的價值受基本因素影響，城市的經濟增長是決定樓價的一個重要因素。生產力高、人才匯集的地區，樓自然貴，如美國矽谷灣區，世界一流的科研人才都在那裏聚居，樓價自然貴。第二，香港近期政治環境混亂，中產小康市民紛紛討論移民大計，這種政治上的悲觀與樓價上的樂觀，恰恰相反。第三，嬰兒潮一代即將退休，香港的退休保障不足，有些退休人士未來需要變賣資產。而嬰兒潮一代人的資產，不少是以房地產的形式存在，若他們賣樓，將會增加住宅供應，推低樓價。

短期樓價走勢難以預測

樓價的短期走勢，一直是社會大眾最關心的議題，譬如近日坊間有「房屋供應不影響短期樓價」的說法。根據金管局一份研究的計量分析（註2），把樓價的短期走勢，分拆成房屋供應、房屋需求、利率、銀行貸款和市場情緒5個因素。要預測樓價十分困難，因為除了要預測上述各項因素，也要判斷這些因素之中，有什麼已被市場消化而已經反映在當前的樓價。

房屋供應雖然理論上有影響，但在今時今日的社會，要增加供應，談何容易？自土地大辯論，以至政府拍板、更改土地用途、環境評估等，動輒以年計，還有「八萬五已經不存在」的名句，政策不確定性很大，因此難以動搖供應不足的預期，所以在供應上要大幅影響樓價，實在不容易。

利率和銀行貸款方面，可以出乎意料的事情也不多。香港實行聯繫匯率制度，港元利率大致跟隨美國利率，美國息口近年很少大上大落。即使加息一厘，一般按揭供款還款負擔不會增加很多，以400萬至500萬元單位計，分攤30年，只是一個月增加供款約2000元。

以「不確定性指數」觀察市場情緒

最有可能在短期觸發樓價波動的是市場情緒，偏偏市場情緒也是最難捉摸的。浸會大學的陸尚勤博士和金管局的研究員研發了一個關於香港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 Index；註3），可以間接觀察市場情緒。他們利用本地報章報道搜索關鍵詞的方法，制定指數，並發現當香港的不確定性增加，經濟增長和企業投資會放緩，樓價亦會受壓。

譬如，2016至2017年初經歷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還有香港特首選舉等政策不確定性的事件，從指數可以看出，市場的危機意識增加，同時樓市升幅稍為緩和。2017年以後，經濟不確定性低，市場亢奮，連帶樓市屢創新高。即使今年初港匯轉弱，聯繫匯率在4月觸及7.85弱方兌換保證，金管局被迫接貨，沽美元買港元，EPU輕微上升。但4月金管局入市數次後，對實體經濟沒有影響，銀行流動性也未見收縮，至5月社會大眾已經見怪不怪，EPU指數破底，樓價有望續升！

空置稅無用之用

近期政府打鑼打鼓要搞大的一手樓空置稅，實在雷聲大雨點小。所謂囤積一年以上一手樓未售單位原來只有3000個，放出去如「魚糧入錦鯉池」——瞬間即逝。那些「增加供應不會影響樓價」學派，實在無必要支持空置稅立法，也無必要將空置樓推出市場，因為他們認為反正增加供應沒有用，卻要動用成本去立法執法，還要佔用公共空間討論，使大家忘了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的失敗推銷。

空置稅的最大作用是在土地大辯論期間告訴大家，「嗱，其實政府不怕地產商」，以及「沒有官商勾結」。就算雷厲推行，也不會「入肉」。真的要幫小市民買樓，應增加持貨成本，每名香港居民只能持有一個物業，多於一個就仿效外國，每年收樓價1%至3%的持貨稅，收到你怕、收到你賣。但真正會「痛入肉」的稅，政府是不會收的，只能搞作用不大的一手樓空置稅，爭取民望有餘，實際成效不彰。用只影響3000個單位的一手樓空置稅換回高爾夫球場，好抵呢。

註1：以新界區A類單位計算

註2：Tommy Wu, Ken Wong and Michael Cheng（2017）. "Estimating the drivers of Hong Kong's housing price short-run dynamics."

註3：指數可在www.policyuncertainty.com下載，每月更新；相關研究見"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Spillovers in Small Open Economies: the Case of Hong Kong"

副學位課程須唯用 政府應把關保質素

<轉載自2018年6月26日 明報 社評>

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公布諮詢文件，建議保留副學位制度，同時制訂清晰政策，確保自資課程質素，營辦機構發展情况若不理想可取消註冊。副學士課程推出10多年， 一直存在「高不成、低不就」問題，自資課程良莠不齊，儼如院校生財工具，同樣備受詬病。自資專上教育改革，關鍵在於配合社會經濟需要、滿足學生合理期望，當局若要保留副學位制度，必須加強質素把關，確保課程實際唯用，否則只是浪費莘莘學子時間與金錢。

重新定位副學士 政府勿自欺欺人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專責小組，檢視自資院校角色及副學位課程未來路向，由教大（前稱教院）前校長張炳良擔任主席，本年底向政府提交報告。小組研究8個月後，發表諮詢文件，建議保留副學位「雙軌制」，高級文憑和副學士繼續並行，惟兩者需要重新定位加強區分，副學士主要支援升讀學位課程，高級文憑則支援升讀跟職專教育相關的學位課程。張炳良表示，小組與不同持份者交流，大體而言學生認為就讀副學士有裨益，所以不建議取消。

2000年政府推出副學士，希望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能由當時的33%，在10年間倍升至60%，追上發達國家高中畢業生升學比率。副學士的原意，是作為中學課程與大學課程之間的一個資歷架構。政府強調， 副學士學位兼備通識教育及職業導向訓練，是「獨立而有價值」的資歷，持有副學士學位者，可以投身基層管理及相關專業的助理崗位，然而經過10多年發展，副學士僅被視為升讀學位課程的跳板。對於很多學生和家長來說，副學士存在的最大意義，只是毋須「一試定生死」，即使文憑試失手，仍可花錢買一個入讀「八大」的機會。

副學士課程超過六成屬通識性質內容，不夠職業導向，學生畢業後難以找到理想工作，還要背負大筆學債。相比之下，高級文憑以職業訓練為定位，專業技能訓練內容佔課程六成，反而做到畢業後既可就業亦可選擇升學，兩路皆通。近年副學士與高級文憑修讀人數此消彼長，實非偶然。去年當局更新副學士課程通用指標，課程宗旨部分索性刪去「擔任基層行政及管理職位」的字眼，反映副學士已偏離初衷。

政府高等教育政策重量不重質，埋下今天惡果。隨着「少子化」成為社會趨勢，中學生人數減少，未來數年全港專上本科及副學位學額更將供過於求，情况令人憂慮。副學士淪為雞肋，政府進退維谷，如果貿然廢除，對於所有副學士畢業生的學歷認受性，將構成沉重打擊，當局眼前能做的，是設法賦予副學士更多實用價值。張炳良表示，目前重點應該是提升副學位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深入檢視課程結構，看看如何令到副學士與學士學位課程銜接得更好。有關主張說白了就是面對現實，承認副學士最大作用就是升學踏腳石。既然大多數學生修讀副學士，不過是想有第二次機會爭取修讀學位課程，當局就不應繼續自欺欺人，空談副學士課程如何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自資課程良莠不齊 不能只講「市場主導」

政府檢討自資專上教育，應該多從滿足社會需要角度出發。社會上不少技術工種，不一定需要大學學位，可是需求卻相當殷切，政府改革副學位制度，應該強調唯用，多向實用性質較強的高級文憑課程傾斜。同時，政府亦必須處理自資課程良莠不齊問題。特區政府施政，深受「市場主導」意識形態影響，過去10多年自資專上教育發展，大體也是由市場力量主導，現時全港有11所自資院校提供學士學位課程，「八大」轄下自資學士課程數目亦不少。自資院校開辦課程，好處是彈性較大，理論上可以迅速調整，迎合市場人力需求，然而隨着自資專上教育成為一盤賺錢大生意，政府規管不足，自然容易衍生課程質素參差等問題。

雖然自資院校未獲政府恆常資助，惟亦受惠於批地計劃等支援措施，政府本來就有責任監管其課程質素。現在檢討小組建議為自資院校建立統一規管架構，制訂評審準則，讓有能力的院校發展成私立大學，至於發展較預期差的營辦機構則取消註冊。有關做法意味政府加強介入，對於確保課程質素，應有一定幫助，問題在於當局是否有決心做好把關。張炳良舉例說，當局可以院校收生人數、師資等作為評審標準，有自資院校人士已即時提出異議，認為不應以收生人數衡量院校質素。政府加強規管，難免容易惹來反彈，然而自資課程質素參差，情况必須整頓，當局需要做到規管合度，以免措施形同虛設。

Review of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s

IN a consultation document released by the Task Force on Review of Self-financing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ssociate Degree scheme be preserved, and a clear policy be formulat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self-financing courses. If the organisations offering such courses do not showcase satisfactory progress, their registrations might be revoked, the document suggests.

When the Associate Degree scheme was introduced in 2000, it was aimed at boosting the universalisation rate of tertiary education from 33% at the time to 60% within ten years, which was the proportion of high school graduates pursuing further stud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establish a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between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ertiary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tressed that an Associate Degree, combining liberal studies education and vocation-oriented training, was an "independent and valuable" qualification, whose holders could start a career in junior management or assistant positions in related professions. More than ten years have passed, and the Associate Degree is still regarded as nothing more than a springboard for undergraduate degrees. To many students and parents, the most important raison d'être of the Associate Degree is to save them from having their destiny determined by a single examination. Even if their DSE examination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they can still have a chance of going to one of the eight universities by parting with some money.

An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is made up of more than 60% of liberal studies education, and as such is not sufficiently vocation-oriented. Its students have had difficulty landing decent jobs, and at the same time are saddled with debts. A higher diploma, in comparison, is oriented towards vocational training, with training in professional skills making up 60% of the programme. Graduates can choose to work or pursue further studies. It is not a coincidence that enrolments for higher diplomas have been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at the expense of associate degree enrolments. Last year the authorities updated the common descriptors and removed the words "pursue [...] employment in an administrative/managerial position at the entry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programme has departed from its original intention.

The government's tertiary education policy placed more emphasis on quantity than quality, leading to the undesirable consequences we are faced with today. As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has become a social trend,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s decreasing.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supply of undergraduate degrees and associate degrees will, worryingly, outstrip demand. Associate degrees have become something not good enough to get excited over, but not bad enough to forego without regret, and the government is at a loss what to do. Any rash attempt to abolish these programmes will seriously impact the credibility of the qualifications held by Associate degree holders. According to Anthony Cheung Bing-leung, the only thing the government can do now is to enhance Associate Degrees' effectiveness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arry out an in-depth review of their curriculum structures with a view to creating a better bridge between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s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mes. To put it frankly: 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fact that the Associate Degree functions as no more than a stepping stone to tertiary educa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most students who enrol in an Associate Degree programme seek nothing more than a second chance of pursuing an undergraduate degree,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 longer delude itself and others by talking blankly how Associate Degrees can enhance students' employability.

副學位課程須唯用 政府應把關保質素

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公布諮詢文件，建議保留副學位制度，同時制訂清晰政策，確保自資課程質素，營辦機構發展情况若不理想可取消註冊。

2000年政府推出副學士，希望香港高等教育普及率能由當時的33%，在10年間倍升至60%，追上發達國家高中畢業生升學比率。副學士的原意，是作為中學課程與大學課程之間的一個資歷架構。政府強調，副學士學位兼備通識教育及職業導向訓練，是「獨立而有價值」的資歷，持有副學士學位者，可以投身基層管理及相關專業的助理崗位，然而經過10多年發展，副學士僅被視為升讀學位課程的跳板。對於很多學生和家長來說，副學士存在的最大意義，只是毋須「一試定生死」，即使文憑試失手，仍可花錢買一個入讀「八大」的機會。

副學士課程超過六成屬通識性質內容，不夠職業導向，學生畢業後難以找到理想工作，還要背負大筆學債。相比之下，高級文憑以職業訓練為定位，專業技能訓練內容佔課程六成，反而做到畢業後既可就業亦可選擇升學，兩路皆通。近年副學士與高級文憑修讀人數此消彼長，實非偶然。去年當局更新副學士課程通用指標，課程宗旨部分索性刪去「擔任基層行政及管理職位」的字眼，反映副學士已偏離初衷。

政府高等教育政策重量不重質，埋下今天惡果。隨着「少子化」成為社會趨勢，中學生人數減少，未來數年全港專上本科及副學位學額更將供過於求，情况令人憂慮。副學士淪為雞肋，政府進退維谷，如果貿然廢除，對於所有副學士畢業生的學歷認受性，將構成沉重打擊，當局眼前能做的，是設法賦予副學士更多實用價值。張炳良表示，目前重點應該是提升副學位教育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深入檢視課程結構，看看如何令到副學士與學士學位課程銜接得更好。有關主張說白了就是面對現實，承認副學士最大作用就是升學踏腳石。既然大多數學生修讀副學士，不過是想有第二次機會爭取修讀學位課程，當局就不應繼續自欺欺人，空談副學士課程如何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中美合作臨大退潮 經濟將脫鈎

<轉載自2018年6月25日 經濟日報 國事港事 欄名 : 中美博弈新時代 撰文：凌鵾 經濟分析員>

特朗普在中國報復其500億美元關稅清單後，聲言要增添2,000億美元的另一清單，如中國對此報復將再出2,000億美元清單。中國回應則稱對新出的清單都會報復。

美方「兩個2000億」將把經貿戰提升至全新階段，與原來的500億交鋒不可同日而語，影響更大後果更嚴重，對此絕不能輕視。

被打者不得還手 顯霸權狂妄

特朗普早有再添清單之說。當初中國要回擊其500億清單時，他便說再推1,000億清單，今次做法是把1,000億倍增，且還預告了再下一步的行動。這樣累計便相當於把全部中國對美出口（2017年為4,000多億）都涵蓋在內，乃「去到盡」的殺絕打法。這也充分顯露了美國霸權主義的狂妄：被打者不得還手，否則再重打。

關稅不可持續 報復可持續

但中國也已告別了打不還手的啞忍做法，由息事寧人轉為奉陪到底，必作等量回擊。

中國商務部對「兩個2000億」的回應同樣值得注意，對美方做法有新的判斷和提出新的回擊方法。中方認為美方變本加厲地推行極限施壓與訛詐，並暗示美方已失去理性，即特朗普「瘋」了。同時中方又首次提出採取「量與質」的綜合措施回擊美國。何謂「量」何謂「質」引發諸多猜測，卻也顯示中國明白不可單靠關稅手段回敬美國，因美國輸華貨物不過千多億。關稅手段不可持續但報復則可持續，何況美國也將出台非關稅措施，如6月底前便要公布限制中企投資政策。

「兩個2000億」已把中美鬥爭帶進全新境地和階段，500億交鋒只是大戰起點，今後的鬥爭將海闊天空任鳥飛，非關稅經貿措施甚至非經貿措施都要使用，戰況之烈將非同小可前所未見。

對今後事態發展可初步得出以下幾點：首先這是一場中美間的決戰。筆者早已定性此次鬥爭絕非簡單的經濟保護主義，而是美國遏制中國和中國反遏制的修昔底德型決鬥（見本版4月10日--貿易戰降溫純煙幕 「修昔底德」終難脫）文）。美國G Allizon教授5月訪港演說時指出，美國出於「防禦」必對華發起經貿戰，但不會進行熱戰因不想「自殺」。

教授的第一點看法與筆者基本一致，他指「防禦」是因美國要保其霸主地位，但這對中國來說卻是進攻性的挑釁行動。對第二點看法筆者卻有疑問，恐怕鬥爭會溢出至非經貿包括軍事領域。

200億肥肉也可棄 見打遏決心

無論如何，特朗普並非不理性或「瘋」了，而是依循其超級鷹派邏輯行事。指引行動的最基本原則來自去年底發布的國安報告，最基本的一點是以中俄為頭號敵人務必全力遏制。因此這次鬥爭超越保護主義而成為修昔底德型對抗，而成為決戰的明證是美方擺出層層加碼不勝不休的拼打到底姿態，且200億到口的肥肉也吐出再打，顯見並非純為短期利益而來者。

一直以來不少評論指美國強硬只是擺姿態的談判策略，應有轉變餘地，此等觀點在現實打擊下全都粉碎，要轉變袋了700億便可轉了。到此地步，由於美方無意退讓中方也不能退，再談就更不必了。

有評論指特朗普此次押上了個人政治前途作賭注，實際遠不止此，他還押上了美國的命運。中美決戰結果只能是「美國時代」的完結，特朗普將加快了中國崛起結束美國獨霸的實現，未來歷史學家回顧時或會視美國挑起的貿易大戰為霸權主義的垂死掙扎。

蘇聯立國70餘年後瓦解，美國二戰後主導世界的「美國時代」也或在70餘年後淡出，特朗普也將成為美國版戈爾巴喬夫。

如是「兩個2000億」標誌了大變動時代的揭幕，今後經貿戰將惡鬥連場，「量與質」等一切「武器」都可能用上。大變動引起大震盪幾屬必然並將促成結構性轉變，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中美經濟「脫鈎」。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促成了中美經貿交流日深日廣，中方常說兩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經貿合作帶來的共同利益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但此石已被特朗普的大力金剛掌打碎了，而經貿合作反成了矛盾激化之源，你中的我我中的你隨之大減。凡事有周期，中美合作在大漲潮後正迎來大退潮，各位小心了。

美國優先走火入魔 單邊主義為禍全球

<轉載自2018年6月25日 明報 社評>

美國上周以「對以色列存有偏見」及「無法有效保護人權」為由，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朗普上台兩年來，美國已退出了伊朗核協議、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和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美國又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置聯合國128國投票反對於不顧，悍然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以巴雙方有主權爭議的耶路撒冷，在在顯示在特朗普「美國優先」口號主導下，美國外交已在單邊主義的道路一意孤行，走火入魔。

雖然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的理由是該組織「讓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成為成員國」，但背後真正原因，還是因該會「長久以來存在反以色列偏見」。

與以色列關係千絲萬縷 迎合猶太人不惜犯眾怒

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千絲萬縷，猶太宗教勢力和資本游說集團在美一直威力強大，對美國的中東政策的影響動見觀瞻。對美國而言，以色列是較北約盟國、日韓澳紐等更為鐵桿的盟友，美製最先進的F35戰機，以軍也是最早裝備的。只不過，以往的美國政府，對以巴紛爭至少表面中立，克林頓總統還曾經撮合以巴簽署奧斯陸和平協議。而特朗普政府卻赤；裸裸地偏袒以方，為此不惜犯國際眾怒，目的就是迎合國內的猶太利益集團及右翼勢力。

與之前退出國際組織和協定的舉動一樣，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的決定，不僅遭到國際輿論的批評，亦受到美國政學界及人權組織的質疑。而作出這一決定的時間，正值特朗普政府將近2300名非法移民與他們的子女強行分隔囚禁，被批無視兒童權益，損害他們身心健康。這不僅令美國的人權形象大受打擊，更等於將美國歷屆政府高舉的人權大旗拱手讓人。事實上，美國剛宣布退出，俄羅斯就宣布將申請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蘇聯解體後，美國認為自己獲得了單極霸權的機遇，力圖建立美國統治下的、用西方政經模式和價值觀統御的單極世界，確保21世紀成為美國主宰的「美國世紀」。美國政府及主流思想認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戰的。不過，特朗普以前的歷屆美國政府都維持兩手策略，即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同時，仍確認美國是全球超級大國這一定位，令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具有某程度的理想主義色彩，即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注重兼及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希望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資產，從而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

外交方針削理想色彩 政策逆轉影響極深遠

但是特朗普上台後，種種舉措削弱了美國國家利益中的理想主義色彩，在「美國優先」的大旗下，對美國利益的追求到極端地步，表現出明目張膽的利己主義色彩，而且毫無掩飾，不顧觀瞻，吃相難看。連《紐約時報》都刊文指出，特朗普正在改變美國數十年來的外交政策，正在損害美國二戰後建立的一系列以規則為準繩的國際秩序。

去年12月聯合國128個成員國投票反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時，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黑利（Nikki Haley）警告，「美國將記住這一天」，當時她那咬牙切齒的神情，給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特朗普今年2月也公開指摘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場「災難」（disaster），因為它「令美國幾乎無法做生意」。

在特朗普之前，美國政府一直認同由聯盟關係、貿易準則和國際組織交織而成的全球秩序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特朗普卻認為，這一切都是佔美國便宜，對美國不利，要推倒重來。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外交的這種深刻變化，給全球秩序帶來的影響極為深遠。

從特朗普政府的種種舉措看，針對個別伊斯蘭國家的旅行禁令及退出《全球移民協議》磋商，令全球難民和移民的處境惡化了；退出遏止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顯示出對人類未來命運的不負責任；退出伊核協議，無異於將已趨熄滅的火藥引信重新點燃；至於退出TPP及逼迫加拿大、墨西哥兩國重新談判北美自貿協議（NAFTA），乃至於最近對中國、歐洲等掀起的關稅貿易戰，都是反口覆舌、輸打贏要，令自身誠信破產。

美國毁約成癮，並非特朗普一人決定，而是其團隊的超級鷹派色彩決定的，更深層次，則是美國國內甚囂塵上的經濟民粹主義與排外民族主義情緒綜合起作用的結果。正是這些情緒在美國社會的發酵蔓延，把特朗普送入白宮，而他一意孤行地單挑世界，卻可能成為令他贏得連任的「豐功偉績」。

"America first" shaking up the world order

LAST week the United States announced its withdrawal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accusing the council of "bias against Israel" and "incapability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effectively". Since President Trump took office two years ago, his administration has pulled the US out of the Iran nuclear deal,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UNESCO) and the 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 It has even defied worldwide condemnation by moving the country's embassy in Israel to Jerusalem (over whose sovereignty Israel and Palestine have a long-standing dispute) despite 128 UN member states voting against the move. All these incidents have shown that US foreign policy makers, guided by Trump's doctrine in his "America first" slogan, are obstinately and obsessively going down the path of unilateralism.

Similar to its previous moves of quit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agreements, not only has Washington's decision to exit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been critic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it has also been questioned by US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as well as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decision has also coincided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forceful separation of nearly 2,300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eir children. That policy of detaining parents and kids separately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ignoring the children's rights and harming their physical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health. Not only has the latest exit tarnished the imag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S, but it is also tantamount to handing over the command flag of human rights upheld by previous US administrations. In fact, immediately after Washington's departure, Russia announced its candidacy for a seat on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led Washington to believe it had the opportunity of becoming a unipolar superpower. It attempted to construct a unipolar world ruled by the US and governed by wester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models and values, and to make the 21st century an "American century" dominated by the U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mainstream opinions of the US perceived their country, with the greatest overall national strength in the world, as unquestionable and unchallengeable. Still, administrations before Trump all kept a two-pronged strategy, namely safeguarding the country's national interest while affirming its position as a global super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followed that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S also carried some echoes of ide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means while pursu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past US administrations also emphasise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y hoped to raise the international standing of the US by contribu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common assets to the global community while fulfill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

However, the moves taken by Trump after he took office have invariably diluted the idealist quality of the US's national interest. Under the big flag of "America first", the US has gone to extreme lengths to pursue its interests and demonstrated brazenly the colours of egoism.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even bothered to put on make-up. It has shown no concern for its appearance and unsightly manners.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lso points out that Trump is shaking up the foreign policy that Washington has followed for decades and is damag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r a set of rules-based global norms, established by the U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美國優先走火入魔 單邊主義為禍全球

美國上周以「對以色列存有偏見」及「無法有效保護人權」為由，宣布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朗普上台兩年來，美國已退出了伊朗核協議、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和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移民協議》（Global Compact on Migration），美國又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置聯合國128國投票反對於不顧，悍然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往以巴雙方有主權爭議的耶路撒冷，在在顯示在特朗普「美國優先」口號主導下，美國外交已在單邊主義的道路一意孤行，走火入魔。

與之前退出國際組織和協定的舉動一樣，美國退出人權理事會的決定，不僅遭到國際輿論的批評，亦受到美國政學界及人權組織的質疑。而作出這一決定的時間，正值特朗普政府將近2300名非法移民與他們的子女強行分隔囚禁，被批無視兒童權益，損害他們身心健康。這不僅令美國的人權形象大受打擊，更等於將美國歷屆政府高舉的人權大旗拱手讓人。事實上，美國剛宣布退出，俄羅斯就宣布將申請加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蘇聯解體後，美國認為自己獲得了單極霸權的機遇，力圖建立美國統治下的、用西方政經模式和價值觀統御的單極世界，確保21世紀成為美國主宰的「美國世紀」。美國政府及主流思想認為，美國作為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大的國家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戰的。不過，特朗普以前的歷屆美國政府都維持兩手策略，即在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同時，仍確認美國是全球超級大國這一定位，令美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具有某程度的理想主義色彩，即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注重兼及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希望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為國際社會提供一定的公共資產，從而提升美國的國際地位。

但是特朗普上台後，種種舉措削弱了美國國家利益中的理想主義色彩，在「美國優先」的大旗下，對美國利益的追求到極端地步，表現出明目張膽的利己主義色彩，而且毫無掩飾，不顧觀瞻，吃相難看。連《紐約時報》都刊文指出，特朗普正在改變美國數十年來的外交政策，正在損害美國二戰後建立的一系列以規則為準繩的國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