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10月4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
為了走出目前的困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9月初提出4項行動，其中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得到的效果等於零；委任兩名新成員加入監警會，也看不到有什麼作用；而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證明自己違背了七成市民的意願（見《明報》9月16日報道〈林鄭4招 七成半人不收貨 當中71％稱「最低限度」須獨立調查〉）。
特首上周落區與市民對話，總算打破過往與「自己友」閉門會面的形象，但一問一答只是各自表述，難說是一場對話。更糟的是，發言者誠意有加，特首卻諸多迴避。日後幾場「社區對話」，特首若仍沒有實質答案，恐怕踏出的一步，最終還是回到起點。
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特首解困的4招中，還有一項有待討論，就是政府擬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研究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這方面，其實社會早有共識——
第一，是土地供應不足，公私營房屋都異常短缺，港人的住屋狀况每况愈下，而市民為了解決住屋的需要，負擔愈來愈重。但土地和房屋短缺這深層次問題，也只是一種表徵，問題背後還牽涉一連串更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短期內不容易解決。
第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相比其他同等發展水平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的財富和收入分配都極度不平均。香港能夠維持相對的社會穩定（除了近幾個月的暴力衝突），主要是倚賴政府大力推行的社會服務制度，基層市民的生活因此得到保障，且有餘力培育下一代。不過，只要政府的社會服務政策稍有失衡，財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傷害，便很容易表露無遺，成為市民積怨的根源。
第三，自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以來，香港的政制發展長期成為港人爭拗焦點，也嚴重分化和撕裂港人。1988年，市民為了爭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選議席，開展了第一場抗爭行動。自此，每逢到了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選舉方式和相關議題都出現激烈爭拗，多次引起遊行和抗議，且把港人帶進對立和撕裂的深淵。可見，這個政制發展死結一日未解開，香港難有安寧可言！
深層次問題背後的根本成因
以上所提的深層次問題，借用現今術語，是構成香港現有困局的root cause，其他社會問題由此衍生出來，包括：近年出現的「劏房」現象、年輕人欠缺上流機會、政黨爭鬥不斷、政府得不到市民支持等。這樣，是否解決了這些深層次問題，表面的社會問題便會消失？這又未必。因為若然深入地看這些深層次問題，實在不難發現背後還有一些更根本的成因。這些根本的成因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自回歸以來，社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了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包括：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轉變、世界大環境變化帶來的轉變、港人生活方式因科技急速發展而出現的變化，最後是港人價值觀念的轉變。
以上所提的轉變或變化，未必意味港人必然放棄舊有的一切，例如港人的家庭觀念及待人處事的方式，孝敬長輩和仁愛清廉仍普遍受到重視。但在時代變遷之下，新一代着重的，離不開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根本的轉變，也深深地改變了市民對政府的期望、改變了年輕人對美好和理想生活的想法、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方式，也改變了港人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終極目標的看法。就是這些轉變，使以上所提的深層次問題，現在都較以往更難解决。例如收入不均，是否有了最低工資，差距便可接受？答案是否定的，因港人現在要求的，還包括一個公平和符合公義的分配制度，這樣貧富懸殊的深層次問題又怎可輕易解決？
深層次問題的研究有作用嗎？
現在特首煞有介事地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研究深層次問題，真的有作用嗎？首先，關於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問題，無論是大學學者、不同政治背景的智庫和基金，甚至是規模較大的政黨，過往都曾進行了不少有價值的相關研究，建議多可供政府制訂政策參考之用。就是政府本身，在曾蔭權出任特首的年代，每年曾撥款2000萬元供學者進行公共政策研究之用。
到了梁振英年代，這筆撥款由中央政策組負責管理，而筆者是當時審批委員會的主席。5年間，委員會可動用的款項超過1億元。到2017年筆者離任時，已完成的項目有40多項，我們於是舉辦研討會，由完成項目的學者匯報研究結果，並邀請負責政策制訂的司局長和有關官員出席。遺憾的是，參與的官員寥寥可數，出席的也不見他們熱中於與學者討論。我的結論是：香港其實不乏公共政策研究，問題是政府根本不重視學者所做的，也從來不認真看待研究的成果。官員的態度不改變，更多的研究也沒有用。
政府不重視研究，可舉土地供應作為例子。2017年特首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在諮詢過程中曾大量蒐集有關土地和房屋供應的資料，及深入探討市民的意見。而團結香港基金（上周又有新建議) 及其他民間關注組織，也發表了幾份極有深度和參考價值的研究報告。筆者真的不知道，政府還有什麼土地和房屋供應的問題必須邀請專家和學者來研究？政府若然仍要研究，市民只會覺得政府在拖延時間。
政府不重視公共政策研究
至於貧富不均的問題，回歸以前已有不少相關調查。記得在董建華出任特首的年代，有一次與學者見面時，筆者提出有50萬打工仔（外籍傭工除外）月入不到5000元，說明香港確實有不少窮人，而董建華也同意政府必須多做扶貧工作。到後來成立策略發展委員會，開始關注「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淤塞的問題，於是做了一份關於年輕人向上流動的研究報告，結論是政府應為年輕人提供更多求學和培訓的機會。這已是10年前的事，其後也有不少跟進研究。特首若然認為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真不知到了何時，政府才認為自己掌握了足夠數據？
關於港人價值觀念的轉變，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研究中心過去多年都有定期的相關調查，分析愈來愈細緻。只要政府留意這方面的報告，對市民的心態、國民身分的認同、價值觀念取向的轉變等，都應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政府若然仍要研究港人的心態，只證明自己對市民價值觀念的轉變，一向都是蒙昧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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