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0年8月12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張炳良 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
過去一年，香港形勢急變，內有持續反政府抗爭、社會撕裂，上有中央直接引入《國安法》「金剛箍」，外有美英等西方國家的制裁。變亂處境中，可如何走下去，須務實思考。
人心不穩 希望何在
部分泛民和抗爭派得出「一國兩制」已變「一國一制」的結論，鼓吹悲情、攬炒的終局想像。按此邏輯，如何說服市民他們可帶來希望呢？另邊廂，一些建制中人因北京重手整治特區而雀躍萬分，認為終可撥亂反正，進入「二次回歸」，但若社會政治深層矛盾仍在、人心不穩，又希望何在呢？
回歸以來，建制派一直佔議會大多數，特區政府繼承了港英殖民地行政主導傳統，可是管治上卻愈來愈舉步維艱。一切乃因缺乏民望、底氣不足，經不起21世紀民眾力量的殘酷考驗，否則北京也不用擔心香港失控而直接動用國家力量去鎮住局面了。
儘管較多市民支持泛民黨派，年輕一代近年更全面反政府反建制，但不等於視其具執政能力，而是非常不滿現狀、藉泛民「發聲」抗衡。在既不信任政府和北京、怕失去自由而又看不到其他前景下，支持不斷抗爭便成為剩下來的無奈選擇。一些人嚮往走「國際線」，找美歐干預，也折射了自己內在的無能無助感。
參考已故政治經濟學家Albert O. Hirschman分析（註），當對體制失去信心和忠誠，甚至其聲音（「抗議」）已不受重視以助改革，人們最後只會「離場」，此乃當下香港面對的最大憂慮。故急務是在新的現實制約下，重建可行並能帶來（哪怕是局部的）民主改革與希望的「港人治港」體制，以逐步挽回民心。
泛民主流派過去爭取普選民主的策略，誤判形勢、進退失據。抗爭派認為泛民爭不到普選乃因過於溫和，於是鼓吹走勇武決戰路線，好像是突破，實則五十步笑百步，其終局想像只屬空中樓閣，漠視現實政治改革所需的妥協藝術（否則只有革命一途）。
中央為求反制，寧願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泛民已失去關鍵作用，激進抗爭派把前途交付美國，終會失望，也必受中央打擊。往後特區政治發展，盡由北京主宰，而北京必從維穩看問題。
勿把國家與本土對立起來
北京從來懷疑西方民主模式，近年更視香港為國家安全短板，感到港人缺乏國民身分認同、鬧「分離」及受外力利用以打擊中國及其政權體制。不明歷史因由，就難以準確剖析矛盾和挑戰所在，若因噎廢食或嬰兒與洗澡水一同倒掉，會造成國家與香港雙輸。
香港的身分政治有其歷史絡脈：英治下百多年脫離中國，行英式制度，二戰後冷戰期間作為西方世界面對共產中國的前沿，有長年的疑共反共基因。九七回歸對此格局未有帶來巨變（去殖化、國家化），因當年中英雙方處理香港問題，但求平穩過渡、安定繁榮，故維持現狀「一切不變」乃主旋律。港人由精英至草根，皆一廂情願，以為回歸後一切照舊，香港自成一體，接受「一國」卻理不通「中國的香港」當中複雜含義。
殖民地時期，港人拿英國屬土護照，有國民之名卻不享其實；進出中國內地使用回鄉證，視為「港澳同胞」。《基本法》把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賦予憲制性定義，九七後港人持特區護照行走世界各地，突顯了其「香港人」身分。公民的政治和社會權利主要以香港永久性居民而非中國公民界定，以照顧香港作為多國籍國際都會的特色，只有特首及三權機關的首要成員須為中國公民。
九七前的歷史因素和自身發展出來的港式文化，加上回歸後的法律和政策界定，遂構成與內地國民有別的本土身分認同。但這種歷史性存在的本土情結，並非排斥中國、排斥內地的心態，有別於近年才冒起的「仇中」分離主義以至虛無縹緲的香港「獨立建國」論述。明乎此，便須慎防把國家與本土對立起來，因這樣做反會助長隔閡與仇恨。
切忌自我矮化 重建有限度民主體制
美國對中國發動新冷戰，主因是中國崛起、威脅美國霸權及其一直主宰的國際秩序，香港因政府處理修例危機失當，為人所乘，竟成為第一戰場。美中角力最終關乎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重組，前景難料。
當前美國伙同盟國制裁、孤立和空洞化香港之際，香港切忌自我矮化或加速「內」向化，以為靠吃國家就能渡過難關，而放棄「中國香港」在國際上應有的定位和影響力。一個缺乏國際魅力、淪為「另一內地城市」的香港，對國家沒有戰略裨益。
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政府解釋只因疫情考慮，卻必帶來不少政治效果。一年後，9月立法會選舉、12月特首選舉委員會界別選舉，之後2022年3月特首選舉，一連3場大規模選舉必會牽引社會關注、動員和投入。
選舉乃辯論「改變」、造就「希望」之契機，關鍵是怎樣的希望。香港急需政治重建、大刀闊斧，使能帶來真正轉機，在死局（現狀）和虛局（攬炒）之間，尋求第三條路。目前狀態而言，沒有條件講理想模式，只能在新舊制約下重建可發揮一定效能的有限度民主體制，重新上路。北京若仍相信「港人治港」，就須為它注回活力，不能靠直管。
唯有政改才可打破困局 造就轉機
唯有政改才可打破困局，可分兩方面：一是重建特區政府威信和植根民意的領導力，這樣才能真正行政主導，推動大革新；二是以重塑議會政治，讓黨派各有所為，發展良性的反對派政治。在此拋磚引玉，提出4項建議，造就轉機：
（1）以8．31決定及上屆政府方案為本，爭取於2022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能否通過，得看廣大民意是否接受妥協，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剛表決延任之現屆立法會內大多數議員的取捨，但決定要快。唯有獲得市民認同，新特首才有條件強政勵治，善用公共力量進行住屋、交通、環保、醫衛、退保等重大改革。先有了特首普選，才可按北京2007年決定的路線圖，進一步商討立法會全面普選。
（2）2021年下屆立法會起，制度化反對派政治，促進議會內黨派整合及協商，實行多數派和少數派領袖制度，並配置額外功能薪津、助理等，多數派領袖自動成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少數派領袖為副主席。加強兩派互動及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協調，達至有機的互相制衡、互相配合。
（3）改革地方行政，期於2023年本屆區議會任滿後，取消18區只屬諮詢性質的區議會，代之以5至6大區的區域議會，不屬政權組織，負責地區上的文康、街市、街道及環境衛生管理，讓民選議員有發揮和負責的空間，不流於空言，做好市政，以培養市民的在地自豪感。同時考慮以政治委任方式指派區域專員。
（4）重啟公營部門改革，鼓勵創新、精簡程序、推動智能及便民政務，配合改革型政府及社會急劇變化中的施政需要。
風雨飄搖，尤須堅定向前。若有求變意志，未來一年可成為政治反思、重建、具特殊意義的過渡期，望各方珍惜。
註：Albert O. Hirschman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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