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21年1月5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阮穎嫻 港大經管學院講師>
很多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因為和世界科技前沿距離太遠，少不免由最低技術的生產做起，當中包括大量的模仿和技術轉移。這種模式的經濟發展可藉資本累積而達到，即所謂投資帶動的增長（investment-led growth）。
投資帶動發展已到盡頭
中國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也是走這條路。大量由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勞動人口，從事低技術的生產，又由於勞動力充足，工資被壓得很低。很多工人在沿海地區（如東莞）的工廠日以繼夜工作，成就了中國「世界工廠」的稱號。那時候工廠一直在請人，農村來的人多了，工廠就擴建，多買幾台機器，吸收剩餘的勞動力，增加產出，經濟就有增長。
當時的產業政策，也是為投資主導型的發展服務。這些政策包括對特定行業提供補貼或資助，吸引外商到中國設廠和提供稅務寬免，以加快技術轉移。此外，中國把深圳設成經濟特區，以便宜的地租和各種優惠吸引港資廠商到大陸設廠，珠海、汕頭等地也成為經濟特區。
但這種以投資帶動的經濟發展是有其限制的。首先，中國投資佔GDP的份額已經很高，在2015年達到43%，其他國家只有20%左右，再增加資本投入只會造成回報遞減。第二，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已慢慢被城市吸收，使工資有上升壓力，因此企業投資低技術低增值行業的回報下降。第三，中國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佔整體人口比例開始下降，也會減少供應和需求，限制經濟增長。
單純依賴從外國轉移科技，也慢慢變得不合時宜。內地社會逐漸富裕，對高質素高技術的產品有需求。同時，中國的生產慢慢走上技術的階梯，而隨着教育水平提高，具有高技術和學歷的勞動力也愈來愈多。因此從市場供求角度看，高質素高技術的產品有價有市，但外國也不會把最尖端的科技毫無保留地轉移到中國。
創新帶動發展成先進國家關鍵
因此，200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轉型已經在進行，逐漸由投資帶動的增長過渡至創新帶動的增長（innovation-led growth）。一方面，中國市面上仍充斥盜版商品；另一方面，中國的企業在一些創新的領域，如網上支付、流動通訊、人工智能、電動車等，有不錯的發展。
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增長，視乎經濟能否成功過渡到由創新帶動。顯然，北京的領導階層也注意到這一點，因此近年大力提倡科技發展，如總理李克強2015年就提出「中國製造2025」的製造業政策。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花在研究開發（Research & Development）的金額在過去30年穩步上升，由1990年代少於GDP的1%，直至2018年佔GDP的2.19%，相比日本（3.26%）、德國（3.09%）、美國（2.84%）等在研發領先的發達國家仍然有一定差距，但已和歐盟（2.18%）的資金投入相若，也比中等收入國家（1.57%）高。
以上數字，只說明資金投入的多少，並不保證研發的資金運用得宜，也不保證會出現科技創新。例如，由於政府規劃科技發展優先順序，國企和私人企業有可能一窩蜂去申請那些優先項目的研究經費，當中或有從事研發的企業因自身技術不足而產生資源錯配，也有人藉此渾水摸魚挪用經費，如「漢芯晶片」造假事件，將外國晶片的字樣抹掉，改畫上自己的品牌交貨，因而浪費了研究經費。
中國研發效率不斷進步
關於科研效率，我們可以從企業生產力和研發兩者的關係略知一二。在同一行業之中，企業的生產力各有不同。在生產力高的企業進行科技研發，回報應該較高。生產力低下的企業，與其自己研發，倒不如向同一行業的龍頭企業模仿，以提高自身的生產力。所以，進行研究的企業，應該較多是在行業生產力高的企業，這樣使用研究資金的成功機會較高。
有經濟學者分析中國企業生產力數據，發現在2001年，有進行研發和沒有進行研發的企業，生產力的差異不大，顯示研究資金錯配的現象比較普遍。但至2007年，有進行研發的企業的生產力，平均已比沒有進行研發的企業高出一截。這結果表示，企業研發的效率已逐漸提升。
其他數據也值得參考。根據美國專利及商標局的數字，獲批的中國企業申請人專利申請，在2016至2019短短4年間增加一倍，在2020年首三季更超越了韓國，緊隨在美國和日本之後。2020年德溫特全球百大創新機構，中國內地有3家企業上榜，分別是騰訊、小米和華為。美國和日本分別有39和32家。
完善制度配套促成轉型
能否順利完成經濟轉型，在世界領先科技創新國家佔一席位，除了研發資源的投入，還需要有完善的整體政策配套。如果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那創新發明或會被盜取，因而降低研發的回報，減少研發的誘因。如果金融和銀行體系主要支持國企的貸款，而不能有效把資金配置到生產力較高的私人企業，為科研融資，這也會減少科研的投放。
此外，新科技的監管制度，如何平衡創新企業和其他企業，以至消費者的利益，也是重要的課題。早前螞蟻集團上市，首先獲批，但到上市前一刻被四大金融監管部門約談，並突然宣布暫緩，最新進展是指阿里巴巴或涉壟斷市場行為。這些突如其來的政策轉變，增加發展創新科技的不確定性，可能令企業家對研發的態度更審慎。
參考資料：
Fabrizio Zilibotti
(2017) ''Growing and Slowing Down Like China''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5(5): 94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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