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全國兩會彰顯「中國式民主」 值得香港關注

<轉載自2016314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每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改革發展的焦點、熱點、難點在兩會上逐一呈現,通過媒體的傳播,已成為全國民衆熱議的話題。隨着中國政治影響力、經濟輻射力的日益提升,中國兩會聚焦的一些話題,也被世界許多國家所關注。關注兩會,其實也在關注兩會所呈現的「中國式民主」。西方國家一直拒絕承認「中國式民主」,在他們看來,沒有反對派的存在就不成其為民主;但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沒有反對派的「中國式民主」,居然能推動這個曾經貧窮落後的國家一步步走向繁榮、走向強大。
世界是多樣的,實現民主的路徑也應該是多樣的。「中國式民主」之所以能夠成功,自有其道理;而「西方式民主」也並非十全十美。西方應該拋開偏見,打開眼界,正視「中國式民主」。眼下,香港的「泛政治化」愈演愈烈,甚至發展為暴力事件,西方思維體系下的「香港民主」模式也值得重新審視。
代表委員的構成詮釋「民主密碼」
對中國兩會不屑一顧的人,首先質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構成。在他們看來,全國人大代表中,各級行政首長佔的比例太大,這是「自己人監督自己人」,無法實現民主的目的;政協委員中又有不少文藝體育界明星,這些人是妝點「盛會」的「花瓶」,無濟於事。這些認識看似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他們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况。
首先,人大代表中有很大比例行政首長,或者曾經的行政首長,提升了決策的效率和效果。中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東中西部發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千差萬別。每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要討論一年的發展大計,每逢5年還要討論未來5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那麼,中央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否具有操作性?最有發言權的是誰?是在基層負責執行的人,就是省長、部長、市長、縣長等各級各部門的行政首長。他們可以站在自己所在地區、行業的角度,找出政府工作報告和5年規劃的不足之處,找到矛盾的癥結和化解的辦法。與普通民衆相比,他們既知「天氣」,又接「地氣」。他們提出的意見不會過於理想化、無法落地,也不會過於狹隘、難以推而廣之。同時,對於政府工作報告和5年規劃沒有涉及的一些突出問題,他們也能提出可行性很強的解決方案,正是由於這一批代表的存在,民主決策的效率和效果大大提升。
其次,政協委員來自各族各界,使協商的廣泛性得到保證。明星具有曝光率高的天然優勢。由於曝光率高,「明星委員」這個群體被放大了,實際上人數和比例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多;同時,明星為自己所在界別代言,並非「外行」,而是身處一線的真正的「內行」。比如筆者的好朋友、籃球明星姚明就是體育界政協委員,他會是「花瓶」嗎?顯然不是,他每年還帶好幾份「重量」提案與會呢。全國政協委員囊括了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宗教、港澳等30多個界別,除中共之外的多個黨派,除漢族之外的多個民族的精英人士,可以說人才濟濟。他們可以多視角、多層次、多領域的審視政府工作,匯聚起來的智慧和力量不可低估。
「有事好商量」折射民主真諦
對中國兩會不屑一顧的人,還質疑「中國式民主」的一團和氣。在他們看來,民主免不了對抗,如果缺少「火藥味」,那一定是假民主。其實,這是對中國文化缺乏了解的緣故。「中國式民主」是中國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承傳了中國文化的基因。解讀中國文化不能迴避一個字:和。「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和則兩利,鬥則俱敗」……正是因為有「和」的基因,中國數千年間雖有分裂,但最終統一。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中國是至今唯一沒有消亡的國家。
「和」文化體現在「中國式民主」上有一個重要特徵:協商民主。「有事好商量,衆人的事情由衆人商量」。在中國人看來,天下如同一個家;既然是一家人,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非要搞得你死我活嗎?天大的事情,只要坐下來好好商量,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和路徑。當然,在利益訴求多元、思想觀念多樣、矛盾問題紛繁複雜的情况下,協商也會遇到不少困難。有些人不通商量怎麼辦?「中國式民主」的辦法是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堅持求同存異的原則,增進一致而不強求一律,尊重差異而不擴大分歧,包容多樣而不弱化主導。以今年的全國政協會議為例,俞正聲主席在政協工作報告中說,政協委員在各種履職活動中凝聚了五大共識:發展共識、改革共識、法治共識、反腐敗共識和價值觀共識,就是在這些方面找到「最大公約數」。
協商民主折射出民主的真諦:妥協、包容。民主不是政黨鬥爭的工具,而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此,各執己見的人士要學會傾聽、懂得讓步、能夠包容。唇槍舌戰固然需要,但大家最終要往前面走,而不是割席而坐、分道揚鑣。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式民主」更接近民主的本質。
西方思維的「香港民主」已到反思之時
儘管西方國家把自己的民主標榜為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民主模式;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西方式民主」的議會制導致了惡性競爭,不同政黨出於私利,使許多決策久拖不決;「西方式民主」的兩黨或多黨制,政黨的輪流執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長期性,執政的政黨對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的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選民看得見的短期利益。
香港的民主模式屬於「西方式民主」,行政、立法、司法各自獨立,相互制衡,固然有不少好處。但不能迴避的事實是,「香港民主」的效率和效果不盡人意。香港競爭力在持續下滑、未來發展空間在不斷收窄、民生問題愈積愈多,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案在立法會屢屢受阻,拉布、流會已成常態,決策效率低下,一些議員借立法會的公堂以泄私憤,已不是什麼秘密。香港本是一個商業氛圍濃厚的城市,但現在「泛政治化」愈演愈烈,激進本土派肆無忌憚地搞事,甚至發生了「旺角暴亂」這樣的事情。從目前局勢來看,不排除這一幕還會重演;但「警察捉人、法官放人」一次次再現,違法之人得不到應有懲處,香港社會陷於動亂的邊緣,讓民衆感到十分無奈。
西方思維體系下的「香港民主」,恰恰缺少中國文化「和」的基因,也缺少妥協、包容等民主元素,加之外部勢力的滲透,「香港民主」實際上已經走向了一條危險的道路。這樣下去,香港與國家的對抗會一步步加劇,香港社會也會走向撕裂的地步。「香港民主」已經到了反思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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