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自2019年4月1日 明報 觀點版 撰文：趙致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與國際研究博士生、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人氣高企的國民黨籍高雄市長韓國瑜「韓流來襲」，對民進黨執政以來低迷的兩岸關係是否別具意義，或作別論；但對同樣低迷已久的香港台灣關係又透露着多少喜與憂呢？早前韓訪港一天，被形容為獲港府「高規格」款待，特首林鄭月娥於禮賓府接見並共晉午宴，簽下8張近27億新台幣的訂單。好些輿論將此跟在香港九七回歸後獲相似高規格接待的台灣市長訪港之旅比較，但只要沒有忽略近年台港關係和兩岸關係勢態的變遷，在「中國新時代」香港地位的褪色，實在難再自欺欺人。
「戰略性模糊」優勢不再
其實跟「韓流」較堪比擬的，是18年前時任台北市長馬英九訪港之行，例如兩人都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訪港的國民黨市長（後來的台北市長郝龍斌、台中市長胡志強和新北市長朱立倫訪港會晤特首時，台灣都由國民黨執政）；都是當時黨內少有的魅力政客，被視為未來總統選舉熱門；兩人都獲香港特首以官銜高調接見。相比兩個月前訪港「一日來回」的國民黨台中市長盧秀燕，韓是得到更多鎂光燈和官方光環照應。依此推論，也許會認為台港進一步發展城市交流、重新加強香港在兩岸關係中的特殊作用，應大有可為？
台港關係在回歸前後是兩岸關係的重要橋樑，可惜近年的現實卻是這關係跌至不甚了了的低點。台灣陸委會正副主委都無法訪港；台灣駐港辦事處長盧長水原本於去年夏天履任，但至今仍未獲港府發簽證；香港駐台的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長甚至懸空多時仍未公布接任人選；雙方的對口機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的定期會面，自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中斷至今。我們之前另文提及（註），台港關係跌入如此低谷，跟兩地交流趨向「制度化」有關，窒礙了台港關係在兩岸政治中的「戰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減少了雙方在氣氛轉變甚或出現衝突時可以利用香港的迴旋空間。
大家當然不會忘記今天奉若誡命的「九二共識」，正是港英時代晚期國共代表在港商議的。馬英九於2001年訪港前不久，李登輝才發表過「兩國論」，兩岸口誅筆伐異常嚴厲，關係緊張。但第一屆「港台雙城論壇」還是順利在台北舉行，為兩岸保持溝通渠道。2000年民進黨上台執政，「港台雙城論壇」依然能續辦，馬英九訪港就是由「非官方」的香港特首顧問負責安排下出席，各方矚目，效果正面。當時香港在兩岸關係角色之吃重，可見一斑。
今天，港府處理對台關係愈來愈「制度化」了，首先在2002年將職責轉到政制事務局，再於2010年模仿兩岸中央交流的模式，成立雙方對口機構及辦事處。此舉表面上是加強了雙方非政治性的政策交流互通，然而卻大大削弱了台港之間在面對兩岸關係變化時（尤其是欠佳時期）或能發揮的靈活性。所謂行政部門的理智應對，其實是官僚出於對不確定前景的恐懼，為免被「問責」而做出偏向保守的決定。這些「制度化」後的香港對台工作的缺點，在2016年蔡英文上台執掌台灣後愈見明白。
國共交流模式下 香港今非昔比？
誠然，上述保守傾向既是台港關係淪於頹勢之因，更是近年兩岸關係交流新模式之果——北京對台政策自2000年代台灣變天漸次轉變。經2000和2004年對台選舉的強硬施壓不甚奏效後，北京雖然並不放棄其軍事威脅，也繼續力逼台灣接受「一中政策」（例如在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但同時藉着全球經濟自由化潮流，以經濟手段積極拉攏台灣不同勢力，當中重點對象之一，自是一向以「拼經濟」為主打的國民黨。
於是國共兩黨根據2005年連戰「和平之旅」的決議，開始每年舉行「國共論壇」（2016年改稱「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聲言要「加強兩岸合作交流」。這平台除提供國共兩黨直接對話機制（不論台灣是由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執政），近年更納入商界及公民社會團體；北京更不時因應台方代表的要求，單方面給予優惠，例如放鬆簽證限制、資歷認證等。難怪有學者認為「國共論壇」現時不單是兩岸溝通渠道的重要部分，更是國共兩黨在建立一個兩岸管治的新共識，將兩岸的經濟融合塑造成在經濟全球化下的一個自然過程。韓國瑜「不談政治只談經濟」的論述，正與國共交流的政經思維契合，這次「韓流來襲」也或可被視為這種兩岸交流模式的實踐。
在國共兩黨關係如此密切的情况下，香港在兩岸關係還剩下什麼角色？台港關係在2014年兩地爆發反建制的大型社會運動後變得更敏感，台灣政治人物不獲簽證訪港的事例比比皆是。能否想像韓這次如此高調訪港，港府沒有得到北京首肯？早前韓抵港，迎接的除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之外，還有中聯辦台灣事務部長楊流昌，這做法是之前台灣市長來訪所未見的吧？香港只是韓國瑜行程的其中一處（其餘包括澳門、深圳及廈門），只佔他7天之旅的一天，是訪問四地行程中最短的一站，是否反映他對香港的「重視」程度？特首林鄭跟他談的只是農漁產品合作、推動科技產業，其實都不是香港強項，特首卻反而沒提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半天之後，推銷一國兩制如何令香港「回歸祖國21年來取得巨大成就和進步」的工作，卻由駐港京官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親力親為。本文先不議論韓此舉有否「賣台」之嫌，卻在反思北京置香港於兩岸關係之角色於何地？
除了國共兩黨的交往，無黨派、盛傳是下屆台灣總統選舉熱門之一的台北市長柯文哲，也一直積極發展與大陸的關係，自2014年上任以來，已與上海市政府舉辦了4次「雙城論壇」，橫跨兩黨政府。然而，柯文哲對香港的相似邀請，卻得不到港府正面回應。這是否為突顯港府在「制度化」之後處理台港關係的官僚思維，寧願作出保守決定而免被問責，又添一例？在新時代中國兩岸交往新模式下，恐怕就算韓國瑜式的一次過到訪再多，台港關係得以突破僵局重復風光，實在難以樂觀。看看這次「韓風」吹遍閩粵，其實自馬英九時代迄今，台灣已有6名國民黨籍市長（包括台北、台中、嘉義、基隆、新北、高雄）八度訪問大陸城市，遍及上海、南京、廈門、寧德、深圳。過去10年來北京利用「城市外交」去做統戰工作，香港已不再是「專利戶」。今天香港對台關係的角色處境，也許最準確而無奈的總結，就是台灣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日前接受《明報》專訪時所說的：他很想去香港，但無法成行，相信被拒入境的政治壓力來自北京，「港府無能為力，我們也是理解」。
註：趙致洋、羅金義，〈香港與台灣關係——對制度化的反思〉，2018年9月24日《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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