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1月22日 明報 中國版>
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於十三五規劃定位為推動沿線國家加強經濟合作、基建互聯互通，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趙磊2016年更表示一帶一路是「中國話語權的提升」；官方表示至今已與138個國家及30個國際組織簽署200份相關合作文件。不過，計劃近年被外界質疑是透過巨額貨款製造「債務陷阱」，例如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報告指出，對華巨額債務造成部分成員國對北京的經濟及政治依賴。有內地專家則反對「債務陷阱」一說，稱中國以「替代償還債務」方式協助解決債務，避免這些國家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去年8月德國科隆經濟研究所（IW）發布報告指出，中資機構在境外放貸由於缺乏透明度，其信用評級機構也難以獲得相關數據來評估。中國在過去20年間成為全球最主要債權國之一，其中大部分資金都涉及2013年後一帶一路計劃。
部分沿線國對華債務超本國GDP一成
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中國佔有非洲國家公共債務總額的17%債權；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亞、肯尼亞、斯里蘭卡、白俄羅斯等對華債務規模，也突破本國GDP的10%。報告還指出，新冠疫情爆發加重以上國家違約的風險。IW的學者亦認為，對華巨額債務造成這些國家對北京的經濟及政治依賴。不過，世界銀行駐孟加拉首席經濟學家侯賽因（Zahid Hussain）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儘管目前並沒有太多關於中國貸款的公開資訊，但是中國資金還沒有到『債務陷阱』的程度。」
根據美聯社去年4月引用加納財政部數據的報道，非洲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超過1450億美元（約1.12萬億港元），其中2020年可還債總金額預計僅為80億美元（約620億港元），加納財長曾稱中國應減輕非洲國家的債務負擔。去年的疫情使全球的債務風險增大，一帶一路研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教授王義桅接受本報採訪時稱，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大量印鈔，將債務風險轉嫁到其他國家；而中國主動減免了77個欠發達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的到期債務。「歐美這些發達國家在原來殖民時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的榨取如同敲骨吸髓，這才是造成債務危機的黑手。」
在疫情期間，中國從去年3月已向第一個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G7成員意大利派出醫療隊及運送醫療物資。隨後中國亦先後向巴基斯坦、伊朗、埃塞俄比亞、柬埔寨、菲律賓、老撾等沿線國家派出醫療隊和物資，並承諾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中國疫苗。國務院旗下《經濟日報》也報道，去年1至11月，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59.6億美元（約1237億港元），同比增長24.9%。先後向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280多批緊急抗疫援助，通過「空中絲綢之路」，向很多國家和地區提供幫助，疫情期間累計運送防疫物資超過1700噸。
王義桅：會否成不良債務 視「經濟造血能力」
王義桅認為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製造債務陷阱的說法不成立。「中國與138個國家簽訂合作備忘錄，這些國家都是傻瓜嗎？」他說，債務是否會演化成不良債務，拖累經濟發展，要看「經濟造血能力」。即便是中美做大型基建，都會舉債。王義桅以斯里蘭卡此前向世銀舉債為例，稱舉債令該國負擔沉重。中國招商集團以替償債務的方式，取得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99年特許經營權，就是幫助解決國債，避免經濟惡性循環的合作模式。「只是時間比較長，印度和美國就懷疑中國是否有軍事戰略目的，並以此抵消美國的經濟影響力。炒作債務陷阱，但是他們真的在關心斯里蘭卡的債務問題嗎？未必。」
非洲建軍事基地 帶路國撐新疆「反恐」
「債務陷阱外交」（Debt-trap diplomacy）一詞最先由印度學者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於2017年提出，他認為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支持佔據戰略要地的發展中國家基建項目，通過巨額貸款使之墮入債務陷阱，從而影響這些國家。同年12月，斯里蘭卡因無法還債，把漢班托塔港租予中國99年。此外，非洲國家吉布提因積欠中國數十億美元債務，將多哈雷港（Port of Doraleh）租給中國建設海外軍事基地。巴基斯坦將瓜達爾港（Gwadar）租給中國43年等事例，也成為批評者提及「債務陷阱外交」時最常列舉的案例。
在2020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辯論期間，古巴代表45個國家做共同發言，支持中國在新疆「反恐」，而當中有41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主任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接受台灣傳媒「報導者」訪問稱：「中國非常富有，可以創造其他國家的支持來回應對中國潛在罪行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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