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馬會與兩岸關係的未來

<轉載自2015年11月10日 中華網 撰文: 鄭永年>

習（近平）馬（英九）會在新加坡成功落幕。儘管雙方並沒有簽署任何協定或協定，但見面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的政治突破。從長遠來看，這次見面不僅僅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里程碑，而且如果兩個領導之間所達成的共識逐步得到實現，更會是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簡單地說，習馬會既是對兩岸現狀的界定和肯定，更是指明了兩岸關係未來的方向和道路。

就兩岸關係來說，習馬會把兩岸關係從民間交流提升到最高領導層的交流。在江澤民時期，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汪（道涵）辜（振甫）會談儘管背後有兩岸政府在推動，但畢竟只是民間層面的交流。到了胡錦濤時期，雙方又開啟了黨際領導交流，胡錦濤邀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現在到了習近平時代，兩岸開啟了最高領導人的交流。儘管這一步是前兩步的必然結果，但這是跨越式的一步。黨際交流只限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間，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跟不願放棄台獨立場的民進黨進行交流，儘管並沒有排除民進黨人以個人身份訪問大陸。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面更為未來開啟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未來不管臺灣哪一黨執政，只要堅守“九二共識”這一最低限度，就有可能使這個機制常態化。

這次習馬會首要的目標並非是很多臺灣和西方媒體所說的要去影響臺灣即將進行的選舉。即使這次會面在客觀上可能會對選舉產生一些影響，但影響選舉根本不是會面的動機和目標。儘管大陸希望能夠恪守“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執政，但很多年的經驗表明，臺灣內部政治的變遷並非大陸所能掌控的。實際上，大陸早就接受了陳水扁時代的經驗教訓，放棄了影響臺灣選舉的任何努力。大陸現在所關心的是兩岸能夠在“九二共識”政治基礎上的兩岸和平、穩定和發展。

通觀習馬會，雙方意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尋找新共識。“九二共識”是迄今為止兩岸所取得的和平、穩定和發展的政治基礎。但是並沒有任何理由把“九二共識”視為當然。事實是“九二共識”經常被臺灣島內政治力量所挑戰。陳水扁執政期間就挑戰了“九二共識”，實行激進的台獨政策，結果不僅造成兩岸關係高度緊張，更造成區域局勢的高度緊張。2008年國民黨執政以來兩岸關係維持在和平、穩定和發展的局面，這和馬英九政府恪守“九二共識”密切相關。確切地說，“九二共識”是這些年來兩岸方方面面具有實質性發展的前提條件。

習馬會在鞏固“九二共識”方面不遺餘力。這顯然是對目前臺灣局勢的擔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一方面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同時又表示要維護兩岸現狀。如果是選舉語言，還可以理解；但如果蔡英文真的這麼認為，也真的這麼去做，那麼如果其當選，勢必帶來兩岸關係的再次動盪。

兩岸唯一不變的現狀

兩岸的現狀是什麼？如果用馬英九的話來說，就是兩岸之間的“不獨”“不統”“不武”。人們可以把此現狀稱為兩岸“政治現狀”。而維持這個“政治現狀”的前提就是承認“九二共識”。如果沒有這個承認，這個現狀也就不再存在。顯然，蔡英文並沒有正視和回答這個問題。真實的情況是，除了這個“政治現狀”外，兩岸是沒有什麼現狀的。經濟、社會、宗教、文化、人員來往等等各個方面日新月異，一直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並且，所有這些變化都是有利於兩岸統合的。

就拿經濟來說，人們不難看出三個階段。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國大陸剛剛改革開放不久，大陸明顯依賴臺灣多一些，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缺少資金和技術。不可否認，台商在這個時代為大陸經濟發展注入動力，為大陸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到了90年代中期之後，兩岸經濟就進入互相依賴狀態，就是雙方各有所需。但是到了今天，臺灣經濟已經高度依賴大陸，並且是結構性的依賴。臺灣領導人也是意識到這種高度依賴的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但又能怎樣呢？李登輝執政的時候，臺灣提出“南下政策”，希望臺灣資本到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來，以減少對大陸經濟的依附。不過，這個政策顯然是失敗的。近年來，台商也被鼓勵去其他國家例如印度等投資，但也沒什麼效果。這就說明臺灣政府對臺灣資本的流向並沒有掌控力。實際上，經濟依附中國大陸不僅僅是臺灣的問題，整個地區都是這樣。從韓國、日本到東南亞國家，所有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中國大陸。可以想見，隨著中國大陸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這種依賴性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中國經濟儘管進入“新常態”，並且目前下行壓力較大，但較之其他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仍然是相當快的。中國大陸剛剛出臺第13個五年規劃，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也就是中產階層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要完成從出口導向型經濟到內需社會的轉型。大陸內需型社會的形成必造成外部經濟更加依附於中國經濟。兩岸的經濟關係也會如此。

伴隨著兩岸經濟整合的便是臺灣產業向大陸轉移。從資本邏輯的角度看，這不難理解。今天，越來越多的臺灣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在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狀況不好的情況下，臺灣很多人才也流向大陸或者其他地方。這也在惡化臺灣的經濟運營環境。

更要指出的是，臺灣一直致力於追求的“國際空間”實際上也沒有現狀。隨著中國的崛起，臺灣的外部地緣政治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陳水扁執政時期，兩岸展開外交戰，臺灣的“國際空間”越來越小。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外交休戰，臺灣的“國際空間”相對穩定。設想一下，如果今天兩岸再度發生外交戰，臺灣的邦交國說不定全都會倒向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中，各國更關切的還是利益，而非單純的道義。如果臺灣內部情況繼續惡化，其國際影響力會越來越成問題。

另一方面，儘管兩岸經濟社會不斷整合，但政治上的分歧依然存在，並在很大程度上在加大，主要在兩個群體內部，即傳統上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和新產生的年輕人群體。在全球範圍內，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使得各個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差異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不公平。對臺灣來說，無論區域化還是全球化，中國大陸都是繞不過去的主體。而這種情形使得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對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產生疑慮和反感。反映到臺灣年輕人的政治認同上，便是臺灣本地認同的強化，和對中國大陸（經濟區域化和全球化的象徵）的不滿。這種不滿情緒很顯然反映在被稱為“太陽花運動”的反服務貿易運動中。

也就是說，在兩岸關係上，既存在著有利於兩岸整合的諸多經濟社會文化因素，也存在著不利於整合的政治認同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人物的選擇就變得重要起來。政治人物既可選擇去動員那些有利於統合的要素，也可選擇去動員那些不利於統合的要素。

理性地說，這種選擇也不是很難，因為統合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而分離或者獨立則是一個不可能的使命。不管如何，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中國是絕對不會容許臺灣從中國正式獨立出去的。如果說2005年大陸的《反分裂國家法》表示了中國大陸會動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來維護國家統一的政治決心，那麼發展到今天，中國大陸已經擁有足夠能力（包括軍事的和非軍事的）來阻止臺灣的獨立。

重構國際秩序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中國全方位的國家能力的發展已經積累到一個質的飛躍階段。中國不僅加入所有重要國際組織，並且在所有這些國際組織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果在改革開放早期，人們還擔心中國會被圍堵，但現在的中國不僅已經不能被圍堵，更重要的是，已經具備改造和重構區域甚至國際秩序的能力。“一帶一路”、絲綢基金、亞投行、金磚銀行等都是這種能力的反映，並且這種能力還在快速提升。

只有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早就預見到中國的崛起和中國所能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因此，他一直告誡西方不要試圖去圍堵一個不可圍堵的中國。在兩岸關係上，李光耀先生一直被臺灣方面視為親中國大陸，這不僅因為李光耀的新加坡承認一個中國，而且李先生也力勸臺灣的政治人物不要走一條很顯然是走不通的“台獨路”。實際上，李光耀先生既親中國大陸，也親臺灣，他只是在兩岸問題上對臺灣政治人物說了真話。

既然“台獨”走不通，而形勢又朝著兩岸統合的方向發展，那麼，兩岸的政治談判實際上已經變得非常迫切。不過，臺灣的政治人物對政治談判好像都是談虎色變。一旦涉及政治談判，就好像馬上就要實現統一了。其實，政治談判基本上是為了保障兩岸的政治關係至少能跟得上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整合。當中國大陸領導層因為崛起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國際視野的時候，臺灣政治人物的視野則因為選票政治而變得越來越狹隘和地方化。作為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和平而理性，為其他社會所少見；同時民主化也給臺灣社會帶來巨大的政治紅利，例如安全、自由和政治參與等。不過，和其他很多民主社會一樣，臺灣也陷入“選票魔咒”。現在臺灣的政治人物，其思維、行為、所說所想，一切都離不開選票，一切都是為了選票。儘管口頭上說一切都是為了臺灣人民，但所做的一切大都是背離人民的長遠利益的。同時，選票也往往為政治人物提供足夠（不過是虛假）的勇氣來追求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例如追求獨立，好像有了人民的支持（實則綁架了人民），什麼都不怕了。

不難理解，只有在跳出“選票政治思維”之後，臺灣的政治人物才能回歸政治理性，對兩岸局勢有一個理性和正確的判斷。

這次習馬會儘管不是政治談判，但已經開啟政治談判，而且雙方所涉及的諸多內容就是需要政治談判才能解決的。這次沒有簽署協定和協議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這不僅是因為雙方還沒有經過任何政治談判，很多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也是因為臺灣各方政治力量根本就沒有共識，即使簽了，也很難落實。習馬會的核心是構建了一個兩岸最高領導人互動平臺，為未來開創一種新的可能性。不管今後臺灣哪一個政黨成為執政黨，要使用這個平臺的前提必須是承認“九二共識”，也就是說兩岸最高領導的會面具有了可能性，但這個可能性是有條件的。這種“有條件的可能性”為未來臺灣領導人提供一個做理性選擇的可能性。

不難理解，兩岸關係發展到今天，如果逆勢而行，那麼無論臺灣的政治人物還是民眾，都會過得相當辛苦；而如果順勢而行，那麼無論是臺灣的內部發展還是外部“國際空間”問題，就會完全不同。正如這次習馬會所強調的，兩岸領導人都必須具有歷史責任的擔當，都應當盡全力來避免歷史悲劇重演，都要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共同努力。一句話，統合已經是大勢，而統合的方式則是開放的。對臺灣來說，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在統合方向上找到一個最有利於臺灣的統合方式。相信兩岸人民具有足夠的智慧找到這種最終的統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